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诗文的民生主题

苏东坡竹石图（墨竹双幅）。（图据新华网）

出身于平民之家的苏东坡，早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怀，并在其起伏漂泊的宦海生涯中始终不坠济世志向。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科考。年仅21岁的苏轼随父亲苏洵穿剑阁越秦岭，历时2个多月赶赴京城参加殿试，在388名举人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荣登进士榜。正当要做官时，老家眉山苏府传来噩耗，母亲程氏病逝。苏轼遵循古制回眉山为母守孝期间，在《策别训兵旅二》中写到，“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爱民、惠民、敬民的思想此时已深深熔铸在苏轼的思想深处。

守丧期满，苏东坡再次从眉山出发。初入官场的苏东坡先后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殿中丞等，事业可谓风生水起。当王安石急切峻厉地推行新政时，年轻气盛的苏东坡纵笔写下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以犀利观点和恳切言辞陈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改革主张，并郑重告诫和劝谕神宗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所受，而是得自黎民百姓的拥戴。为了实现“视民如视其身”的夙愿，苏东坡写了大量文章和奏书表达民本思想、阐发民本主张。在屡屡上书无果的情况下，苏东坡又以创作诗词来表现百姓疾苦、反映黎民诉求。

“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苏东坡遭到王安石弹劾和宋神宗罢黜，他上书皇帝请调外任于杭州、徐州，以避开朝中不休的争端和俗务琐事，实现扶危济困的抱负。苏东坡携家带眷离开京城，先后赶赴杭州等地任职。自此，苏东坡在地方躬行其在科考策论中所提出的政治理想：“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并在让利百姓、惠泽民众上卓有建树。

在杭州，苏东坡不仅疏浚运河淤泥、建设输水管道、修筑西湖堤坝，而且写就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著名诗篇。在密州，苏东坡在抗旱灭蝗、抓捕盗贼、厉行法度的同时，还创作了《蝶恋花·密州上元》等脍炙人口的垂世佳作；在徐州，苏东坡既抗洪护城、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又书写了《放鹤亭记》《登云龙山》《九日黄楼作》等经久传颂的名篇；在扬州，苏东坡不但重开漕运、废除花会、减免税赋，而且写下了《西江月·平山堂》《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等传世经典。苏东坡担任地方官员期间，恪守官德、以民为重、顺乎民意、为民争利，劝耕促织、减役丰财，在改善民生上建功立业。

元丰元年（1078年），徐州发生严重干旱，身为太守的苏东坡曾往郊外石潭祈雨。天降甘霖后，他又率官衙人员到城东感谢上苍，途经村野看望乡民时为老翁挥笔“道逢醉叟卧黄昏”，为村姑泼墨“旋抹红妆看使君”。苏轼不辞辛劳、风尘仆仆，连续走访多个村庄，连枣花落在衣服上的“簌簌”之声都听得真真切切。正是因为他体察民生，才写出了“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细腻的诗句，描绘出“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逼真情状。

静观起落的苏东坡，把磨难幻化为沧海一笑，将辗转流离聚变为长歌短赋，一生共为后世留下了2400多篇华章，“道德文章千秋颂，才华气节百代尊”。《定风波》和《念奴娇》是苏东坡极具代表性的两首词作，前者婉约平畅，作者将人生的沉郁忧愤转化为内心的宽厚通达，将命运的孤苦悲怆转化为对尘世的随遇而安；后者豪放恣肆，当作者与三国周郎隔空对话时，一任“大江东去，浪淘尽”。

民本思想一直是苏轼作品的重要主题。他很多诗词文章都述及民生、论及民心、谈及民瘼。《许州西湖》的“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体现了其心系贫穷百姓、希冀与民同乐的真诚愿望；《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子由韵二首》中，“下马作雪诗，满地鞭箠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道逢射猎子，遥指狐兔奔”，蕴积着他对贫富不均的强烈愤慨和对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作为宋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苏东坡居“宋四家”之首，其绘画书法题材和意蕴也大都与乡土民间密切相关，特别是绰约闲适、淡泊简远的《黄州寒食帖》《人来得书帖》《洞庭春色赋》《竹石图》等传世珍品，大都取材于乡土意象和乡野风光。其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深植于农耕社会和农业文明，其心魂的素雅洁净、神魄的舒缓从容，行走乡间、固守本心的亲和温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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