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觉寺的壁画与晓钟
北宋 李公麟《蜀川图卷》之天府成都
“昭觉晓钟”为明代“锦城十景”之一
林元亨/文甘霖/图
“仙宫佛院，成都颇盛……殿宇廊庑，华丽高敞。观如元天、云台，寺如昭觉、净居，俱不减两都规模，足供游眺。惟昭觉，尤甲诸寺观”。这个建于成都北郊青龙场旁边的隋唐寺庙，在北宋曾经一度成为国家级“十方丛林”。
唐代休梦、宋代圆悟克勤、明代丈雪、近代清定……一代代高僧见证了昭觉寺的一次次兴盛与凋零。而昭觉寺的壁画，以及明代“锦城十景”之一的“昭觉晓钟”，却少有人提及。
唐代成都
佛像壁画创作中心
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玄宗、僖宗的两次入蜀，大量的艺术家相继入川，并在寺庙里留下了众多的艺术作品，四川成都一度成为全国佛教中心和佛像壁画创作中心。宋代李之纯的《大圣慈寺画记》就说:“举天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在开山祖师休梦的努力下，孙位、张南本、张询等流蜀画师为昭觉寺创作了多幅壁画。
北宋李畋在《重修昭觉寺记》里，记载了他看到的昭觉寺“胜迹”：有唐僖宗中和期间的《随驾进士三榜题名记》，陈太师捐钱塑的六祖像，萧遘撰文、刘崇龟书写的《建寺碑》，张南本画的水月观音，还有当时僖宗赐名、从长安送来的由翰林待诏书写的昭觉寺门额。
这其中，孙位非常高产，不仅画了浮丘先生和松竹墨竹各一堵墙，另外还在一堵墙上画了一幅仿照南朝张僧繇在润州高座寺画的《行道天王渡海图》。同样的壁画他在眉山的福海寺也画过，宋代诗人苏辙看了之后不由赞叹：“古之画者必至于此，然后为极欤！”孙位的学习对象是张僧繇，这位南朝大画家留下过著名的“画龙点睛”典故。而孙位的这幅壁画，如今只能从唐时敦煌绢画《行道天王渡海图》上或可以想象。
张南本在昭觉寺画了水月观音。对于他画火的绝迹，北宋《宣和画谱》记载了一段故事：“画佛像、鬼神甚工，尤喜画火。火无常体，世俗罕有能工之者，独南本得之。尝于成都金华寺大殿画八明王，时有一僧游礼至寺，整衣升殿，壁间见所画火，势焰逼人，惊怛几仆。”张南本和孙位齐名，二人曾经同学画水，但他以为同能不如独胜，遂改为画火。时有“孙位之水，张南本之火”之誉，“世之论画水火之妙者，独推二子”，而昭觉寺的壁画却是“水火兼得”。
前蜀太子
觊觎“三时山”
到了前蜀初期，昭觉寺惹上了一个麻烦，张询所画的“三时山”壁画，被当时的前蜀皇太子简王看上，想掠为己有，搬到东宫。据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张询的三堵壁画在大慈堂后，一堵早景，一堵午景，一堵晚景，称之为“三时山”。唐末南海人张询，因“黄巢之乱”而入蜀，受昭觉寺方丈休梦所请而画，画完时，正好唐僖宗驾临昭觉寺，“尽日叹赏”。
20余年后，前蜀太子看上了“三时山”，昭觉寺僧人如何应对，史料无更多记载。黄休复记载说，因为这三堵壁画“壁泥通枋，移损不全”，简王才收回了命令。简王王宗懿（元膺），是王建次子，武成元年（908年）六月被立为皇太子，永平三年（913年）七月因发动兵变被杀。昭觉寺“三时山”壁画所经历的这次有惊无险，当发生在武成元年至永平三年的五年间。能够被权贵觊觎，可见昭觉寺壁画名声在外。
《益州名画录》还载有“有画无名”者：“昭觉寺大悲堂内四天王两堵，堂外观音一堵、寺门后两畔东西天王两堵，并中和年画，不知画人名姓，评能格中品。”
除了唐代的画作，昭觉寺还收有一些宋代艺术名家的作品。宋代邓椿的《画继》记载：“李时泽，遂宁人。初为僧，受业于成都金地院，因李骘显夫丧其子京师，显夫亲往迎丧，拉与同行，自是熟游中原。多观古壁，见武洞清所画罗汉，豁然晓解，得其笔法。兵乱归蜀，即以画名。圆悟住昭觉日，大殿既成，命画十六罗汉，及文殊、普贤、药师菩萨等像，见存。”“杨祁，彭州崇宁人。善花竹翎毛，有《百禽帐》。又画《笼鸡》如生，昭觉寺超然台旧有《倦翼知还》等壁，今不复存”。宋人杨祁为昭觉寺所作壁画，就已经有毁坏，联想到张询“三时山”的变故，或二人的作品是同时被毁，如遭遇到了火灾。
相传北宋李公麟作的《蜀川图卷》（又名《蜀川胜概览图》）被乾隆誉为“四美”之一，其中第六十四个巴蜀地标，正是昭觉寺。高士奇在“跋”里说：“丛祠野亭并萧寺，点缀一一穷毫芒，万里桥西工部宅，浣花溪水澄沧浪。”这“萧寺”即指昭觉寺。可惜的是，明末清初，昭觉寺和成都一起变成了一片废墟。那些灿烂的壁画，也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里。今天，阅读线装书的文字，是人们唯一能够抵达它们的方式。
两代蜀王
昭觉晓钟“同题作文”
成化二年春(1466年) ，大明第一代蜀藩王朱椿（献王）之曾孙、蜀怀王朱申鈘，为其曾祖的《献园睿制集》作序。他写道：“曾祖献王分封于蜀，建国之初，日接鸿儒硕士，吟哦六经，讨论群史，深明心法之要，益隆治道之本。抚士民、宣德化，而弦歌之声、礼仪之风，溢于邦域，而被乎边夷也。”朱申鈘对曾祖朱椿的家传，以及他开辟的蜀藩时代，可谓倍感骄傲。
朱椿，“性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被父亲明太祖朱元璋呼为“蜀秀才”，是其第11子。朱椿在成都历经八年修建的蜀王府，后来被老百姓称为“皇城”。
八岁被封、二十岁才到封地的朱椿，一到成都就“首访儒雅，旁求博采，举而用之。以故前后左右皆文行礼法之士，朝夕相与讲明，至理惟身体而力行之。未几而民俗以淳，化行以溥，而蜀郡之民，悉陶于政教之内矣”。除了六经、群史，朱椿也对宗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朱椿不但颁布命令，要求各地保护佛寺、道观、文庙、学宫、神祠、古刹，他还新修和重建了多所寺观，如上皇观、青羊宫、万福寺、中峰寺、云台观、圣寿寺等。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听闻彭县（今彭州市）龙兴寺智润禅师“戒行高洁”，命朱椿迎奉智润禅师到昭觉寺任住持，并赐号光照禅师。朱椿对昭觉寺也非常重视。清代《成都昭觉寺全图》石刻铭文中说：“明蜀藩仍复昭觉缘旧例，免沃田三百廛，供僧如数。”《重修昭觉寺记》中则记载：“明蜀献王又拓之，周围墙垣缭绕七百余丈，绀殿绮云，金身撑汉，以致藏阁僧廊，诸天佛祖，莫不宏丽俱备。”
这个“蜀秀才”家族不乏爱好诗歌、文学之人。第七任蜀王、惠王朱申凿和第九任蜀王、成王朱让栩，爷孙俩都出奇地热爱文学，相继写了“锦城十景”组诗，为成都人留下了当时的“十景”。
“浣水风烟接草堂，龟城官柳丽春阳。杨雄池上鱼吞墨，诸葛祠前柏傲霜。舟渡霁川依岸近，钟鸣昭觉出声长。杯浮菊井秋香细，遥见岷山雪吐光。”这是《惠园睿制集》收录的爷爷朱申凿写的《锦城十景》。《长春竞辰集》收录的孙儿朱让栩写的《锦城十景》则是：“古柏森森碧叶齐，春城日暮草堂西。岷山雪霁排银壁，浣水烟笼锁翠堤。橘井相浮金盏注，墨池色润采毫题。济川舟送钟鸣远，官柳桥边匹马嘶。”
在明代，“昭觉晓钟”与“龟城春色”、“菊井秋香”“閟宫古柏”“市桥官柳”“草堂晚眺”“霁川野渡”“岷山晴雪”“浣花烟雨”“墨池怀古”，并称“锦城十景”，堪称成都的文化地标。
朱申凿写《昭觉晓钟》：“蒲牢才击韵铿铿，声彻禅林报晓晴。月夜扣时心地警，霜天撞处梦魂惊。上方嘹亮多遗响，还道春容正大鸣。何事僧家能解悟，海门风顺吼长鲸。”朱让栩写《昭觉晓钟》：“霁晓禅宫宿雾开，蒲牢声吼出经台。残星寥落晨鸦起，斜汉逶迤候雁回。江绕鱼凫仙棹发，桥临驷马使车催。登临有客还怀古，废苑宣华锁碧苔。”
爷爷的“昭觉晓钟”是早春月夜后，孙儿的“昭觉晓钟”是隆冬星夜后，不过，二人写的都是从晴天出发，一夜之后所闻的青龙场昭觉晓钟。在昭觉晨钟里，在青龙场人的起早里，一个城市在芙蓉花开的睡梦里，酣然醒来。
不过，奇怪的是，几乎与朱申凿同时代的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大明统一志》卷六十七“四川布政司·成都府”“寺观”里，并没有收录昭觉寺词条，城北也只收录了玉局观和通真观。青龙场人习以为常的“昭觉晓钟”，似乎只停留在两个爷孙蜀王的私人世界里。
清光绪二十二年（1886年），昭觉寺方丈中恂作《重修昭觉寺志》，首次梳理了“昭觉八景”：“威凤凌霄”“经楼积翠”“万岭青松”“赛虹古柏”“芳池洗月”“窣堵藏云”“佛井莲花”“石桥木鱼”。被两代蜀王列入“锦城十景”的“昭觉晓钟”同样没有收录。可见，在光绪年间，明代的“昭觉晓钟”早已成为历史，“张献忠剿四川”导致了巨大的人文断裂。
如今“昭觉八景”也已不存，如果要听昭觉晨钟，要赶早。如果要喝昭觉禅茶，要赶早。如果要买昭觉锅巴，要赶早。“昭觉晓钟”的诗意风景早已转化为成都人的一个个生活现场。在昭觉寺的一杯禅茶里，一片树叶，一莲梵音，在时光之水中氤氲开来的，是昭觉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色彩，以及鸣响千古、透彻心扉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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