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的传说与史实（下）
段渝李强摄
讲座现场。
□段渝
目前所见提到禹的青铜器有西周中晚期的《遂公盨》，春秋时期的《秦公簋》《齐侯钟》《齐侯镈》，以及东汉时期的石碑《巴郡朐忍令景云碑》。遂公盨铭文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意思是根据山势，疏导河流；根据田土的优劣征收贡赋。铭文禹的传说，与《诗》《书》是一致的。《秦公簋》《齐侯钟》《齐侯镈》都提到“禹迹”。而《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说“术禹石纽、汶川之会”。都表明大禹是活生生的人王，而不是所谓天神。
古史传说禹生于西羌之地的石纽。“禹生石纽”是先秦汉晋累世相传的旧说。在现存历史文献中，较早传述这一史实的是战国时代的孟子。皇甫谧《帝王世纪》引《孟子》说：生石纽，西夷人也。所谓“西夷”，是指西羌而言。“夷”是泛称，战国时代用以指称非华夏的中原周边族类。《孟子》这里所说，意指石纽为西夷之地，是说禹的出生地在西夷石纽，是指其原籍而言，并不带有任何鄙夷贬抑之义。
四
禹出西羌
孟子的这一说法，与司马迁之说完全一致。《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道：禹兴于西羌。汉初重臣陆贾在所著《新语·术事篇》中也明确说道：大禹出于西羌。汉昭帝时桓宽所著《盐铁论·国疾篇》亦明确指出：禹出西羌。
上述载籍表明，禹是西羌之地石纽地方的人。西羌何在呢？西羌的地域范围很广，总的说来，在中国西部甘青地区和川西高原岷山地区。“禹出西羌”，就在这一大片地域内。
既然禹出西羌，地当中国西部地区，那么，禹生石纽，石纽之地就应当在这一大片地域范围内。那么，石纽究竟在哪里呢？
历史文献关于石纽的所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或说在今汶川，或说在今茂县，或说在今北川，总之不出岷江上游和沱江上游地区，即在今天四川省的阿坝州和绵阳市境内。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说“术禹石纽、汶川之会”，是说大禹曾在石纽和汶川举行过盟会。当然，学术界对此还存在争论，这是正常的。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能够最终证实这个问题。
在中国古史传说里，黄帝后裔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黄帝之子青阳的系统，另一个系统是黄帝之子昌意的系统，高阳（帝颛顼），高阳之后分为穷蝉、鲧、偁、蜀等几大支系。
禹与蜀同属黄帝孙子帝颛顼的系统。历史文献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高阳长后，东进中原，建都帝丘（今河南濮阳），立为帝颛顼，又“封其支庶于蜀”，子孙中的一支仍留蜀地，说明蜀与黄帝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而禹为夏代开国之君，所以，蜀与大禹同样具有很深的历史和亲缘关系。
《华阳国志》记载广柔县境为大禹圣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佑之”。《水经·沫水注》也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神所佑之也。”广柔县大约包括今天四川省阿坝州的汶川、茂县和绵阳市的北川等地区。文中的夷人是对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则指氐羌族群。氐羌族群对禹顶礼膜拜，奉为神明，大概同景云碑所记述的“禹石纽、汶川之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对禹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除这个地区外，是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由此不难知道，这一地区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的渊源关系。而川西北地区古为羌人居域，因此显而易见，禹兴西羌是川西北地区羌人的传说。这种关系表明，大禹的传说确实有着深厚的西部底层。
五
导江为沱
大禹因为治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相传的英雄。大禹治水，决江疏河，他治理长江洪水，是从江水上源岷江（古人认为岷江是长江正源）开始的。《舆地广记》卷三十说：“《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十分正确。
大禹导江，治理岷江上游洪水，主要功绩是从岷江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用来分引岷江洪水，这条人工河道称“沱”。《尚书·禹贡》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称为“沱”呢？按照《尔雅》的解释，出于江又还入于江叫沱，《说文解字》则解释为“江别流也”，就是从大江分别出一条水道，这条水道又还流入大江。大禹开挖的这条人工河道，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历代注疏家的意见，是指“江沱”。按照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以及其他诸书的看法，江沱的进水口在今都江堰南马尔墩。江沱在这里首受岷江后，东行经徐埝河故道，东注于毗河，向东直入金堂峡，汇入沱江后南行，在今泸州市还入大江。
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目的，在于解决成都平原常年遭受的岷江水患问题。四川盆地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整个盆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天然水系的分布由此也多为西北东南向，加上成都平原东南边缘有龙泉山脉一道门槛，造成排水困难，所以每当岷江上游山洪暴发，倾泻于成都平原时，平原就会遭受水灾。大禹治理岷江洪水，就是根据地势和水系分布，尽量把分洪水道安排在平原中部偏北，方向与天然水流交叉，采取自西往东的方向，以顺应地势和水情。这样，就便于沿程拦截暴雨径流，向东集中到沱江金堂峡这个口门泄走。这种根据地势和水情而设计实施的分洪工程，即使在现代水利科学家看来，也是十分合理的。
由于大禹治理了岷江洪水，从川西北到川西南都得到了开发，农业发展，水利兴旺，道路开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四川历代建有禹庙，铭记大禹治理洪水之功，而大禹治水的精神，也为四川人民世代景仰、继承和发扬。
六
酋邦时代
虽然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在尧舜时代已有了初步统一的复杂酋邦，但是到大禹时代，仍然是“天下万国”，各自为政，没有统一。
大禹由于治水成功，被舜帝选定为继承人。大禹为舜守孝三年后，“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天子之位，南面朝诸侯，国号曰夏后，姓姒姓”。大禹继位后，在会稽召开诸侯大会，天下各路诸侯手执玉帛，前往朝拜。这时的大禹，俨然已是天下共主，为完成建立夏王朝的宏伟大业，大禹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征战，征伐同姓和异姓诸侯或酋邦。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大禹分三个步骤实施其为建立夏后氏一家天下的方略：一是诛杀防风氏以正国之纲纪，二是讨伐有扈氏以消除同姓诸侯中的异己，三是征伐三苗以达天下咸服。
大禹会诸侯会稽，为诸侯计功，也就是考核诸侯的政绩，并以此定赏罚。在会稽大会上，防风氏违抗指令，姗姗来迟，于是禹为严肃纲纪，杀掉防风氏，示众诸侯，以此警示诸侯，以达到“万国定”的目的。
史籍记载大禹曾讨伐有扈氏，在甘地与有扈氏进行大战。有扈氏是禹的同姓诸侯，本应是禹所建构的夏王朝的一个重要层级，是夏后氏国家政治秩序中的重要一环。但有扈氏上不敬天象，下不重大臣，无视纲纪，严重破坏了夏后氏的政治秩序，所以招致大禹的大加杀伐。禹杀有扈氏，稳定了夏王朝家天下的政治秩序。
先秦史书大多都提到“三苗数为乱”，可见三苗确是屡叛不服。据诸史记载，尧和舜都征伐过三苗，但没有从根本上打击三苗，故而三苗再起，所以才有禹征三苗的强大军事行动。
大禹征伐三苗，彻底平息了三苗的叛乱，扫清了他建立夏王朝的道路。
经过三大战役的胜利，大禹已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以胜利者的姿态造成了天下咸服以至一家天下的既成事实，为夏王朝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是被孔子所肯定的“小康”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此前则是“大同”社会。大禹传子夏启，开创了国家文明，也就是开创了小康社会。大同代表着史前社会，小康代表着文明社会，大禹既是大同社会的终结者，又是小康社会亦即文明社会的开创者，是从大同社会迈进小康社会的关键性和标志性人物。
小康社会是从禹传子家天下、确立王位的世袭制度拉开序幕的。先秦文献关于大禹传子的事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一种是大禹传子于启，另一种是大禹没有直接传位于启。《孟子·万章上》认为禹没有直接传位与启，而是荐益于天，但世人并不拥戴益，而是拥戴禹子启，然后说“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又说“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孟子既肯定禹传位于益，又肯定启承继禹的合法性，而把这一变化原因归结于天。《韩非子》的记载则与之相反。《韩非子》记载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这或许是禹传子家天下的真实内容。大禹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段，并非首创，他实际上是效法尧。《韩非子》卷十四《外储说右下》记载苏代说燕王曰：“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韩非子·说疑》还说：“舜偪尧，禹偪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时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之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名焉。则咸足以令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韩非的说法，应该有其所本。
七
九鼎传承
大禹传子，建立家天下的夏王朝，“小康”社会由此肇端。小康社会被孔子视为“天下为家”的产物。孔子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一禅一继，分清了禅让制和世袭制两个不同的时代，明确指出世袭制开始于夏后氏。《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同样指出包括世袭制在内的小康社会始于大禹。
其实，不论禹是否传子启，总之禹开启了有夏一代的历史纪元，而禹子启承继禹之天子之位，确立了世袭制，使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转变为天下为私的小康社会，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家天下的国家这一新型政体，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西汉文献《风胡子》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也就是说，到大禹时代，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被认为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同义语，这意味着大禹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
为巩固刚刚兴起的夏文明，进一步加强夏王朝的统治，大禹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收缴各地诸侯的战略物资，用收缴的铜料制作“九鼎”，据以征收贡赋。《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可知九鼎是在禹征服了“九州之牧”即众多古国以后（所谓“牧”，即古称的“长”，“九牧”实即九州之长），运用其至高无上的国家君主权力强制性地收缴九州的铜料，集中铸造出来的。《汉书·郊祀志》也记载：“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禹铸九鼎的目的，《左传》宣公三年的记载可谓一针见血：“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可以看出，禹是为了控制天下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将各地的重要资源和财富制成图像，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垄断资源的象征和征收贡赋的依据，所以说是“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淮南子·原道》云：“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务，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正是对禹铸九鼎目的的正解。
古代文献说明，夏、商、周三代每一次王朝代兴，九鼎都随之易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而秦图王业，也要首先“据九鼎，案图籍”。可见，九鼎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史书记载周武王伐纣，“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春秋时代楚庄王“观兵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都是对九鼎的政治内涵和国家政权象征性质的极好说明。
由于垄断了基本的战略资源和财富，垄断者必然是具有最高统治者资格的政治权威，而铸有天下资源和财富图像的九鼎也就成为握有最高政治经济权力和天下社会财富的最高象征物。由此可见，九鼎是在中原古国从酋邦演化到国家的过程中被禹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物制作出来的。因此，九鼎从象征系统的角度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它既是野蛮和酋邦制社会结束的物化标志，又是文明开创和国家形成的物化表现。
八
允执厥中
大禹作为率领华夏先民走出洪荒的第一人，既是治理滔天洪水的千古功绩影响后世深远的贤人，也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帝王。那么，在当下的重要精神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大禹是有大无畏的治水精神，史前时期，全世界都发生过大洪水，得到过地质学的证明。大禹的时代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处于冰川末期，冰雪融化，洪水泛滥，如古苏美尔的“诺亚方舟”。但在对待大洪水的态度和作为上，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却大相径庭。苏美尔诺亚方舟是避水，而大禹在大洪水面前不但没有逃避，相反是与大洪水英勇搏斗，治水十三年，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气度战胜了洪水。大禹治水不是一个人治理，天下九州，九州百姓都要参与他的治水伟业，他才能治服各地的洪水。
大禹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大禹的这个思想，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渊源，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有着重大意义。后世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即来源于大禹，在历史上影响十分巨大。以民为本，这点非常重要。本固邦民，一个国家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老百姓，是民众，只有民众安稳了，安定了，国家才能够安宁，这就是民本思想。从世界范围来看，大禹是最早提出民本思想的，欧洲很晚才出现民本思想。
大禹还有一个重要精神是允执厥中。什么意思呢？和谐，这不是折中主义，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来自于允执厥中，按照大禹的说法要正德，就是修身，以身作则。提倡和谐，建立和谐社会，也就是“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指修身，以身作则。利用是指善于利用一切资源。厚生是指注重民众的生活，为民众着想，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惟和是指和谐，以和为贵。这种思想从尧到舜再到禹，一脉相承，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大禹身上所闪光的精神，不仅是四川人民的精神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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