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悲剧的明治根源
如果要了解日本哪里出了错，应该从军事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渗透至农村开始。德川时期，大名与幕府对农民已经极尽压榨，但归根结底，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政局稳定和税收。只要农民如期缴税，四方太平无事，他们基本会放任农村地区自己组织和管理，而不会有太多的干预。
但明治维新的来临见证了农民阶级被迫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也见证了它融入明治寡头领袖们认为对维护日本独立至关重要的军工政治体系。正如前面提到的，农村是打造工业基础的主要资本来源。农民也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到绢纺厂工作，那些工厂在19世纪末为日本提供了最大笔的外汇收入。（更多的妇女则被卖到各大城市的妓院，这是江户时代的特色，一直持续到明治时期，没什么改变，虽然江户时代以“浮世”为主题的文化盛景在明治时代被视为尴尬之事，并且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农民每半年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往返，他们趁着冬天田地休耕蜂拥到城镇的工厂打工，取代了德川时期大名每年往返于封地和江户间的参勤交代。
江户时代 葛饰北斋作品
明治领导人精心设计，把农民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国家政体，取代过去延续了数个世纪的旧藩体制及四民制度。但江户时代的地方体制与文化习俗网络已经将日本的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用一套完整又崭新的政治思想架构才能取而代之，否则会出现强烈的反抗，甚至暴力冲突，威胁破坏整个计划。在意识形态上，新架构的一个主要支柱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日本是个内在和谐的社会，透过共识运作，其政治和经济安排都由神的旨意恩准——由天皇决定。因此公开反对当时的政治及经济安排，不但违背日本的传统，而且是对神圣秩序的现世反叛。德川时期新儒家推崇的等级观念已经成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为新架构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实际的构建工作仍非易事。不过，明治领导人拥有前人没有的工具：普遍的公共教育和征兵制。除了从农村压榨资本用于工业化的全国土地税，恐怕再没有什么比1873年开始实行的征兵制更让人痛恨的了。力役之征在德川时代就已强制执行，农民被迫接受，但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带走则是另一回事，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也许备受痛恨，但征兵制和普遍的公共教育很大程度上还是达到了意识形态的目的，给农民及其离开家乡进入工业城镇的孩子们灌输了新的民族精神，而这是现代强国所必需的。当然，这种精神是以现存的农村传统为基础的，强调节约、辛勤劳作和共同解决问题（最后一点对于水稻种植以及维护运河灌溉和排水系统至关重要，因为每年都要在合适的时间给农田灌溉和排水）。同时，明治领导人把自身向来遵奉的武士精神融入这些农村传统中，尽管日本的多数农村对这种精神很陌生。与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日本的农民也向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一个年轻人因为一件小事而替其主人复仇，最后还心甘情愿地剖腹自杀，这对很多农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孝的。年轻人应该忠于自己的父亲，他们通过努力工作和生儿育女来表现这种忠诚。在江户时代，武士精神已经僵化到滑稽的程度，武士的所谓自我牺牲和过度禁欲已经沦为一种矫揉造作的表演，变成生活在那个武士精神已经失去意义的社会中的一种补偿。但假如日本突然面临外来的军事威胁和国内的动乱，这种武士精神可以从德川时代的博物馆中翻出来并进行重新包装，以适应现代的军事和军国主义社会的需要。
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染上了军事色彩。男孩去上学穿的是由普鲁士引进的军校制服。女孩首次大规模地和男孩一起上学。在学校，她们接受的教育是，一个女孩的最高理想应该是成为“贤妻良母”，这意味着她的终极目标是养育能作战的士兵，并在国家需要时为天皇赴死。天皇被装扮成军人形象。在平安时代及以前的日子，天皇曾经是文化和宗教的化身，他不同于武士阶层，或者至少名义上高于它。但往者已矣。现在，天皇经常穿着军服出现，并成为至高武德的终极焦点——不容置疑的忠诚。
东京第一大学区开成学校典礼 明治时代作品
这是个有意识的政治建构。俾斯麦曾经忠告1871-1873年出使的岩仓使团，日本需要一个焦点汇聚民族情感：应该刻意设计爱国主义教育，将过去围绕着家庭、村庄、地区、地方藩主的忠诚转化到国家层面。这当然是19世纪德国的伟大计划，后来为明治日本效仿。日本的统治阶级一直有一种自觉意识：自己是日本人，而日本是世界众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正如第一章里提到的，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很容易地接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领土观念的一个关键原因。日本的统治阶级不需要像土耳其等国的统治阶级那样在观念上有巨大的飞跃，就能明白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的国家融入一个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都取决于各国政府的世界秩序。当然，这种“日本性”意识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上层阶级。即使在这些人中，对藩、大名或幕府将军的忠诚也优先于对“日本”的忠诚。农民中的情形也是如此。明治政府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打破这种忠诚，用民族主义和天皇崇拜取而代之。
我们提过一个做法：打破旧藩体制，重绘日本政治版图，将其变为现代的府县。其结果并非中央与地方分配权力的联邦制。仙台、广岛、高知、鹿儿岛等旧藩城堡转变成县首府，但它们过去在地方事务上享有的权力大都被移交给东京逐渐形成的庞大官僚体制。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也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日本宗教的传统结构。16世纪末，尽管织田信长打击过佛教的僧侣阶层，但佛教在德川时期仍与日本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事实上，为了搜捕、消灭同情基督教的人，幕府官员利用了佛教庙宇全国性的联系。所有日本人都要向当地的寺庙登记，于是寺庙产生了类似于地方户口登记处的功能。所有武士和富有的商人都要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寺庙学习，“乡士”（居住在乡村的武士，他们是最上层的农民，获准可以携带武士刀）以及一些富裕的农民也这样做。
然而，随着明治时期教育的军事化与普及化，国家又把寺庙的教育权夺了回来。当时，突然出现了痴迷于界定何谓“日本人”这股热潮，佛教因从外国传入，自然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当然，日本也有某种本土性宗教，例如神道教，但1000多年之后，佛教与神道教在功能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虽然有数不清的派别）。
从神学角度而言，几乎无法将两者区分开，但如果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角度，则另当别论。佛教寺庙被剥夺了大部分财富，并被要求与神道教的神社分开（之前，佛教寺庙通常隶属于神道教的神社），它们在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中被推到一边，失去了其作为中央宗教机构的地位。明治政府创立了以皇室崇拜为中心的所谓“国家神道教”，以此取代了佛教。这一新兴宗教的建筑看起来似乎是对传统建筑纯粹极简主义的再创造，尽可能地消除了中国和朝鲜的影响（东京的明治神宫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但它的仪式功能实际上具有现代性：灌输民族主义以及对一个权力集中的统一政体来说必不可少的其他道德。明治神宫、靖国神社等主要神社的社会政治功能更像纳粹的露天剧场，而不是满足信徒精神需求的一般教会和庙宇。国家神道教是一个审慎的政治建构，反复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国家本身体现了永恒的原则，是人类忠诚的最高对象。
与此同时，基督教又该怎么办？明治领袖很早就知道，要想让西方以任何平等的形式接受日本，就必须取消针对基督教的禁令。他们也无法忽视，那些作为日本经济军事制度模仿对象的国家都宣称信仰一种或多种基督教教义。许多明治知识分子体验过基督教，也有一些成为信徒。中断差不多250年之后，基督教传教士再次获准在日本宣教。这一次，天主教徒多半来自法国，而非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时来的还有俄罗斯的东正教徒和主要来自美国的新教徒。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传教士的努力下，一大批学校、大学和医院建立起来，很多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兴旺，是同类机构中的佼佼者。不过，与300年前的情景大不相同（或者类似今天韩国的情形）的是，这一次基督教很少进入普通民众中间，而是被视为一小群西化精英的专属品。
明治时期宗教的命运—大部分已经存在的宗教机构被冠以“非日本”之名而破坏殆尽，一种由“纯正的”当地传统构成的新宗教几乎建成，少数精英热衷的从西方输入的信仰则留下了大量体制上的印记—可以说是整个明治建设发展的样板。明治时代痴迷于界定何谓“日本”，却刻意模糊来自亚洲大陆的真正塑造日本的历史根源。与此同时，西方文化被囫囵吞枣地采纳，最终只能有限地吸收。结果，日本对亚洲的其他地方以及西方都产生了某些虚幻的想法，这种虚幻最终导致了致命的政治后果。
在明治时代以前，就已经有人试图确立一种所谓的纯正日本文化。最著名的是水户学派，水户是江户北部的一座城市，这个学派以致力于推动本土主义学习的研究会而闻名。在德川幕府末期，由于开始意识到锁国政策已经难以持续，水户学派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但到明治维新前夕，水户学派的痴迷似乎有了新的元素。
曾经，日本一直用中华文明来定义自己。正如第一章提及的，什么是“日本”的，什么是输入的，以及什么是从最初的中国模式演变过来的，这些差别也延伸至日语的结构中。关于本国和输入的问题，几乎总是条件反射式地以中国为参照。
但到了现代，西方列强则成了新的外部参照系。与中国不一样， 这些国家威胁到日本对内部事务的处理。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的是，旧的参照框架依然存在，并不可避免地触及用来书写日语的文字。日本对上述现实状况的集体反应，很像一个移民或暴发户拼命地想隐瞒自己的身世。随着明治时代的推进以及领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效，日本对亚洲其他地区的蔑视越发严重，也越发明显，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更是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福泽谕吉对日本胜利的反应具有启示性。他至今仍备受尊敬，其肖像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由此可见他是明治时期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很有远见，创立了著名的私立大学，积极推动西方的“启蒙”思想——从科学、教育到代议制政府和自由出版。他著名的主张便是呼吁日本“脱亚入欧”。他这样形容甲午中日战争：一个国家试图发展文明，而另一个国家则干扰文明的发展。当日本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禁不住高兴得跳起来”。
在蔑视亚洲的同时，日本对西方的效仿可以说到了荒谬的程度。比如，有人呼吁废除日语，代之以用罗马字母书写的东西；在东京市中心建立美轮美奂的会馆，精英在那里举办欧洲式的舞会。男女共浴被禁，男同性恋、穿异性服装、官员纳妾等亦有相关禁令（但几乎完全无效）。歌舞伎与男娼长久以来的密切关系被斩断，它的一些演员穿着礼服登上舞台。吃肉变成了身份的象征。明治政府积极推动国家神道教与天皇崇拜，表面上鼓吹不受外国污染的纯正日本仪礼，但与此同时，传统农村神社的节日活动则被视为见不得人的家庭秘密，这些活动的特色是成群的成年男性和男孩会光着身子追逐各种生殖象征物，而妇女们则捧着巨大的阴茎状物体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日本就这样高姿态地打出“文明开化”（类似于明治时期的“富国强兵”）的旗号，一知半解地模仿西方，同时忙着隐藏日本文化与亚洲大陆的关系以及本土文化淫秽的过去。
20世纪中期的日本伟大作家三岛由纪夫抓住了这一点，他把明治日本比作“一个焦虑的主妇正准备接待客人”，她希望展示给客人的是“完美、理想的生活”，凡是她认为有损这种形象的东西都会被她隐藏起来。在小说《春雪》中，三岛描绘了明治后期那一小群西化精英的世界，刻薄而准确，笔法细微到台球球桌、白兰地酒的浅斟低酌、仿伦敦萨维尔街（Seville Row）西服完美剪裁的套装都被精准描绘。（在旧式日语中，西服套装“背広”的发音是sebiro，就是Seville Row的日语音译。）
《春雪》是三岛由纪夫去世前所写的四部曲《丰饶之海》的第一部，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日本的命运。第二部《奔马》描绘一小群精英过分推崇西方，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股风潮：紧紧围绕着国粹、国体和天皇的极端狂热主义兴起。这种狂热主义的设计者原本想以此为手段，一方面维持农民的忠诚，另一方面毁灭其传统，但没想到日后它会在政治上完全失控。
更讽刺的是，日本之所以着迷于界定何为“日本”、国体的本质以及日本“种族”的国际等级，既受水户学派或更早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也受西方种族理论，以及戈比诺伯爵和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初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举例来说，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小册子《音乐中的犹太文明》（1850），内容令人厌恶，但影响巨大。他认为只有在特定文化中自然成长起来的人才能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任何将人与其文化的最深层泉源隔离开来的政治制度，都会导致虚伪和不真实的艺术。就艺术观点而言，瓦格纳表达的只是早期版本的“须成为黑人方能领会布鲁斯”，但他提倡的观念广泛传播的这种情绪，经政治化运动后，其影响既深远又具有灾难性。
这深深诱惑着明治时期的日本。从今天的角度回顾，这种关于种族和文化的理论大部分源自德国，原因很明显：从拿破仑的废墟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中建立一个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完全是后天策划的结果，并非天生。该理论的另一个明显不良影响是，即使战争胜利及加入列强俱乐部让日本滋生了自大情绪，还是无法隐藏它的极端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既包括怀疑日本是否真的达到先进水平，也包括无法承认或公开悼念那些被牺牲的日本传统文化。
（本文摘自R.塔格特·墨菲著《日本及其历史枷锁》，李朝津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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