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糟的小说结尾：从此以后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编者按】
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曾任英国知名出版社哈钦森（Hutchinson）、霍德与斯托顿（Hodder & Stoughton）的出版发行总监，并创建了理查德·科恩出版公司（Richard Cohen Books），经他编辑的作品曾有多本荣获普利策奖、布克奖、科斯塔奖等，超过二十本书曾位居英美各大畅销书榜单之首。科恩曾担任两届切尔滕纳姆文学节主席，并以客座教授身份在英国金斯顿大学教授了七年创意写作课，《像托尔斯泰一样写故事》是毕生致力于读书与图书事业的科恩关于小说的洞见，本文摘自该书第12章《终结的感觉》，由澎湃新闻经后浪出版授权发布。
小说的结尾，就像孩子的晚宴派对结尾一样，一定要有蜜饯和糖果。（安东尼·特罗洛普《巴彻斯特教堂尖塔》）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小说。（《不可儿戏》中的普利斯姆小姐，曾写过三卷本小说）
安东尼·特罗洛普和奥斯卡·王尔德都以自己典型的方式承认，人们渴望小说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当然，我们期待任何故事的结局都皆大欢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此尤为热切：最后一章被称作“上升式结尾”，亨利·詹姆斯将其讽刺地描述成“分配奖项、津贴、丈夫、妻子、婴儿、财富、附加段落和愉快的评价”。詹姆斯开创了“开放式”结尾的先河，常常在故事或小说的对话中间切断。《大使》的结语是：““然后我们就到这儿了。”斯特瑞泽说道。”戴维·福斯特·华莱士在《系统的笤帚》（The Broom of the System）中给了更好的结尾，在句间戛然而止——里克·维格罗斯试图诱惑优雅的明迪·麦陶曼，说：“I”m a man of my.（我是一个我这样的人。）”也许华莱士这样收尾是为了回应编辑的要求——换一个“精彩的有戏剧性的结尾”。
尼采说“创作结尾”时需要花点心思——让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带着不可避免性结束。索尔·贝娄称自己缺乏“写出绝对结尾的意愿或能力”，并补充道：“有时我认为自己书中的喜剧就是对这种缺乏定论的讽刺。”结尾之难，众所周知。为了给故事找到合适的结局，作家们可能会绞尽脑汁。最后几页一定要有分量吗？要是男女主人公死了会怎样？如何让松散的结尾紧凑起来？美国电影业有一个特殊的术语，用来指代向其他人物和观众解释情节的虚构人物。在好莱坞工作的老友史蒂夫·布朗告诉我这种故事讲述者叫“解释者欧文”，称之为莫里斯、杰克、山姆也很常见。在悬疑故事中，最后通常会有一位警察或私人侦探，在一间满是嫌疑人的屋子中解释作案者、作案动机和作案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也许源自意第绪剧院。
在经典之作《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弗兰克·克蒙德审视了小说结尾的方式，这是他对史上终极思考模式综合调查的一部分。他写道：“我们当然不能没有结尾；书籍最大的魅力之一是它们不得不结束。”然而，对读者来说，小说的结尾往往不够令人满意。陈词滥调、重复的语言、主线没收尾、虎头蛇尾——各种各样糟糕的结尾。在一个名为“Landless”的博客中，有一篇叫《十种最糟的小说结尾方式》的博文，上榜的结尾方式有：“从此以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感谢老天，这只是一场梦……是吗？”“从那天起，迷雾之谜仍未被破解。”这样的结尾看起来似乎总是那么随意，那么迁就，不够真实。但克蒙德承认：“小说会结束；也许可以避开太绝对化的结尾，但总要结束；这是一种假装的停止，一种“表面上的耗尽”。”然后他郑重地补充：“结尾，仅当不是被动的，且为事件带来清晰的改观时，才算结尾。”
这个要求很高。乔治·艾略特几乎无法应付结尾的困境，并承认《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结尾并不是很有效：是自找麻烦。“大部分作者都不太擅长结尾，”她补充道，“部分问题出在结尾本身的性质上，它最多只能算一种否定。”
1872 年《米德尔马契》出版，这是一部四卷本小说， 那时三卷本小说更为常见。在写作时，艾略特就被要求估测全书长度，她感到“一阵战栗”。她表示该书的长度不会超过萨克雷的某些作品，“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简短地写完自己想讲的故事”。但她一直都在为此焦虑，最后一部分发表前（最初以连载形式出现）的一个月，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米德尔马契》的结尾会让人失望的，做好心理准备吧。”她随即决定，加上一篇类似于详细列举主要人物命运的“尾声”，就像电影结束时那样。
“每一道界线既是开头，也是结尾。”她在开头写道。“与这些年轻人相伴甚久，别后谁不想知道他们日后的命运呢？”接着就是长达9页描述弗雷德·温西、玛丽·加 斯、本和莱蒂·加斯、利德盖特和罗莎蒙德、多萝西娅和威尔·拉迪斯劳的详细命运。没写的一个人物是洛维克牧师卡姆登·法尔布拉泽，他未能赢取玛丽的芳心，还输了新医院的神父选举。读者感到乔治·艾略特真心同情这个人物，但也明白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注定会充满失望和悲哀，对该人物的感情让她无法写出后来发生的事。
然而，这段总结了整部小说的段落，是乔治·艾略特最好的结尾之一。对此较有代表性的评价来自《纽约客》作家丽贝卡·米德（Rebecca Mead）讨论《米德尔马契》的新书，书中她评价结尾“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文学史上最令人赞叹的结语”。当米德发现艾略特的初稿时，“就像发现莱昂纳多曾试图为蒙娜丽莎画的翘鼻子一样，效果很不一样”。原文写道：
她广泛地影响了身边的人；这世界日益增添的生机，毕竟主要取决于那些没有历史意义的行为，对你我而言，生活没那么糟糕，可能得归功于众多沉睡在无名之墓中、走过高尚一生的人们。
修改版很相似，但有重大区别：
她（多萝西娅）广泛地影响了身边的人；这世界日益增添的良善，部分取决于那些没有历史意义的行为，对你我而言，生活没那么糟糕，可能有一半得归功于众多满怀信念走过平淡一生、沉睡在无名之墓中的人们。
正如米德所言，句子的乐感及其承载的意义变了。原稿中用的不是“这世界日益增添的良善”而是“这世界日益增添的生机”，立刻就没那么具体感人了。删除的词组“毕竟”有一种劝说的意味，破坏了整段文字庄重的权威性，若用“主要取决于”替代“部分取决于”、用“归功于”替代“一半得归功于”，流露的基调就会比定稿更乐观，而据米德的分析，定稿带着“难以抗拒、令人忧伤的庄重”。最后一个逗号后词序的调整，也增强了呼应感。在草稿中，走过平淡一生的人们，过的是“高尚”的生活，这个词指的是道德品质被他人认可；定稿的“满怀信念”则将重心从外在观察者的判断，转向了强调其内在信念，也让艾略特笔下走过平淡一生的人们更卑微，却更丰满。“我怎么看《米德尔马契》？”艾米丽·迪金森1873年在给家中同辈亲戚的信中写道，“我怎么看辉煌之作？”
艾略特最初写的是连载小说，所以没多少时间修改。倘若没有时间压力，作家可以没完没了地修修补补。在1958年的采访中，海明威称自己将《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的结尾修改了“39次才满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他实际上写了47种结尾，有的坦率直言，有的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文字长度从短句到几段不等。
在评论家所称的“虚无的结尾”中，海明威写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了。凯瑟琳死了，你也会死，我也会死，这是我唯一能向你保证的。”在“婴儿生存的结尾”中，故事圆满结束：“除了死亡没有结尾，出生是唯一的开端。”34号结尾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建议的，他提议海明威写“这个世界打垮每一个人，即使没被打垮也难逃一死……它公正地杀死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和最勇敢的人。倘若你不属于其中一类，那肯定也会被杀死，不过没那么快。”
这些思考都没写进终稿，终稿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但等我把护士赶出去，关门，熄灯，一切却无济于事。我好像在同雕塑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酒店。”结束。说离开所爱女人的尸体，如同向雕塑告别一般，听起来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也许海明威应该接受菲茨杰拉德的建议，或选用之前某个版本的结尾。然而，他的选择避开了一种常见的诱惑：选用重大的宣言、得来不费力气的压倒性观点或折磨人心的句子，但那样可能会写过头（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当然，这种结尾也可以用——不过很难成功。
朋友的建议可能好也可能坏。1861年6月，查尔斯·狄更斯将最后几章送给印刷厂，此刻他认为自己给《远大前程》安排的结局很合适，写完后就去和朋友爱德华·鲍威尔里顿相聚放松一下，鲍威尔里顿是一位著名的罪案和历史小说家，狄更斯决定把终稿拿给朋友看。
这一版中，匹普听说蠢货本特利·朱穆尔已死，他心爱的艾斯黛拉不动声色地改嫁了一名乡村医生。在小说的最后三段中，匹普东行两年后归来：
我又回到了英格兰——回到了伦敦，和小匹普一起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此时一个仆人追过来，问我可否往回走一点，一位马车中的女士想同我说话。这是一辆小马车，这位女士自己在驾车；她和我无比忧伤地对视着。
“我变化很大，我知道。不过，我想你也想和艾斯黛拉握握手吧，匹普。举起可爱的孩子让我吻一下！”（ 我猜，她以为那孩子是我的。）
之后，我为这次相遇感到庆幸；因为从她的脸、声音还有触摸中，我都确信她所遭受的痛苦不只是来自郝薇香小姐的教训，她也明白了我当年的一片真心。
这版结尾新颖独特，狄更斯很喜欢：“（这个）结尾没有用这种事情老一套的发展趋势。”但鲍威尔里顿建议，别用这么令人沮丧的结尾。狄更斯不太确定，又去请教密友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鲍威尔特别担忧，觉得我应该把结尾改了……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于是我重新做了调整。整体而言，我觉得改完后更好一点。”在新版结尾中，匹普在萨迪斯宅废墟（郝薇香小姐布满蜘蛛网和灰尘的故居）与艾斯黛拉相见，最后一句话从“影子告诉我，我将不再与她分开”变成“我没看到再次与她分开的影子”。
然后，狄更斯给朋友（最后也成了他的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写信：“也许你会感到惊讶，我把《远大前程》中匹普回到乔那里之后的内容改了……我加入了一小段文字，我相信修改后的故事更容易被接受。”这段更改几乎被用在了所有当代《远大前程》的版本中，在结尾中，匹普和艾斯黛拉在萨迪斯宅见面：
“我几乎没想过，” 艾斯黛拉说，“ 会在离开这个地方时离开你。我很高兴。”
“你很高兴再次分别，艾斯黛拉？对我来说，分别是痛苦的事情。对我来说，我们上一次分别的痛苦记忆犹新。”
“但你告诉我，” 艾斯黛拉认真地答道，““上帝保佑你，上帝原谅你！”如果当时你能对我说那样的话，现在也会毫不犹豫地这么说——我现在的痛苦比其他所有教训都强烈，让我知道了你当年的一片真心。我已经屈服了，被打垮了，但——我希望——自己成了更好的人。像原来那样，体贴我，对我好吧，告诉我，我们还是朋友。”
“我们还是朋友。”我说道，当她从长凳上起身时，我站起来弯下腰。
“分开后还是朋友。”艾斯黛拉说道。
我握住她的手，一起走出了这个荒芜的地方；我最初离开这里时，晨雾升起，现在正如当年一样，暮霭升起，在弥漫的柔光中，我没看到再次与她分开的影子。
这是“萨迪斯宅结尾”，通常被认为暗示了艾斯黛拉和匹普（他往往通过否定反面表示肯定）一起走进落日，但最后一句话很含糊。尽管他们携手离去，但艾斯黛拉刚刚表示自己希望单身（“分开后还是朋友”），而几页之前匹普也告诉比迪，他还想过单身汉的生活。携手可能只是友谊而非爱情，也许我们应该将匹普最后的话理解为，他们对过去之废墟的道别已经终结，因为从情感上来说，所有苦涩或误解都消除了，无需再相见。“如果狄更斯希望匹普和艾斯黛拉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评论家鲁伯特·克里斯蒂安森（Rupert Christiansen）指出，“他可以轻易地说出来，像在《大卫·科波菲尔》《小杜丽》《荒凉山庄》中那样，多说几句。”
尽管1862年以后这个结尾是标准版，第一版结尾写着“影子告诉我，我将不再与她分开”，而手稿则是“我看到影子不再与她分开，合二为一”。第一版笨拙的措辞显然是暗示婚姻，而原稿更明显，暗示匹普和艾斯黛拉终身相伴。然而，狄更斯划去了这几种，改成了模棱两可的结尾。他最终的选择让人想起希拉里·曼特尔《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的结语，这是虚构托马斯·克伦威尔生活的第二部：“没有结尾。如果你认为有，你就被它们的本质欺骗了。一切都是开始。”
现代小说家，尤其是人们评价较高的那些，总会避开感情用事：没有“上升式结尾”，而是偏向“渐行渐止”。塞缪尔·贝克特伟大的三部曲《莫洛伊》（Molloy）、《马龙之死》和《无法名状》（The Unnamable）是这么结束的：“你必须前行。我无法前行。但我仍会前行。”这是关于写作和生活的双重描述。他最后一部散文体短篇（两千词）《冲动依旧》（Stirrings Still）结尾是：
诸如此类，他的脑海如此混乱直到内心深处一无所有，只剩下越来越微弱的“哦”直到最后。无论如何无论何处。时间、悲伤和所谓的自我。哦一切都将结束。
这处结语似乎是存在主义者的呼唤，这是一种对结束生存的渴望，更别提给小说收尾了。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说，这都是难以承受的。《冲动依旧》于1989年3月出版，贝克特逝世于同年12月。
也许我们面对的是形而上学和信仰层面的问题。所有的小说家都要对抗“有时限的现实的沉闷风车”，但问题是如何做决定，就像《麦克白》中第二位女巫所说的：“何时喧嚣结束/何时战争分胜负？”部分莎剧的结尾，或许满足了某种重塑秩序的需求，却显得令人扫兴。我们真的需要福丁布拉斯面对哈姆雷特的尸体滔滔不绝、需要维罗纳亲王告诉我们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死是件伤心事、需要《麦克白》结尾处马尔康姆的话吗？故事如何结束，受到相应时代文化或艺术形式的塑造，也会受到读者或观众期待的影响。我想起了一幅老漫画，一位作家闷闷不乐地坐在打字机前，文字说明写着：“哦见鬼……突然一阵猛烈的炮火，他们都倒地而死。全剧终。”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在结尾处都有大量人物死亡，因为大部分读者都有心理期待。如果达西告诉伊丽莎白自己不能娶她，因为他需要去找寻自我——或更糟糕，他意识到自己依然爱她，并在小说前半部分就表白，那样《傲慢与偏见》便无法成为经典之作。
简·奥斯汀在《诺桑觉寺》中承认，由于篇幅越来越短，作家不能掩饰故事即将结束。约翰·福尔斯为《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写了一个仿维多利亚式的“上升式结尾”（查尔斯和厄妮斯蒂娜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我们并没上当，因为该书还剩四分之一。随后的情节是查尔斯追求莎拉，福尔斯进一步向我们暗示了两种可能的结尾——一种是快乐的，另一种则是不快乐的。他邀请我们做出选择，但偷偷暗示我们第二个更真实，因为它更具开放性，它预示着生活会继续，会走向不确定的未来，会有更多的期待。
所幸，许多小说的结尾令人满意。精彩案例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米德尔马契》、《呼啸山庄》（我深谙世故的牧师校长总是说，它的最后一段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工巧的）。这四部小说的结尾都被视为经典，的确如此。
在吐温故事的结尾，哈克贝利·费恩仍然不受约束，仍然渴望爱，他的乐观是以典型的吐温式的讽刺呈现的：
不过，我想我得继续找更远的地方，因为莎莉阿姨要领养我，要让我变文明，我受不了。我试过了。
哈克全部的道德危机感、所说的谎言以及所打破的社会惯例，都被揭露为游戏的一部分。甚至吉姆被解放了的事实，也被抺去了：生活终将以不完美、模糊的境况呈现，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头脑和心灵，而这正是哈克打算做的。
找到合适的基调很重要，让读者为最后的欢呼做准备。《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时带着挽歌式的悲观，让人想起卡拉韦（Carraway）的话，“那些我几乎想起的事，永远难以言说”——
盖茨比信任这道绿光，信任在我们眼前终将逝去的激情未来。它曾离我们很远，不过没关系——明天我们会跑得更快，胳膊舒展得更开……在一个美丽的清晨——
我们继续着，逆流而上，不停击退潮流努力回到过去。
声音是忧伤的、怀旧的。也许《呼啸山庄》的结尾亦是如此，但还有宁静，甚至有一丝柔情，因为希斯克利夫最终在教堂边缘的长草下安眠于凯瑟琳身旁：
在仁慈的天空下，我在他们周围徘徊：看飞蛾在石楠和风铃草间扑闪，听草间微风轻盈的呼吸，我不禁思索，谁会想到那平静的土地下躺着不安分的沉睡者。
这三处结尾——还有之前引用的《米德尔马契》的结尾——都没有分发奖品、津贴或愉快的结局，每一个可能都引人发问：“那后来呢？”也许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灵魂永远在石楠中奔跑。然而，作者已经交代了主要情节，一段旅程已经完结，这让我们伤感，但还算令人满意。
故事的结尾也是所谓的“净化释放”，读者内心的强烈情感最后会大爆发。但故事为何一定要结束？对主人公后续发生的事情，狄更斯和福尔斯都很含糊，托尔斯泰却很确定。《战争与和平》结尾的100页很有名，以两部分尾声呈现，第一处详细叙述了皮埃尔和娜塔莎7年后的婚姻生活——很多读者宁愿没有那些多余的篇幅，他们没什么想象的余地了。
我们自然期待婚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社会认可的亲密结合，还有更多内涵，至少在文学中是如此。弗朗辛·普罗斯说：
我们愿意相信存在永不消逝的爱，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永远在混乱和连贯、幸福与心碎之间摇摆，我们只能听天由命。所以我们总是倾向于站在忠贞不渝的伴侣这边……
许多现代小说反对忠贞不渝的伴侣，但即便如此也需要让读者的感情升温，直至沸点。什么才是让故事结尾具备“净化释放”效果的最佳途径，人们各抒己见。然而，也许到最后，我们会跟随直觉结束故事。
《像托尔斯泰一样写故事》，[英]理查德·科恩 (Richard Cohen) 著，徐阳译，后浪出版·大象出版社2019年12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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