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井”养猪新探索
喜德县整合多个主体，通过以租代补方式，放大和延伸财政资金效益——
喜德县沙马拉达乡铁口村代养场周边的万亩花椒基地。本报记者王代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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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扶贫怎么搞
□本报记者 梁现瑞 王代强 袁敏
“穷不丢书，富靠养猪。”在中国，养猪是一种重要的脱贫致富产业。但由于存在“猪周期”，这个产业的状况总是跌宕起伏。如何“熨平”“猪周期”，是一个仍在探索的待解之题。
2016年以来，四川铁骑力士集团与喜德县探索养猪扶贫模式，整合政府、龙头企业、银行、保险、养猪大户、贫困户等多个主体，分散产业风险，通过以租代补方式，放大和延伸财政资金效益。
拿“打井浇田”来比喻，政府出资建扩繁场的“井”，租赁给龙头企业管理运营；各个代养场就是“田”，企业向它们源源不断供“水”。这种模式让更多贫困户参与其中。
“井”如何打？“田”如何管？“水”如何聚？“苗”怎么育？近日，记者到喜德实地采访。
A 一种探索
打了一口“井”，浇了70多块“田”
3月18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冕山镇洛发村。一片白色圈舍整齐排列在一面山坡上，10多个工人正在门口施工。
“这就是扩繁场。”铁骑力士公司猪业事业部凉山区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寅少介绍，扩繁场占地350多亩，为凉山州最大、最先进的仔猪繁育基地，年产仔猪近30万头。县级涉农资金、广东佛山援建、喜德农旅投公司联合投资1.5亿元，建成后以每年1000万元费用租赁给铁骑力士。
刘寅少用一堆砖摆了个示意图：“中间这块砖就是扩繁场，外围这一圈就是代养场，总共有75个，全部分布在周边半径30公里左右的各个乡镇。”
刘寅少为这种“众星捧月”的模式起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打井浇田”：政府出钱“打井”，龙头企业租赁管“井”，繁育出的“猪”就像活水，输送到周边70多个代养场的“田”，村集体、养猪大户和贫困户共同“耕田”，达到利益共享。
30公里外的洛哈镇古木宜莫村，就有一块“田”。这个代养场可同时养殖2400头猪。去年8月，第一批生猪已经出栏，记者去的当天，正在对环保设施进行完善，准备迎接第二批仔猪。
B 一种转变
之前是送碗水，现在是井水源源不断
“差别大得很。”记者在洛发村正好碰到县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尔古木支。今年50多岁的尔古木支是一个“老畜牧”，据他介绍，邻县曾推行过扶贫的“借猪还猪”模式，将母猪送给贫困户喂养，产下的母猪还给政府。开始搞得风生水起，但后来收回的猪数量很少，因为贫困户养猪技术不过关，喂死了一部分，还有的人不守诚信拒绝按约定归还，因而实施不久就停止了。
还有地方推行过“六方合作”养殖：担保公司、饲料加工企业、种畜场、农发行、农户、肉食品加工企业，生猪养殖业所有环节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规模上去了，但治污设施没跟上，甚至被约谈。
尔古木支认为，在中国是“养猪如炒股”，散户为主，承受市场风险能力差。生猪产业要良性发展，必须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
“打井浇田”模式，让尔古木支眼前一亮。在他看来，这种模式整合各个口线的支农资金，捆绑使用，聚指成拳，提高了支持力度。不是一次性给补助，而是租赁方式，更可持续。代养场建设给予适度的补助，撬动民间资本参与，放大了政府资金效能。
“怕不怕龙头企业跑了？”记者把问题抛给尔古木支。他呵呵一笑：“有啥子好怕的？一个企业跑了，还可以租给其它企业……猪始终是需要的。”
“另一种‘六方合作’模式，虽然参与方也不少，但扶贫责任相对较轻，养殖场管理标准、规模没有严格限制，盲目扩张出现环境污染难题。”省农业产业化专家卿成认为，“井口”养猪模式的优势首先是通过延伸链条，扩大参与主体，有效化解市场风险；同时发挥了各自优势，政府整合资源，龙头企业提供技术、管理和品牌，大户、银行提供资金，贫困户参与养殖，代养场投资、规模受政府和扩繁场指导、制约，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养殖管理，由于分散在各乡镇，降低了治污压力；第三是整合资金，放大和延伸了资金使用的效益和期限。
C 一大难题
社会资本与群众的利益、风险需要平衡
“如何发动能人、大户搞代养场，是个大难题。”铁骑力士代养部经理沈洛阳说，一个代养场投资少则三四百万元，多则一两千万元。
为了撬动民间资本的参与，当地政府承诺，为新建的代养场给予补贴支持。整合资金，以政府贴息的方式，协调金融机构，帮助贫困户贷款，并入股代养场，支持建设。生猪保费28元/头，政府补贴12元；母猪保费60元/头，政府补贴48元，最高赔偿1500元/头。
建场给补贴、保险给补贴、养殖给技术，几管齐下，市场逐步有了回应。沈洛阳回忆，几年前当他在洛哈镇物色第一个大户格衣尔洛时，对方的态度是不相信、不清楚、不理睬，“连续跟了他两个多月，直到代养场建起来，他才同意干。”
古木宜莫村代养场总投资320多万元，代养场负责人洛尔木干1分钱都没花——政府按5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贴170多万元，全村52户贫困户每户贷款5万元入股，“还剩110多万元没用完，搁在银行里。”
去年2月，古木宜莫村代养场首批1700多只猪苗入栏，铁骑力士派技术员手把手指导管理，还送来饲料、药品、疫苗等物资。“我们向代养场承诺‘三无一稳’：无重大疫情风险，无重大市场风险，无重大资金压力，稳定的收购价格。”刘寅少说。
铁骑力士公司与代养场签订了收购协议，约定了收购价格。去年的保底价为8元/斤，公司售价高于8元的部分按10%增加计入，比如公司售价为16元/斤，高出保底价8元，则收购价为：在保底价8元的基础上增加0.8元，达到8.8元/斤。
去年9月，古木宜莫村代养场共卖出1700余只猪，每只赚388元左右，共盈利66万余元。“除去给52户贫困户分红15.6万元及人工、水电等成本，毛收入30多万元。”洛尔木干说，贫困户贷款由他来还，压力不大。
按照约定，喜德县75个代养场向1155户贫困户分红。扩繁场每年给的租金，也拿出部分向1901户贫困户分红，户均3000元至5500元。古木宜莫村48岁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衣火里作去年9月就分红3000元，“这样的好事，我们全家人支持、点赞！”
据统计，喜德县有30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到这个模式，并参与分红。
D 两大担忧
行情好怕代养场偷卖，行情不好企业独自承担损失
“现在生猪售价达到18元以上，龙头企业才按9元多给你，你不眼红？”记者把问题抛给洛尔木干。
不久前，邻县一个代养场就私下把100多头猪卖给了别人。这让刘寅少很恼火:“只看到我们现在赚钱，不知道暴涨之后或有暴跌，如果生猪价格跌到6元，我们还得按每斤8元结算，损失完全是我们来承受。”
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的“惊涛骇浪”，代养场则是“风平浪静”，两者承受的风险等级完全不一样。
刘寅少认为，必须加强过程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关键。喜德县相关部门和企业人员一起，走进代养场，宣讲法律法规知识，表示将对违反协议者进行严格处罚。铁骑力士还派专员到代养场每周统计察看存栏情况。“现在给每头猪都录入了状态信息，打了耳环对其定位，做到活要见猪、死要见尸。”沈洛阳说。
此外，公司正在给扩繁场、代养场安装摄像头，对每一只猪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在农业专家看来，龙头企业做好“平衡”：既不能盲目扩大猪苗规模，影响市场，同时也要留够“秋膘”，抵御市场震荡。
在刘寅少看来，还要通过技术和管理能力创新，采用自动化、智能化养殖，提升效率，降低成本，选育优种，擦亮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同时，打通初加工等上下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行动已在开展——在冕山扩繁场，正在配套建设沼气发电，污水将通过管网布局灌溉3000亩种植业，形成“猪—沼—粮（经果）”生态循环经济模式。
在喜德县沙马拉达乡铁口村代养场，6个料线自动将饲料、水等输送到食槽，粪污通过管网灌溉约3000亩的花椒种植基地，林下套种约200亩魔芋和中药材，带动周边种植花椒1万亩以上。
这段时间，刘寅少正在考察研究，能否利用当地土豆种植优势，在代养场建饲料加工厂，降低饲料运输成本。
“我们还与县里研究，计划在扩繁场附近规划一个移民安置点，打造彝家新寨。依托附近河滩8000亩土地种雪梨、苹果，形成‘赏花-民宿-温泉’体验线路，带动周边旅游业。”刘寅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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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扶贫还有这些新模式
内江东兴区高梁镇金龙村：
合作社代养分红
内江市东兴区高梁镇金龙村利用产业扶持发展资金，让36户贫困户发展生猪养殖，购买一头仔猪补助400元。考虑到大部分贫困户存在养殖困难，该村把贫困户购买的猪统一送到养殖合作社集中代养。养殖成本和销售都由合作社负责，生猪销售后贫困户获得收益分红。贫困户每头猪可获得固定分红，死亡的猪不分红，但要返还贫困户400元本金。
贵州省黄平县：
云上牧场AI养猪
浙江青莲食品公司在贵州省黄平县开展“5G智慧云上牧场”项目，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AI养猪。
项目通过智能设备及新技术匹配应用，实时采集生产数据、监控猪群动态，自动调节环境温度、湿度、氨气浓度等，实现精准饲喂、精准查情、精准配种，建立年出栏10万头以上智能信息化标准养殖场。
湖南郴州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金仙寨村：
成立生猪养殖发展联盟
在湖南郴州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金仙寨村，合作社成立了“万户富”生猪养殖发展联盟，按照“公司＋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基地”模式，合作社每月定期对养殖户进行培训，同时上门服务。农户养殖出来的生猪，合作社统一收购。
合作社注入资金，建设规范化育肥猪养殖场，并折股量化给贫困户，让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以年终返利的形式，让缺劳力且无法发展养殖的贫困户有了稳定收入。
本报记者 王代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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