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1990年代进行一场时间考古
□新时报记者 江丹
80后对这个世界正日渐重要，他们逐渐成为中坚，影响着世界的当下和未来。当世界正快速奔向2020年的时候，有一批80后却用文学的方式集体认领1990年代，进行一场时间考古，回忆彼时的种种，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后来的自己。
在新一期的文学杂志《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吴琦、李静睿、周嘉宁、魏思孝、龙荻、杨庆祥、毕赣、笛安、班宇、郑执……这些80后作家讲述他们如何走过1990年代，有集体记忆，也有个人经验。那是一个被甩在身后的时代，但是他们始终保管着开启它的钥匙。
不只是他们，任何一个走过1990年代的人，都留存着那把钥匙。
拥抱1990年代的新浪潮
所有走过1990年代的人，都不会忘记1990年代。
“1990年代里有我的少年时代。如果说它有什么特别，或许是当时的我曾产生一种错觉：不仅是我或者我的同学，而是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少年时代里。我和所有人一起，发现着那些闯进视野的新事物。我在学习使用金钱，大人们也在学习使用金钱，我吃第一块肯德基炸鸡的时间也是我爸爸吃第一块肯德基炸鸡的时间。他过去的经验就像作废的国库券，已经无法馈赠于我了。”《鲤：我去二〇〇〇年》的编者张悦然在卷首语中写道。
1990年代，是一个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时代，没有模板可以参照，没有经验可以遵循，一切都是新的。生于不同年代的人在1990年代有了新的共同体验，甚至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人们好奇且热情地拥抱彼时的新浪潮，并前所未有地关注那个身在浪潮中的自我。
吴琦在回忆1990年代时，提到了新概念作文大赛和《萌芽》，而这是很多80后作家不可磨灭的文学记忆。作文不再只是考卷上的抒情排比句，一直被漠视的青春期也值得细细书写，更重要的是，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倾听。80后的青春由此以文学的方式被放大，甚至闪光。
“我第一次系统地读到有人整理自己的青春，而不是自己的晚年。这些人的年纪竟然还和我差不多。……‘新概念’彻底改变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它帮助我们发现的是人生的轮廓。”
在1990年代，“走出去”是很多人的愿景。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城市、国外，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里似乎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导演毕赣回忆1990年代的故乡贵州凯里，提到当时很多新鲜的东西来到凯里，比如球状的冰激凌，也有很多人走出凯里寻找致富的机会。“这边做生意的人比较多，出去打工致富的人一般就留在深圳这样的地方，不回来了。一个人在那边，家人留在这边，我也不知道他过得幸不幸福。”
作家笛安关于1990年代的记忆中，一直有父亲给她灌输的一个观念：“一定要出国去看看，世界很大的。”不仅是父亲，她当时接受的很多教育都是这样，“都在告诉我们努力学习的孩子长大以后才能离开家，去外面看世界。……所谓‘更好的地方’就是大城市，更加繁华与更发达的地方。”
笛安回忆，父亲坚信一个人必须奋斗，才能摆脱自己最初的处境，而这一点对她的影响特别大。“我想这必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我爸真的是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处境。”笛安说。
整个社会的背景音乐
人们回忆一个时代，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但最终的落脚点却是集体记忆。所有的小人物都是大时代的一分子，他们的经历自然也有大时代的印记。
“讨论主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调动着自己的回忆，而那些回忆逐渐、不可避免地向一些大事件聚拢。洪水、香港回归、千禧年之夜……那些化作集体记忆的时刻，如同熟悉的旋律，当我们再次听到，身体里的一部分就会跟着动起来。”张悦然在《卷首语》中写道。
这些80后作家回忆各自的1990年代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那些共同经历过的大事件。他们身处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时刻参与那些大事件。“1997年的夏天，香港回归。我躺在爸妈卧室地板的凉席上，提前跟几个同学信誓旦旦地打了赌，一定要亲眼见证这件大事。结果连10点都没熬到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懊恼万分，只好勉强在街边的议论和后来电视不断的重播里，第一次主动寻找一桩国家大事到底会给眼前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吴琦写道。
彼时的笛安正在太原，忙着准备期末考试，永远数不清定滑轮还是动滑轮上到底有几根线而带来的绝望，湮没了香港回归应该带来的快乐。对生活在凯里的毕赣来说，香港回归的记忆则是要接回家的人。“我对香港回归的印象就是，因为要庆祝，我奶奶她们都跳舞去了，会打腰鼓，跳那种欢迎的舞蹈。”
早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文化就已经流行于这个时代。在毕赣的记忆里，凯里街上的录像厅里会放映港片，来凯里打工的人会去那里待一个晚上，而他至今依然喜欢过去的那些香港流行音乐。
笛安也坦言自己受香港影视剧和音乐的影响较大，“首先想起来的两个港剧，《大时代》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是我小学到初中那几年特别迷的剧，我到现在都觉得再也没有那么好看的电视剧了”。
吴琦的抽屉里则堆满了磁带，“但我有点怀疑那些流行的港台歌手，并没有真正唱到我的心里，而仅仅作为整个社会的背景音乐”。
当要写自己的1990年代回忆时，吴琦首先想到的其实不是那些香港流行音乐，而是朴树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去2000年》，其中有一首为Windows98创作的广告歌《New Boy》：“当我准备去告别，我心中荒草家园，真理出没的夜，新的人间化妆舞会，早已经开演，好了再见，我要走了，我去2000年。”
“你我同在九十年代”
“个人的记忆虽然如此鲜明，但却不能代表1990年代总体情势的开启。实际上，相对于对1980年代的热议和怀念，1990年代反而是被放置到了更遥远的历史空间里面封存了起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需要借助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199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才能将这一‘总体情势’建立起来。”杨庆祥在《九十年代断代》中写道。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会有一个时间的节点具有重要意义，它类似于一个原点，借助这一原点建立的坐标轴，向前可以回溯1990年代的前史，向后则可以看到影响的延续和焦虑”。
这个原点，于国家和时代而言，便是集体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它意味着我们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随后文化也开启了另一种新的状态，而彼时确立的一种秩序和符号体系，至今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某种意义上说，“1990年代永远都不会终结”。
摇滚歌手崔健曾经唱过《九十年代》，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说清世界和生活里的感觉，一切都在飞速向前，一切都在快速变化，只能等待在以后的某个时刻回看这个时代，再来诉说这个时代，“其实心中我早就明白，你我同在九十年代”。演唱这首歌的崔健，成为时代的预言家。
于个人而言，这个原点则关乎启蒙和成长。这些80后作家回忆各自的1990年代，印象深刻的事情都是人生的某种拐点，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某种选择，都或大或小地影响了自己后来的创作，以及生活。
“对我来说，1990年代很有吸引力，是在我作为创作者时，才会去回忆它，因为那个年代里有太多命运上的光怪陆离的东西。创作之前，我不愿意多去看它，因为1990年代太难以捕捉了。”毕赣回忆道。
“重新去辨认1990年代对我的影响，如同一次考古，在时间的地表上摸索，一层又一层地清理那些覆盖在上面的尘埃、石子和泥土，分别来自哪里。”吴琦写道。
当世界快速奔向2020年，当千禧年已经过去快20年的时候，借助这一期的《鲤》，借助这些80后作家的回忆，我们重回1990年代，进行一场时间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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