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巷议事团”回答基层治理的可为与有为
□罗笨
据《宜宾日报》报道，为有效解决老旧城区治理中的各类问题，在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实践中，地处南溪街道老城区的南门社区以自然院落为基础，由院巷党支部牵头，民主推选热心院巷事务的离退休干部、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两代表一委员”、物业负责人等组成社区“院巷议事团”，构建起“有事来协商”自治机制。
有的网友说，这不像极了古时候的“乡绅之治”吗？古时候因为封建社会治理体系落后、交通不便、信息封闭、血缘纽带等因素，形成了在县级以下，基本由当地乡绅来进行基层治理的运行规则，所以有“皇权不下县，县下靠乡绅”的说法。
但在笔者看来，“院巷议事团”与“乡绅之治”至少有三点本质区别。首先，“院巷议事团”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治理工作，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院巷议事团”所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类似于“宗族”这样的小团体利益。其次，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激活了基层治理的内生活力。“院巷议事团”代表的广泛性，决定了群众成为议事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是事关自身事务的主人翁而非“躺平者”，与旧时乡绅团议的陈腐气息自是不同。第三，是法治观念的不同。旧时“乡绅之治”认为自身便是法，或关禁闭或浸猪笼，一言决后，生死无需再议。而院巷议事仅仅是一个协商机制，协商不成，仍可走法律程序，根本尊崇的还是法治精神。
笔者认为，“院巷议事团”更像是回答了今年的那道高考作文题——即新时代下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可为与有为”：可为首先要分清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以往我们有的基层政府没有明确界限，管得太宽、管得太多，但受囿于人力等因素，常常出现难以面面俱到以至于管得不好的情况，而且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群众自治能力的发挥；“院巷议事团”的出现则是分清了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边界，有利于将矛盾化解于基层。可为的边界划分之后，政府就有更多的精力向“有为”的方向发力，在加强薄弱环节上多用力气、多想办法，从而有利于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相结合的良性互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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