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韩启宏
初春的早晨，清冷中透着寒气，跟着父亲出去锻炼，望着眼前的背影，心中突然间增添了不少惆怅。父亲原本高大壮实的个头，如今变得低矮消瘦，背已有些微驼，走路也不如原先矫健，满头乌发已变得斑白，岁月变换间，父亲已步入晚年。
父亲是我们的骄傲。1960年，父亲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延安大学中文系的首届学生。由于交通不便，父亲从老家韩城步行翻越大岭，到宜川后再乘大卡车一路颠簸，经过三天才从韩城走到延安。1962年，父亲从延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吴起县当老师，一干就是22年。从事教师职业的22年里，父亲先后在吴起县中学、林业中学、农业中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师进修学校等学校教书，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毕业后有的在农村成为技术员、村干部，有的从事教育事业，还有的从政，成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有的还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带领十几名学生，利用暑假走出了他们的一次“长征”，从吴起步行翻山越岭到北京去见敬爱的毛主席，历时20天，行程1000多公里。虽然最终没有见到毛主席，但通过这次“长征”，学生们锻炼了意志、增长了见识，沿途的风土人情、历史传说、地理风貌为学生们提供了难得的实践课堂。直到今天，父亲提起那次“长征”，他都记忆犹新，充满了自豪，我们也是由衷的钦佩。父亲有绘画的天赋，年轻时，曾有过不少画作。记得有一年，我们回老家，在一个柜子里面翻出了一幅他的画作，是画在一条门帘上的，画的是一个小孩在踢足球，画面线条流畅，形象逼真。后来，我们问及父亲，父亲这才告诉我们说，当年考大学，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延安大学，另一个西安美术学院，由于延安革命圣地的特殊地位，他选择了延安大学，对此，我们都嘘唏不已。如若当年父亲选择了美术学院，可能会成为一个卓有造诣的画家，父亲的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了，也许我也就不会写下这段文字了，如今唯一遗憾的是，父亲当年所作的画作没有保存下来。
父亲一辈子吃了不少苦。小时候父亲在老家韩城的一所中学上学，那时候，在爷爷在精心操持下，我们家在当地还算得上富裕之家。但是，父亲上学时从没有吃过一口像样的饭，每天早上都是开水泡馍，然后中饭也是干馍片就白开水，下午回到家里还要干一些杂活，尽管这样，父亲的学习从来没有耽搁。在上中学期间，爷爷曾经有过让父亲回家干活，放弃学业的打算，为此，父亲着急上火，一度眼睛失明，后来到西安才治好父亲的眼疾。最后，爷爷打消了这个念头，父亲才得以继续他的学业。
记忆中的父亲，一直在家和工作单位之间奔波。六七十年代，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小，母亲在陕北延安吴起农村的一所小学教书，而父亲却在百里之外的另一所学校教书，其间，母亲因工作调动反复调换了好几所学校，父亲也调整过几个单位，但始终都是两地。父亲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他教书的学校，一两个月或更长时间才能回家一趟。那时候，公路不通，交通不便，也没有交通工具，就连自行车都是奢侈品，更不用说汽车了，回一趟家只能是翻山越岭，沿着崎岖山间小道步行。那个年代，工资不高，商品也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但父亲每一次回家，都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有时会给我们带回一包点心，有时会买半斤水果糖，有时是两盒饼干，父亲总是变着花样来满足我们对他的期盼。每次回家再离家，我们都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盼望着父亲早点再回家。直到1984年，父亲调动到延安地区外事办工作，一年后母亲也调到延安文化沟小学教书，我们一家才算是结束了聚少离多的日子。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第一次住院是在1995年，那一次，父亲因为发烧住进医院，住了近一个月，都没有查明病因，后来发烧到40度，一度连家人都无法辨认。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转院到北京友谊医院治疗，最后诊断为肾结核，经过为期一周的治疗，父亲痊愈出院。2012年8月的一个中午，父亲突然在家中昏厥，经医院诊断为癫痫，10月份又因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先后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治疗和手术，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完全康复，从2012年到2018年的七年间，父亲先后住院十多次，四次去北京看病治疗。
记得父亲说过，他的救星在北方，这么多年的疾患，都是在北京得到治疗的，这都要感谢我二伯二娘一家，二娘是北京友谊医院的著名专家，这几年去北京，每一次都是在她的精心治疗和关照下，父亲的病才得以康复。
岁月沧桑、时光流逝，父亲已80高龄，虽然病痛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父亲依然坚持每天锻炼，早睡早起，从不间断。做儿女的我们，也只有默默地企盼父亲身体慢慢地好起来，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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