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十九)

达州晚报 2021-03-23 09:41 大字

公元306年,李雄在成都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賨人)皇帝。这一年(306年),“傻皇帝”司马衷才从征讨前线回到帝都洛阳,刚刚恢复了“羊皇后”(羊献容)的“后位”,就“食饼中毒”而死(享年48岁)。史载:司马衷暴死。传说是被司马越“毒杀”,但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我想,作为“八王之乱”的“终结者”,司马越不喜欢“傻皇帝”,欲行“伊霍之事”,司马衷也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晋怀帝司马炽“登基即位”,与“成汉帝国”皇帝李雄成为“皇帝老庚”。这个司马炽,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幺儿子”(第25子)。他的皇帝生涯也是“苦字当头”,内有“皇室权力”的“你争我夺”,外有“五胡乱华”的“春心萌动”。在皇帝的“龙椅”上才坐了五年(311年),就被“汉赵帝国”(刘聪)俘虏到平阳城,两年后(313年)被“生前好友”刘聪杀害。

也是在这一年(306年),“汉赵帝国”的刘渊,还行走在“称帝的路上”。公元308年,刘渊才正式称帝,成为西晋“永嘉之乱”的“罪魁祸首”。我们前面说的“新三国”格局,也就在这时全面形成。“永嘉”,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虽然,史书上把刘聪杀害晋怀帝的313年,记为“永嘉七年”,但这个“年号”真正终止在“永嘉五年”(被俘时)。“永嘉之乱”,是晋怀帝“永远的痛”,更是西晋王朝“最后的挽歌”。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称帝时(313年)才13岁。他出生那年(300年),“丑皇后”被赵王司马伦“废杀在金墉城”。晋愍帝这个“偏安皇帝”的日子“也不好过”,几乎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五年后(318年),又被刘聪“俘虏到平阳”,西晋就此画上了“历史的句号”。

公元308年,是“新三国”的“底定之年”。“汉赵帝国”北方称雄,“成汉帝国”南方割据,西晋王朝“风雨飘摇”。也是在这一年(308年)的“上巳节”,建邺(今江苏南京)唱响了“东晋的序曲”。不过这个“序曲”有点长,唱了9年,琅琊王司马睿才走上“龙床”(那时还没有龙椅)。“上巳节”那天,南京官民到江边“修禊乞福”。琅琊王司马睿乘肩舆、具威仪,大张旗鼓地列队出来观禊。而王敦、王导等“衣冠南渡”的中原名士,都“满怀敬仰”地作为“司马睿的跟班”。“王驾光临”,立刻吸引了万千“江南士民”(本土居民),当地豪族“惊讶得不得了”,纷纷“拜伏在道左”,以示礼敬。这场好戏,王敦、王导兄弟既是“编导”又是“演员”,而“男一号”就是后来的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所以,我说“东晋的序曲”从此唱响了。至于东晋,我们后面再说。

回来说“成汉帝国”。李雄称帝,“国号”是“大成”,李寿篡位,改“国号”为“汉”。那时北方的“汉赵帝国”,“国号”也是“汉”。从形制上看,“虚弱的西晋”身边有两个“彪形大汉”,这日子过起都有些“心虚”,甚而至于“冷汗直冒”。西晋身边的“两个帝国”,这时都在“茁壮成长”。李雄的“成汉帝国”,在追封了李特、李流兄弟后,又采纳“尚书令”阎式的建议,设立了文武百官,编制了典章制度,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賨人王朝”。

“建国称帝”之后,“成汉帝国”的主攻方向就是“开疆拓土”。在晋怀帝、晋愍帝觉得“日子难熬”的时候,李雄就消灭了西晋在巴蜀的残余势力,完全控制了“巴蜀地区”,还北上汉中,占领了“益州门户”。史载,“成汉帝国”全盛时期疆域控制范围:东到建平(今湖北境内),北达汉中(今陕西境内)、仇池(今甘肃境内),西到汉嘉(今四川彭水)、沈黎(今汉源、越西、甘洛等地),南到宁州(今云南境内)、安州(今贵州境内)。这个帝国,地理方位跟“三国”时的“蜀汉”差不多,其势力范围比“蜀汉”还要大。这些“地盘”,都是从先前的“西晋王朝”和后来的“东晋王朝”手中抢过来的,也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当然,这些“地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边界州县,上演的往往都是“得而复失”的历史大戏。

有趣的是,公元340年,后赵皇帝石虎对东晋有了“觊觎之心”,命人打造水军,学学昔日的“王濬楼船”(西晋灭吴)。折腾来折腾去,石虎发现“后赵”没有“训练水军的地方”。于是,遣使“成汉帝国”,给皇帝李寿送来一封“邀请函”:联兵攻晋(东晋)、中分江南。李寿见信,龙颜大悦。一面遣使回访,以示“就这么高兴地决定了”;一面大修船舰、练兵聚粮,燃起“吞噬江南”的激情,还在成都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但是,当时的“成汉帝国”经过多年内乱(骨肉相残),综合国力已“大不如前”,成汉军民皆“无心作战”,文武百官都“跪求停战”,皇帝李寿也“只好作罢”,城外士兵都“高呼万岁”。一场闹剧,就这么草草收场。不知道李寿是否给石虎作了通报,不知道“狂妄自大”的石虎是否有“深深的失望”,历史没有记载这些情节,我也就不妄说了。

“成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李雄,还可以算得上一个好皇帝。史载,李雄称帝之初,“成汉帝国”发生了“财政困难”(用度不足),采取了一项“卖官措施”,诸将多有“献金银得官”的现象。这时,中书令杨褒“犯颜直谏”。还好,李雄“愧而止之”。乱世英豪,都有“狂喝滥饮”的坏毛病。一次,李雄喝得“眼中有重影子”,竟然手推“中书令”,杖击“太史官”。还是这个“好直言”的杨褒,讲了“喝酒误国”的一堆“远古往事”。这个“以案说法”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李雄居然“戒酒”,直到“一命归西”也真正“滴酒不沾”。李雄善于“纳谏”,导致“言路大开”,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都得以集中起来,作为“治国方略”。当时“海内大乱”,而蜀地单单“平安无事”,被时人誉为“世外桃源”。

有史家总结说,李雄治政31年(304-334年),采取宽政、慎刑、薄赋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开创了“政治清简、政风务实、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常璩在《华阳国志》称赞说:“闾门不闭、路不拾遗”。李雄有好学精神,听政之余“手不释卷”。还兴办学校,推行教化。有一次,有人把我称为“文人”。我说只是个“文化人”,是被别人文章教化了的人,这样来解释“文化人”就比较好懂了。说到李雄的宽厚,《晋书》上也有一个故事:氐人苻成、隗文投降李雄后又背叛,还伤了李雄的母亲罗氏(刺瞎一只眼)。这事搁在我们一般人身上,一定会“仇恨满腔”。但是,待到“这两个家伙”再次归降时,李雄却“宽宏大量”,不仅高兴地接纳,而且优厚地对待。这要好大的胸怀和格局才能做到啊!正是这样的“大格局”,取得了“好效果”:归附的人一批接一批。

每次去成都,我都要去游览武侯祠。个中原因,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这个武侯祠跟“成汉帝国”有关。据说,“成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李雄,是诸葛武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血粉)。从后来李雄“治蜀模式”分析,也可看出“诸葛亮的影子”。但是,武侯祠究竟建于何年,没有找到历史记载。从“李雄治蜀31年”来分析,武侯祠,当初建于公元306—343年间。不过,那时的武侯祠还在成都“少城”内。到南北朝的时候,开始从城内迁出。我们都知道,成都又称为“锦官城”。所以,为避“安史之乱”来成都“结庐而居”(茅草房)的杜甫,才会吟出“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武侯祠,是中国现存唯一“君臣合祀”的寺庙。早先,武侯祠和刘备庙只是一对“友好的邻居”。约在南北朝时期,武侯祠外迁时,庙(昭烈皇帝庙)、祠(武侯祠)才“合二为一”。

说到武侯祠,我最喜欢说“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是清朝人赵藩撰写的,用来“劝诫”他的“门徒+上司”的岑春煊。这个岑春煊也是一个“硬角色”,素有果决实干之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偿还高昂的债务,地方政府横征暴敛,引发四川数十州县发生农民暴动。有白莲教、义和团,还有抗捐、抗税的农民,义军数万,两次围攻成都,甚至打到“督抚衙门”。这时,清王朝紧急把“山西巡抚”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此时的赵藩,是岑总督手下的“四川盐茶使”。

岑、赵之间有这一层关系,理应该成为“亲密的伙伴”。但岑春煊将义军全部归为“乱民”,一味采取“武力镇压”。为了增强“政府军”的战斗力,他又对官兵施行严厉的“连坐法”,致使“政府军”镇压农民义军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在四川官场,岑春煊有“惩治贪官”之名,行“打击报复”之实,政见不合者,动辄“寻找由头”罢免裁撤。“圈内人士”,人人自危。赵藩看不惯岑春煊的“强硬作风”,又对其中的隐患“洞若观火”,就“苦口婆心”地劝谏这个昔日的门徒、今日的上司。不曾想,岑春煊是个“官痞”,想的是借“镇压义军”和“纠察官吏”而“一显身手”,甚至还想“借梯上楼”、官升一级。对赵藩的劝诫“充耳不闻”。当年(1902年)11月,赵藩听说岑春煊要陪客人游览武侯祠,便决定实行“笔谏”,这就是那副挂在武侯祠静远堂前的“攻心联”。不曾想,岑春煊一见此联,就拂袖而去,弄得客人“一头雾水”。赵藩与岑春煊的“师徒关系”,也就因为这副“攻心联”而彻底破裂。□罗学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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