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时代的大象与犀牛

四川日报 2021-08-31 06:33 大字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的古蜀亚洲象模型。 蒋蓝 供图

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的象牙。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藏于成都博物馆的石犀牛。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树 摄

□蒋蓝

探寻成都3

古时,成都及巴蜀地区有没有野生犀牛与大象?有的话,它们与成都这座城市究竟又有怎样的联系?这,一直是扑朔迷离的历史谜题。

从犍为﹃追踪﹄大象

2012年春夏之季,我为完成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历史》,我曾踏探滇北、黔西北一线的人文历史。来到川西的犍为县,明朝时所建立的县文庙里正在举行犍为老图片展览,细细看完,对为何以“犍为”为县名有了兴趣。探究一番后知道,在西汉中晚期,新设郡时,因郡内有山,故名“犍”,而当地又盛产野牛与猴子,而“为”的古转体像母猴,所以就在“犍”字后面加了“为”字,因此,犍为就成了新的郡名。

为字的繁写体是“爲”,其上部是爪,归于“爪部”。《说文解字·爪部》解释说:“爲,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爲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篆文写出的字形大体近似。初文只是在左上画了一只手,正在驱使或指挥一头大象。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大象生动、造型比较明显。再看爲字书写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文多有变化,但上为爪(手也)、下作象之形,就连象的鼻子、四足也明晰可辨。即使写作楷书正体,也十分象形,只是后来依照草书形状搞出来的简体字“为”,才让字形与真相毫无关系。

关于爲字,也可从大舜姓妫的资料里得到进一步佐证。先秦之姓多带女旁,如姒、姬、姜、赢等,妫去掉女旁为“爲”,这个爲字,上端像一只人手抚摸,下半则是大象的象形。合起来看,“妫”的释义应是驯象员。大舜的祖辈应是掌管大象的训练人员。

古蜀时期,本土多以特有的“巴蜀图语”为表意文字,也一度“反哺”中原文化。而在对蜀字的二三十种解释当中,其中一种是:蜀字象征大象的头颅和弯曲的长鼻子。而在“巴蜀图语”里早就有“蜀”的写法。我甚至以为,甲骨文中“象”字、“爲”字,就是从“巴蜀图语”演变而来的。在开明王朝时代,蜀地的大象,逐渐被人们所驯服而役使。

“犍为”自有郡名一直保留了下来,至今已有1420多年。著名巴蜀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古蜀地多象,古蜀族崇象,所以“蜀”字表达了古蜀先民与象的亲和力。西汉广开“西南夷”以后,因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人为的大量垦殖,象群逐渐南迁。巴蜀历史学者黄建华认为,由于象群的远去,蜀人产生了怀念,因而有了“想象”,这个词的初意就是表达对象的想念,由此可见蜀人与象的情感。

蜀地的古亚洲象

蜀州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述很多蜀地物产,特别提到了在蜀地岷山山脉等地有大象。记载固然简净,却并非语焉不详,古蜀有大象分布是确凿无疑的。

春秋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日本汉学泰斗白川静在《字统》里就明确指出:“公元前五六世纪前后,长江北岸一带还生息有大象。”

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比黄河流域更适宜动物繁衍,曾是亚洲象重要栖息之地。《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国语·楚语》中也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述,徐中舒据此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便强力地印证了“中次九经”中记述岷山、大巴山地区多象的记载。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67根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竟然有数吨之多。关键是,这些亚洲象的象牙是从古蜀境内的象群中获取,并非外来品。

考古发现揭示,古代蜀人对大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敬崇之心,在古蜀时代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通常都将象牙作为敬献给神灵的最重要祭品。在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就刻画了古代蜀人将象牙与玉璋一起用于祭祀神山的场景。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残件上,也刻画了一人侧跪肩扛象牙,生动地描绘了祭献象牙的情形。还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双手环抱于胸前作虚握状,执握的很可能也是弯曲的象牙。

成都平原也发现了野生大象骨骼或化石。

2005年,双流县三星镇鹿溪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双堰村,村里有座桥叫牛头寺桥,村民便把这条河叫作牛头寺河。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确认,在河的拐弯处打捞出一块长约1米、足有5公斤重的动物肱骨化石。村民说,河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动物骨头,也都跟这块肱骨差不多。经考古鉴定,这是大象的一块腿骨。这是一头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象,大约有3米高,体重约400公斤,属于第三纪(5万年至5000年前)的生物。考察三星镇双堰村的地质构造之后,有学者认为,大象一般生活在海拔1300米以下,因此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大象生存的地方。

如今这块大象化石保存在双流文物展览馆里,它的发现佐证了古蜀有象的不争事实。三星镇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端,地处山清水秀的龙泉山脉中段,毗邻仁寿县、简阳市,就是说,龙泉山脉一带均是亚洲象分布地带。不仅如此,遂宁市安居镇琼江陶家滩河段也发现了多个距今4万年成吨的野生象化石。

天府广场的石犀

杜甫有名诗《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犀牛在古蜀文化中长期被视神兽,很早就有神犀、神牛的种种传说。

1973年11月,成都电信大楼在人民东路开建,承建方为四川省第三建筑公司。公司委派技术员车凡英来“蹲工地”查勘。一天,正在地基打桩作业的工程人员,发现大楼附楼东北方位有一个地方“冥顽不化”,基桩打不下去。工人挖开一看,却是一块大“石头”。足足挖开 一个直径2米的大坑,才看到一只肚子朝外翻的神秘动物……急请文物专家现场勘查,因这个有点像犀牛的物体,制型“比牛还大”,而且“埋得太深,东西太重”,当时又没有大型吊车,靠人工挖掘太难,只有“埋回去”。

2010年10月7日,在拆除屹立天府广场东侧37年的电信大楼时,有些“老成都”开始醒悟:大楼下面不是还有一尊埋藏多年的石兽吗?不过,由于估算钟楼废墟清理工作耗时较长,文物考古部门并未进场勘探。直到两年后的2012年年底,四川大剧院即将在钟楼原址开建,针对千年石兽的传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才正式进场勘查。作为考古现场领队,易立也是最早亲历石兽重见天日的考古队员之一。12月16日,考古的范围缩小到最后发现石兽的区域,将电信大楼基础桩进行破碎后,在距地面约4米的一个坑里,石兽终于露出了尊容。

这尊石犀的初步数据如下:身长:3.3米;身宽:1.2米;身高:1.7米;体重:约8.5吨;年龄:2000多岁……这件大型圆雕石兽的保存非常完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天府广场石犀是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重大考古发现”。

学术界认为,当年雕刻石兽时,肯定是参照了某种动物的原型,而犀牛最接近这一原型。在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大量的犀牛。成都属于长江上游区域,由于岷江上游堰塞湖层垒而上,形成热带雨林气候,由此推测,当年在成都平原一带的犀牛可能也不少。因为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也就是说,犀牛为不折不扣的“本土化动物”,由此成为雕刻匠人的造型模特。

据文献记载,李冰曾造5只石犀,2只放置在成都城内的郡守府,1头置于市桥下,2头沉于二江的深渊。这些均与治水有关,应该是厌(压)水精的瑞兽。当时在成都少城西南城之外,开凿了一条水道,用来沟通二江,名为“石犀道”,石犀直到唐朝尚存3头。诗人杜甫和岑参的诗篇歌咏其事。宋代成都有著名的石犀寺,又名石牛寺,庙阶之前尚有1头石犀,但久历风雨剥蚀,已不成形。1950年之初,巨石风化严重,已剥落不成形了,属于一块大石,后被石工凿成石条使用。这座石犀的位置,在现在成都的西胜街,此处正是当年郫江故道。

成都天府广场这头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尚需进一步的考证。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头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填补了战国至秦石刻犀牛艺术的空白。而且它的出土佐证了汉代蜀郡郡府位置以及成都的城市分布格局,确定了当时的成都已是大汉帝国第一流的城市。2013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距天府广场不远的成都体育中心南侧“东华门遗址”工地进行考古发掘,通过出土物可以认定,在汉朝时,成都已经是一座具有皇家园林的大型休闲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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