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厚铜鼓伴劲歌
崔兵 绘图会理罗罗冲铜鼓
盐源毛家坝铜鼓
“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板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
这是五代陵州（今四川仁寿）诗人孙光宪作的一首《菩萨蛮》。词中描绘了木棉花开的春光时节，“南人”在浩渺烟波中“祈赛”的情景。其中写到的铜鼓与蛮歌更是响彻了大江两岸，不仅为节日增添了喜庆的气氛，也让浪迹天涯的游子平添了说不尽的乡愁。
铜鼓是我国古代鼓类的一种，大约出现于春秋时期，历经战国、秦汉、唐宋一直流传到明清。铜鼓多为青铜质，由鼓面、鼓胸、鼓腰、鼓足、鼓耳部分组成，主要发现于我国中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形制和纹饰的区别，又分为滇系和粤系两大类型。四川铜鼓属形体相对较小的滇系铜鼓，以盐源、会理、宜宾、兴文、泸州等地出土较多。较为典型的有盐源毛家坝铜鼓、会理罗罗冲铜鼓、宜宾双龙铜鼓以及会理铭文铜鼓。
盐源毛家坝铜鼓（战国）：出土于盐源县毛家坝2号墓。铜质粗糙，通体锈蚀。出土时鼓面一侧边缘隆起，鼓体有多处砂眼和修补疤痕。通高25.5厘米，鼓面直径25.5厘米、腰径17.5厘米、足径28.0厘米—29.0厘米、厚0.2厘米。铜鼓呈釜状，鼓面小于足口部，胸部短而隆出，腰部收束，足部展开。鼓体两侧有对称合范线，胸部至上腰部之间有4个扁耳。该鼓造型和纹饰都很简朴，与其他铜鼓形制相差较大，是四川省发现的唯一早期铜鼓。
会理罗罗冲铜鼓（西汉）:1975年出土于会理县老街乡三元村罗罗冲废弃的耕田。铜鼓保存基本完好，出土时缺损两耳。通高30.4厘米、鼓面直径41.0厘米、足径50.0厘米、腰径3.0厘米、厚0.3厘米。胸部与腰部间有4个对称绳纹扁耳，鼓面较小，胸部突出，腰部显著内收，足部外张。
宜宾双龙铜鼓（西汉至六朝）：1979年4月20日出土于双龙乡沙坪。鼓高42.0厘米、面径61.5厘米、足径62.0厘米，壁厚约0.3厘米，重31.0千克。鼓面小于胸，浅唇边。鼓身分为三段，层次分明。胸部鼓突，直腰向下急收，腰足间有凸棱分开。足部较高，略向外撇。两道合范线对称，对接处纹饰吻合。
会理铭文铜鼓（明清）：该铜鼓为会理县文化馆征集，现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通高26.5厘米、鼓面直径48.5厘米、足径47.2厘米。鼓面大于鼓身，胸部隆出，腰部内收。中间有一道突棱，将鼓身分为两段，足部呈喇叭状，胸腰之间有4个对称扁耳。此外，该鼓的鼓面还有两处细线双勾阴刻铭文，分别为：“此鼓因咸丰庚申年州城失守为乡练所得。至同治庚午年，同知丁曜南捐银三两赎回，仍敬献九莲寺”“大清嘉庆戊寅年十月吉日，九莲寺住持道本直立”。据《会理州志》记载：咸丰年间，马荣先与云南杜文秀起义军之一部配合，咸丰庚申年(1860年)冬攻下会理州城达9个多月。州城失守后，铜鼓为乡练所得。起义失败十年之后，由该州同知丁曜南赎回送还寺中。
纹饰上，除盐源毛家坝铜鼓仅有双线十字圆圈纹、牛角形两种纹饰外，其他如会理罗罗冲铜鼓、宜宾双龙铜鼓以及会理铭文铜鼓的鼓面和鼓身分别布满太阳纹、芒纹、晕纹、三角齿纹、同心圆圈纹、划船纹、牛鸟图、太阳纹、栉纹、云雷纹、菱形纹、斿旗纹、垂叶纹、乳钉纹、串枝纹、回纹、蝉纹、符篆纹、羽状纹、绹纹等各种纹饰和图案，内容极其丰富。既有单纯的几何形，也有花卉、植物、动物形象，甚至还有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尤其是鼓面正中装饰的太阳纹和芒纹，更是铜鼓特有的纹饰，民族风格十分鲜明突出，具有另类的美感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铜鼓发出的声音浑厚、洪亮，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音响效果，传播范围很广，在我国古代，特别是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祭祀、节庆仪式以及歌舞表演上，都是必不可少的乐器。铜鼓声声，歌舞翩翩，这样的民族风情，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唐代著名诗人温庭筠在《河渎神·铜鼓赛神来》中就写道：“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水村江浦过风雷，楚山如画烟开。离别橹声空萧索，玉容惆怅妆薄。青麦燕飞落落，卷帘愁对珠阁。”唐代的另一位诗人许浑，在他的五言诗《送客南归有怀》中也写道：“绿水暖青苹，湘潭万里春。瓦尊迎海客，铜鼓赛江神。避雨松枫岸，看云杨柳津。长安一杯酒，座上有归人。”与这样的美好画面相反，铜鼓另一作用则显得残酷和血腥。每当战争来临，铜鼓还用于召集族人作战，它既是战场上指挥进退的号角，也是鼓舞士气的工具。咚咚的战鼓声响起，无数鲜活的生命便为之凋谢。据史料记载，明朝万历年间，朝廷军队镇压被称之为“都掌蛮”的僚人时，一次就缴获了僚人93面铜鼓，尸横遍野。被俘的僚人首领阿大为此悲愤至极，哀叹道：“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颠，群蛮毕至。今毕矣！”
（卢升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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