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童养媳
母亲离开我已经四十六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音容笑貌开始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糊，但思念却越来越浓烈。
我对母亲的记忆是残缺的，母亲走时我才七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小孩。今天，我根据父亲、二爸和姑父零星的口述，以及与她短暂相处的七年时光，努力还原当年的碎片，勾勒母亲的形象。
我的祖籍在南充营山县。据父亲生前讲，爷爷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裁缝，平时在家耕种几亩薄田，每逢春节前后，就特别忙了，大户人家和十里八乡的乡邻都会请他去做新衣。爷爷因此攒了些钱，置了些地，在当时的李家坝，也算是个殷实的人家。
母亲的家，相隔只有一道山梁，家里没有土地。于是，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便成了我们家的佃户。按照当地的习俗，母亲和父亲很小就订了娃娃亲，十二岁那年，母亲便成了父亲家的童养媳。
1933年，红军来到营山县，给这片沉寂的土地带来了希望。由于爷爷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被推选为苏维埃政府的农会主席，十多岁的父亲也当上了儿童团长。在营山那片红色的土地上，我们家从此拥有了红色的血脉和基因。后来，由于国民党重兵围剿，红军调整战略长征转移，爷爷被国民党残忍杀害,父亲也受到牵连，不得不逃离家乡，从此再没有了音讯。
母亲来到婆家，用她稚嫩的肩膀，扛起繁重的家务。二爸后来告诉我，是母亲用背篓背着他去上私塾，给予他童年许多的幸福和快乐。母亲虽然没有名份，但一直守着一个传统女人的妇道，在我们李家默默无闻地操持。
从父辈的口述中，我知道我的奶奶是个非常刻薄的女人，是那种典型的封建家庭强势女性。奶奶裹着一双小脚，拄着拐杖，一直把持着这个破败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想而知，一个童养媳的命运，在那些年是多么卑微和凄苦。但是，母亲一直忍辱负重，等候父亲的归来。坚守了十多年，父亲回来参加土改，他们才拜堂成亲，从此生儿育女，过着清贫而幸福的生活。
旧社会的中国女性，从出生开始，就要用白布裹出一双金莲小脚。也许是母亲不愿接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虐待，每到晚上，就会悄悄地将裹脚布打开。这是母亲从骨子里对封建思想发出的呐喊和抗争。后来，母亲给我们讲起奶奶的小脚时，无不为自己有一双健康的大脚而庆幸、自豪。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监狱人。也许是家乡留给他太多的苦难，他不愿留在家乡工作，便选择去很远的地方，组织犯人投入宝成铁路的建设。宝成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从宝鸡到成都，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曾经创造过世界铁路史的奇迹。
母亲随父亲住进了铁路上的工棚，负担起父亲的起居生活。修建铁路非常辛苦，基本上是居无定所，但母亲却是快乐和幸福的。她白天去工地，和男人们一起干粗活；晚上回来，会为辛苦一天的父亲温上一壶小酒，做上几个小菜，让劳累一天的父亲感受家的温暖。我的大哥出世时，父亲便给他取了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叫李宝成。大哥的到来，给命运多舛的父母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进入灾荒年代，家里孩子增多，仅有的供给，根本满足不了一大家人的生活。听父亲讲，母亲常常悄悄吃桑叶和观音土充饥。孩子的生命，是母亲唯一的希望啊！但是，大哥宝成最终没有扛过命运的苦难夭折了，这给母亲留下了深深的痛。
宝成铁路历时七年完工后，父亲又押解一百多名罪犯，远赴重庆最偏远的山区奉节青龙乡金凤村。那里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批劳改场所，始称青龙劳改农场，后改为青龙硫磺厂劳改支队。金凤村四面环山，悬崖峭壁，只有一条从山腰劈开的山路，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按照当时父亲的资历，母亲可以安排在劳改支队工作，但由于当时家里添丁进口，加上母亲考虑自己没有文化，怕上班会拖父亲的后腿，于是在她强烈的要求下，我们一家落户在青龙乡金凤村无鱼坝。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坐落在海拨一千八百多米的金凤山下，山高路险，四季温差较大。
在金凤村，我们一家是唯一的外来户。由于父亲是劳改队的干部，我们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分到了几分自留地，并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帮助下，建起了三间土木瓦房，猪圈牛圈一应俱全。自从分了自留地、上了户口，母亲的脸上时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也许，这是曾经作为童养媳的她，真正感受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和家庭的温馨。
那时，农村土地还没有包产到户，都是按照毎个家庭的劳动力来计算工分分配粮食。当时我们还很小，没有全劳动力出工，哥哥十多岁就辍学上队里劳动，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全家只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和母亲的工分维持一家人生活。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母亲除了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外，自己还养了两头猪、一头牛，在自留地里起早贪黑种瓜种菜。
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我五岁就开始帮母亲放牛割草了，还要照顾两岁多的弟弟。由于母亲从小吃惯了苦，加上身体素质好，在生产队劳动时，她总是走在别人前面，重活脏活抢着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虽然是外来户，母亲用她的善良、勤劳和真诚，赢得了邻里乡亲的敬重。母亲当时是生产队里唯一享受全劳动力工分的女社员，还被评为“三八红旗手”。
打我记事起，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对生活的抱怨。父亲在单位上负责物资采购工作，经常出差，很少在家。但每一次回来，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因为父亲会给我们带回糖果，当然也会给母亲扯上几尺花布。每当这时，母亲就在灶台忙前忙后，一家人其乐融融。
母亲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可口的饭菜。她将玉米和大米分开蒸，给我们盛上大米饭，自己却端着玉米饭。父亲有时会说母亲：“难得一家人一起吃顿饭，你怎么又吃包谷饭了？”母亲则说：“我不爱吃大米饭。”家里人多，母亲从不上桌和我们一起吃饭，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吃我们剩下的饭菜。
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几个字。但是，她知道文化的重要，于是很早就让我们识文断字，并且教育我们只有好好学习，以后才会有出息。每当我们和邻居小孩发生争吵或打架时，母亲总会先去给邻居道歉，再煮上两个荷包蛋给邻居小孩赔礼，然后回家教育我们：“要和邻居搞好关系，要让得人、懂礼貌，不能争强好胜。”这些谆谆教诲，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九七五年初春，那是个痛彻心扉的日子！我已经在子弟学校上小学二年级了。这天我正在操场上与同学嬉戏，突然，老师将我叫到一旁，悄悄对我说：“你快回去，你妈妈出事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顾不上收拾书包，就向十里外的家里奔跑而去。
当我跑进院坝时，眼前浮现出骇人的一幕：老老少少挤满了院坝，母亲躺在门前的一块门板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头上缠满白色的绷带。我不顾一切地扑向母亲，紧紧地攥着母亲冰冷的手，嚎啕大哭：“妈妈啊！您就这么狠心地走了，您让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在邻居的安慰下，我悲痛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开始和哥哥一道为母亲清洗身子。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母亲的手上和脚上沾满了稀泥。我们一边洗着母亲的遗体，一边流着眼泪，脑海中一片空白。生产队长告诉我们，母亲是在杨家湾参加集体劳动时，被山上化冰后的滚石砸中了后脑去世的。
母亲去世那年，我才七岁，弟弟四岁，二哥十二岁。从此，我便失去了快乐的童年，失去了人间最珍贵的母爱。父亲用他战争年代残存的一只左手，将我们艰难地抚养成人，他终生未续弦，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几年前，二爸弥留之际，嘴里还念叨着：“我看见大嫂了，大嫂来了……”
我与母亲相处只有短短的七年，但是，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母亲从一个旧社会的童养媳，成为一个新社会的主人，她用她的勤劳扛起家庭的重担，用她的善良相夫教子，用她的美德赢得了邻里乡亲和亲戚朋友的尊重与怀念。
□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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