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中）
成都武侯祠。
武侯祠中诸葛亮塑像。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乾元二年（759年），杜甫举家入川。经艰苦跋涉，终于在年底抵达成都。杜甫初到成都时，就写下《成都府》，赞美这个城市：“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在成都万里桥边、百花潭北营建的草堂落成。一直漂泊流离的杜甫终于迎来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时常游览成都风物。
锦官城外寻丞相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在成都万里桥边、百花潭北营建的草堂落成。一直漂泊流离的一家终于有了一处栖身之所，杜甫迎来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时常游览成都风物。他游览武侯祠时，创作了感人肺腑的咏史怀古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题曰“蜀相”而非“武侯祠”，可知诗人之意在人不在祠。首联以问答起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一问一答，形成了浓重的感情氛围。“丞相祠堂”直切题意，语意亲切而又饱含崇敬。“何处寻”，并非到哪里去寻找的意思。历史记载，诸葛亮颇受民众爱戴，尤其在成都地区，祭祀他的庙宇很容易找到。诗人用一个“寻”字，巧妙刻画出其追慕先贤、虔诚造谒的执著感情。“柏森森”生动描绘出位于成都郊外的武侯祠柏树成荫、静谧肃穆的画面；同时，通过柏树葱郁、苍劲、质朴的形象特征，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不禁肃然起敬。
颔联写景：茵茵春草，铺展到石阶之下，映现出一片绿色；数只黄莺，在林叶之间飞跳穿行，发出婉转清脆的叫声。一幅色彩鲜明、音韵清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的自然画像，无限美妙地勾勒出春意盎然的武侯祠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国家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惆怅不已，因此以“自春色”“空好音”借景传情，反映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颈联区区十四字，字字千钧重，尽诉诸葛亮的一生。上句写其出山之前，在隆中为三顾茅庐的刘备谋定统一国家之策；下句写其出山之后，辅佐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治理国家。十四个字，将人们的思绪带到战乱不已的三国时期，刻画出一个忠君爱国、济世扶危的贤相形象，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一腔敬仰钦慕之情。回想当下，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四分五裂，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诗人忧心如焚，渴望也能有一位像诸葛亮一样的忠臣贤相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诗人怀古伤今，在缅怀诸葛亮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思。
尾联惋惜诸葛亮功业未成就病死军中的历史不幸，但他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诗人不禁感叹缅怀到泪流满襟。诸葛亮的精神境界在此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产生使人奋发兴起的力量。
前两联记行写景，洒洒脱脱；后两联议事论人，忽变沉郁。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情景交融；在内容陈述上，蕴藉深厚，叙议结合。这首诗使人余味不绝，将名相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展现在读者面前，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典型代表。后世的人们每每吟诵此诗，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特别是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人间锦城几回闻
杜甫初到成都时，就写下《成都府》，赞美这个城市：“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后写下《赠花卿》，称颂成都的音乐为天上才有，人间罕闻。
花卿，即唐朝武将花敬定，曾是西川节度使、成都尹崔光远的部将。卿，是唐代对地位或年辈较低之人的一种客气称呼。上元二年（761年），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刺史段子章谋反，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袭击东川节度使李奂，自称梁王。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花敬定斩杀段子章，平定叛乱收复东川。在花敬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杜甫写下了《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字面上看，这俨然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锦城丝管日纷纷”，锦城，即成都；纷纷，本意是既多而乱的样子，通常是用来形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物，此处却用来比状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乐曲，这就从听觉和视觉的通感上，化无形为有形，极其准确、形象地描绘出弦管那种轻悠、柔靡，杂错而又和谐的音乐效果。与白居易《琵琶行》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有异曲同工之妙。“半入江风半入云”采用同样的写法：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从花卿家的宴席上飞出，随风荡漾在锦江上，冉冉飘入蓝天白云间。两个“半”字空灵活脱，给全诗增添了不少的情趣。这两句诗，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乐曲的那种“行云流水”般的美妙。
面对如此美妙的乐曲，诗人不禁慨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天上的仙乐，人间当然难得一闻，难得闻而竟闻，愈见其妙得出奇了。
全诗四句，前两句对乐曲作具体形象的描绘，是实写；后两句以天上的仙乐相夸，是遐想。因实而虚，虚实相生，将乐曲的美妙赞誉到了极致。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认为，将杜甫这首《赠花卿》作为赞美成都音乐的诗句来读，表明成都在唐代就是音乐之都。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祁和晖认为，杜甫的这首诗生动描绘出了唐代成都音乐繁盛、歌舞升平的景象。
然而，对于这首绝句的主旨，历来注家颇多异议。除了认为它只是赞美乐曲之美妙，并无弦外之音的，还有人认为它是一首委婉的讽刺诗文。明杨慎《升庵诗话》说：“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讥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清沈德潜《说诗晬语》也说：“诗贵牵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分析，杨、沈之说是较为可取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礼乐制度极为严格，对音乐的使用有异常分明的等级界限。据《旧唐书》载，唐朝建立后，高祖李渊即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订大唐雅乐，“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这些条分缕析的乐制都是当朝的成规定法，稍有违背，即是紊乱纲常，大逆不道。
史料记载，平定绵州叛乱，花敬定功不可没，但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滥杀无辜，放纵士卒大掠东蜀，引起百姓诸多怨愤；并且他目无朝廷，僭用天子音乐。以此来看，这首诗的主旨其实不是要描写宴会上的曲调多么优美，而是在委婉指出这个骄恣不法的武将在家宴上演奏的音乐，乃“天上之音”，是朝廷的庙堂之音，只有天子才能享受，以此讽刺花敬定僭越天子礼乐的行为。
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花卿明言指摘，而是采取一语双关的巧妙手法，其弦外之音意味深长。
这可以从“天上”和“人间”看出端倪，二词是封建社会极常用的双关语。“天上”者，天子所居皇宫也；“人间”者，皇宫之外也。诗中说乐曲属于“天上”，且加“只应”一词限定。既然是“只应天上有”，那么，“人间”当然就不应“得闻”。此时，不应“得闻”而竟然“得闻”；不仅“几回闻”，而且“日纷纷”。于是乎，作者的讽刺之旨就从这种矛盾的对立中，既含蓄婉转又确切有力地显现出来了，寓讽与谀，忠言不逆耳。正如清代杨伦所评：“似谀似讽，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
参考资料：《唐诗鉴赏辞典》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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