一条文化传播的路线划出古蜀文明的开放包容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高大伟岸的青铜大立人像、神秘夸张的青铜面具等文物面前，总有人发出“三星堆简直像外星人手笔”的惊叹。，一条文化传播的路线划出古蜀文明的开放包容。
这是今人对三星堆瑰丽文明和古蜀先民杰出艺术的一种礼赞。考古显示，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甘肃马家窑文化为主的黄河文明和以湖北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明，就分别进入四川地区。正是文化的多元和融合，滋养了此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发展与辉煌。
那早在四五千年以前，这些外来文化又是如何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巴蜀大地？8月21日，“茂县营盘山遗址与古蜀之源”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的数十位考古学者汇集一堂，发布最新考古及研究成果。在近年持续不断的考古勘探发掘以及环境、动植物考古等高科技的助力下，古蜀先民从西北甘青地区迁徙和文化传播的线路图正在渐渐清晰。□本报记者吴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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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000多年前
他们从西北迁入岷江上游
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岷江上游进行中华探源工程的相关调查时，在茂县凤仪镇地处岷江东南岸的三级台地上，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营盘山遗址。在此后的考古发掘中，他们在茂县、汶川等地发现大量带有甘肃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特征的陶器、玉器等文物。
在三星堆两大祭祀坑1986年横空出世以后，人们开始苦苦探寻：更早以前，古蜀先民生活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在新津发现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间的宝墩古城遗址，和距今3000多年前三星堆刚好可以上下衔接。而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现，更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在这处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距今5300年至4600年间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基址、人祭坑、灰坑和窑址等遗迹，尤其出土的精美陶石器，表明这处遗址已经是当时的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介绍，在众多出土文物中，包括带有甘肃马家窑文化特征的彩陶罐、瓶、盆等文化遗存。这种公元前5800年左右开始的文化以彩陶文化为主要特征，大量水波纹、涡纹、圈纹等富于变化的图案和绚丽色彩，是其典型特点。
随着考古调查区域的不断扩大，考古人员又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茂县波西遗址出土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缽、尖底瓶等文化遗存，在金川县刘家寨遗址出土具有明显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特征的侈口深腹罐、折沿盆等文物。考古学者由此认为，这些遗存应是陇西南向南发展至岷江流域，并在岷江上游的核心地区形成的。而岷江上游地区，应是古代黄河上游文明进入岷江流域的文化通道，也是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陈剑表示，根据古气象学研究，全球在距今5000多年前有一次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可能造成了洪水肆虐。受气候变化或者其他因素影响，部分马家窑文化人群开始南下，沿着横断山区不断向南拓展生存空间。
在近年对营盘山遗址的植物考古中，考古人员从土壤中浮选的植物种子里也鉴定出以黍和粟等北方旱作农业结构为主。在距营盘山遗址不远、年代稍晚的下关子遗址，还发现极少量的水稻。考古人员认为，甘青地区的人群最初带入川西高原的农业品种是黍和粟，在经历和当地环境的适应与磨合后，才发展出适应环境的农业结构。
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史前时期，外部环境往往成为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营盘山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特别现象——当营盘山遗址在从距今5300年延续至4600年以后就消失了。直到距今3000年以后的青铜时代，人们才开始重新利用此台地。“这可能与距今4000年前的一次气候干冷化过程有极大关系。”陈剑认为，面对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营盘山人群应该是感到了生活不可持续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这片生息之地。幸运的是，此次干冷气候影响下，成都平原从沼泽变为平地，营盘山人群极可能就是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迁徙到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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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邡桂圆桥
古蜀人从山区走向平原的前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蜀先民从岷山峡谷向成都平原渐渐挺进。他们的线路可能有两条：一是从茂县翻越九顶山直接进入什邡，另一条则是顺岷江而下从都江堰进入平原。前者以桂圆桥遗址等为代表，后者则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提供着考古证据。
2009年，什邡桂圆桥遗址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在距今50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层，考古人员发现与茂县营盘山遗址特征相似的一批陶石器。成都平原最早的陶器——距今约5000年的侈口深腹罐就出自这里。而从地理位置而言，桂圆桥遗址恰巧地处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相交地带。与此同时，桂圆桥遗址发现的植物种子也表明这里的人们刚从山区直接进入平原。根据种子浮选结果，桂圆桥一期的植物样本结构与川西高原颇为相近，呈现粟、黍搭配的特点。
什邡和茂县仅九顶山一山之隔。从茂县到什邡红白镇的直线距离只有大约36公里，距离桂圆桥遗址只有大约70公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两地之间虽然道路险峻，但古代完全可能存在联系通道。在这种假设下，考古人员开始寻找相关线索。
2016年8月，居住在茂县九顶山山麓的余友强，向考古人员展示了在九顶山筲箕塘发现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石斧。同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石亭江上游区域的考古调查中，也在什邡洛水镇洛城村石亭江出山口的河流冲击地层中，发现桂圆桥时期的陶片，“这说明石亭江上游峡谷地区，可能存在桂圆桥时期的遗存。桂圆桥遗址一期的先民，应该是翻越九顶山以后，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进入什邡。”
2012年，什邡箭台村遗址的发现，为古蜀先民从山地走向平原，并最终向三星堆等腹地挺进提供了更多的证据。箭台村遗址位于什邡市区西南，东南距桂圆桥遗址约4公里、距三星堆遗址13公里，遗址时间从距今5000年持续到距今2000年左右。这里出土了种类繁多的陶器，其中包括三星堆时期很典型的黑皮陶高柄豆、鸟头勺等器物，陶片类型70%与三星堆相同。这些发现，引发考古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刘章泽表示，箭台村遗址的发现，把桂圆桥一期、三星堆一期以及三星堆文化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地区性文化发展序列，“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古蜀先民从山区到达平原后，从桂圆桥开始发展，在周边的箭台村发展成大型聚落，他们是古蜀先民最终抵达三星堆的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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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多元融合
滋养出辉煌三星堆
文化通道的存在，让夏商时期的中原文明以及长江中下游文明也翻越崇山峻岭抵达成都平原，文化的多元和融合最终滋养了古蜀文明的发展与辉煌。
这从三星堆众多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中能看出端倪。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表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具有河南二里头文化（公元前1750-1530年）特征的文化遗存，自1929年三星堆在月亮湾燕家院子被发现以来就不断出土，“其中的几件牙璋，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作品。”1976年，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处可能是祭祀坑的遗迹，其中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也被他认为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或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制作的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遗存。朱乃诚还发现，同时出土的一件玉刀，是利用二里头文化的残断玉牙璋改制的。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一醒惊天下，其中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两件玉璋，“原件应是牙璋，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作品。”
和中原文化相似的器物，在此后的发掘及研究中不断被发现。三星堆还出土一件带有明显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盉。在考古学上，将不同考古学文化区分开来的标志，通常使用陶器组合。因为陶器使用最普遍、器形变化最敏感，最能体现区域人群日常生活概况。没想到相隔千里的两地，陶盉造型均是“三条腿、手叉腰、顶上半开”的造型。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陶盉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成都平原从来就没有用陶盉的传统。突然出现器型非常成熟的陶盉以及其他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器物，只能是文化输入的结果。
考古人员还发现，在二里头文化之外，三星堆、金沙遗址还发现甘肃齐家文化的玉琮和玉石璧。此外，盐亭县曾出土过一组10件的列璧，这种列璧现象也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在朱乃诚看来，目前所知的三星堆文明最初的一批高档次文化遗存分别是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他们一起构成古蜀文明、也即三星堆文明的主要文明因素源。
这些外来文化元素，极可能就是通过以茂县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岷江上游地区，进入成都平原。
朱乃诚说，目前营盘山、刘家寨等遗址发现具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汶川县则发现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的遗存，说明在比马家窑文化更晚的齐家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时期，岷江上游这条连接陇西南和川西北的文化通道仍在发挥作用。
把视野从四川投放到更遥远的陇西南地区，这里分布着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而在天水等地的齐家文化中，还发现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大批二里头文化的高档次文化遗存。由此，一条文化传播的时空通道可以清晰勾勒：河南二里头文化不仅对齐家文化产生了影响，其部分精华也可能随着族群向陇西南的迁徙而转移。当二里头文化进入陇西并融入齐家文化，完全有条件由陇西南通过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并最终促成三星堆文明的形成。
偏居西南的古蜀文明从未孤立存在，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先民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拥抱着各方文化，最终成为世界青铜文明的一颗耀眼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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