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新秧歌运动的兴起
姜茂林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公木、贺敬之、何其芳、刘炽等一大批鲁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深入到群众之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伟大号召，深入陕北绥德、米脂、子洲等地闹新秧歌，采集民歌，搞创作，从此，陕北新秧歌运动像星星之火一样，很快燎原于陕北大地。新秧歌无论在艺术上、形式上以及内容上，与旧秧歌相比，都有新的突破，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艺术特点上有了新突破。陕北新秧歌可以用“扭、摆、走、唱”四个字概括。扭是动律变化的关键，摆是动律变化的特点，走是动律变化的基本形式，唱是基本内容。扭、摆、走、唱是个整体的连续动作，扭中有摆，摆中有走，走中有唱。当然，唱与扭、摆、走在一定程度上略有区别，扭、摆、走必须是大家同时进行的动作，而唱大都是在摆、走中进行的，但也有时是单独领唱的。不论是扭、摆、走中的演唱，还是单独领唱，它与秧歌舞蹈是互相配合、互相映衬的，不仅是舞蹈的解说词，也是抒发真情实感的劳动者之歌，能够充分抒发陕北人民朴实、憨厚、勤劳、热情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即情绪活泼又自由，节奏欢快变化多，动作好似风摆柳。
在秧歌场子图案艺术上，新秧歌不仅继承了旧秧歌的神仙推磨、黄河十八阵、秦王乱点兵、白马分鬃、富贵不断线、三盏灯、九曲灯、品字灯、梅花盛开、枣核子乱开花等图案，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象征民族大团结的五大洲、卷席筒，表现现实生活的五条街、双过街、宝塔山、向阳花等图案，使陕北秧歌场子的图案更加丰富多彩，表现题材更加广泛，更具有时代气息，从而使陕北秧歌有了新的生命力。
在步伐上，旧秧歌一般只走十字步，有时也不严格统一步调，而新秧歌则不同，有较统一的步伐，即使是高昂激奋之时，也是统一步伐，狂蹦而不乱跳。
新旧陕北秧歌的目的不同。旧秧歌一般只是为了敬神谒庙、求神拜佛，其次是为了红火热闹。正月里大家都闲着没事，全村老少都凑到一起闹闹秧歌，祈求“正月头上，动动响器，满年顺气”愿望得以实现。而新秧歌的目的在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政治，宣传英雄劳动模范人物，从而鼓舞人民的斗志，积极向前，当然，也有娱乐作用。
新旧陕北秧歌的形式不同。旧秧歌的领队，亦称伞头。当伞头转动着彩伞时，象征着太阳光芒四射，暗含佛光普照之意。秧歌队演员跟着伞头走，伞头走到哪里，演员就跟到哪里，伞头怎么扭，演员也怎么扭。而新秧歌的领队一般是秧歌队中身材魁伟、演技出众的一男一女，分别擎起象征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大众走向胜利、走向光明幸福道路的镰刀斧头。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秧歌队擎起镰刀斧头，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提高共产党的威望，树立共产党的权威。这是新旧陕北秧歌最明显的标志。
新旧陕北秧歌演员角色结构不同。旧秧歌演员全部是男的，女角色是采取男扮女装的形式出演。男演员的着装打扮是白羊肚子手巾倒拢着，腰里围着大战裙，手里拿一把扇子。男扮女装是头上围一条黑手帕，前额上戴着一朵彩色莲花，一般身着红袄子，系着红绿色裙子；还有蛮婆、蛮汉、张公背张婆、焦赞、孟良（也称王朝、马汉或马牌子）、哪吒等丑角。而新秧歌则不同，在角色结构和着装上彻底进行了革命，工农兵的形象出现在秧歌队伍里，同时改变了“好女不观灯”的陈规陋俗，彻底打碎了套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妇女不仅可以同男子一起观灯看戏，而且可以亲自参加秧歌演出，从此结束了男扮女装闹秧歌的历史，工农兵形象占据了秧歌队伍的主导地位，广大妇女登上了政治舞台，英雄劳动模范人物的形象代替了蛮婆、蛮汉、焦赞、孟良。
新旧陕北秧歌拜谒主次不同，内容也不同。旧秧歌首先拜神谒庙，以祈求神灵的保佑，消灾免难，风调雨顺。而新秧歌则改变了几千年封建的传统闹法，首先是拜陕甘宁边区著名劳动英雄郭富财、蔡自举、鲍亮升以及其他英雄模范人物，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
旧秧歌谒庙之后才给群众沿门子拜年，秧歌唱词大都是招财进宝、吉庆有余。而新秧歌唱词则不同，根据不同形势、不同情况唱出新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总之，陕北秧歌源远流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引下，在鲁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使之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艺术生命力更加强大，内容更加丰富，更能反映陕北人民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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