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新展“呼毕勒罕” 呈现清代活佛文物与生活
佛教自西元前三世纪起向亚洲各地传播,于一世纪初传至中原汉地,而在藏地则迟至七世纪始与之接触。经过漫长的融合发展,藏传佛教各宗派形成了“转世化身”的传承世系,汉人称之为“活佛”。十六世纪末,蒙古诸部陆续接受格鲁派为主要佛教信仰,并将藏语Tulku译为蒙语“呼毕勒罕(Khubilghan)”。
澎湃新闻获悉,11月28日,“呼毕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特展以清代活佛相关文物为布陈内容,分“清宫与活佛”“西藏的达赖与班禅”“安多章嘉国师与蒙古哲布尊丹巴”“走进活佛的生活”四个单元,一以介绍清廷与各重要活佛间的互动,一以说明清宫藏传佛教艺术的特色。
御制乌斯藏即卫藏说 卷
佛教自西元前三世纪起向亚洲各地传播,于一世纪初传至中原汉地,而藏族则迟至七世纪始与之接触。西藏佛教虽大部承袭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特色,亦吸收相当程度的汉传佛教内容,再融入当地原始宗教习俗,而发展成独特的信仰体系。经过漫长的融合发展,藏传佛教各宗派皆形成“转世化身(藏语tulku)”的传承世系,汉人称之为“活佛”。无论七至九世纪的“前弘期(snga dar)”佛教或十世纪末復兴的“后弘期(phyi dar)”佛教,藏区佛寺的领导承继皆采师徒或家族制。十三世纪,噶玛噶举(Karma Kagyu)派为决定教派领袖,首先采用转世(Reincarnation)制度。十五世纪,活佛体制已渐为各派采纳,迄今仍系藏传佛教领袖的主要传承方式。
金刚法佛像
十五世纪,宗喀巴(Tsongkhapa, 1357-1419)创建格鲁(Gelug)派,初期发展采师徒传承,后亦兼纳转世体制。十六世纪末,蒙古诸部陆续接受格鲁派为主要佛教信仰,并将藏语Tulku译为蒙语“呼毕勒罕(Khubilghan)”。满族入关前,因蒙古部落影响而接触藏传佛教,入关后更扶植格鲁派为满、蒙、藏三族共同信仰。对于呼毕勒罕的承续,清廷曾建立完整的官方认证体制,透过正式册封与定期纳贡,由格鲁派掌理蒙藏地区政教事务。嘎布拉供碗内绘威罗瓦金刚图 清乾隆年间
澎湃新闻获悉,11月28日,“呼毕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特展以清代活佛相关文物为布陈内容,分“清宫与活佛”“西藏的达赖与班禅”“安多章嘉国师与蒙古哲布尊丹巴”“走进活佛的生活”四个单元,一以介绍清廷与各重要活佛间的互动,一以说明清宫藏传佛教艺术的特色。“清宫与活佛”
“活佛”一词最早见于元代汉文佛教文献,意指“在世的佛”;用以指称藏传佛教具转世身份的高僧,则首见于明代中期文人韩邦靖的诗作,然属民间用语,非官方正式名称。清代官方文献述及活佛认证时,一致采用源自蒙文的“呼毕勒罕”音译词,乾隆皇帝曾将之诠释为“转世化生人”。“清宫与活佛”单元以说明汉文“活佛”语词渊源为始,继而叙述清初诸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对活佛的评介态度及往来史实,续以相关文物介绍格鲁派的传承发展与宗派特色。
长安宫女行 收入《韩五泉诗》 明韩邦靖撰 明嘉靖十六年赵氏刊本
汉文文献以“活佛”一词指称藏僧最早见于元代佛教史籍,至明代较为通行。《韩五泉诗》之《长安宫女行》云:“更宠番僧取活佛,似欲清净超西天”。韩邦靖为明武宗(1505-1521在位)正德三年(1508)进士,后因触怒武宗入狱,被削职为民。明武宗亲近藏传佛教,常延请藏僧于宫内大作法事,甚且自封“大庆法王”,故儒士颇多批评。番夷求贡疏 收入《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四三 明张居正撰 明万历四十年绣谷唐国达刊本
张居正(1525-1582)为明神宗(1572-1620在位)登基后前十年的内阁首辅,所撰《番夷求贡疏》云:“看得乌思藏僧人锁南坚错,虏酋俺荅所称活佛者也”。“俺荅”即蒙古土默特(Tumed)部领袖俺答汗(Altan Khan, 1507-1582),曾于万历五年(1577)邀藏僧锁南坚错(Sonam Gyatsho, 1543-1588)赴青海弘法,奉以“达赖喇嘛”名号。锁南坚错自此被视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前两世。次年,三世达赖向明朝进贡,并致书张居正,载于《明史》。这是“活佛”一词首见于明代官书,惟应属蒙语直译,并非官方用语。藏程纪略 收入《西藏志》 清焦应旂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康熙五十六年(1717),蒙古准噶尔(Dzungar)部攻入拉萨,四年后为清军逐退。《藏程纪略》为焦应旂随军入藏所记见闻,其亲见七世达赖(1708-1757)部分,多处使用“活佛”一词,如“活佛之生,代有其人,本系原身转世,脱胎无过番民之家”。西黄寺 收入《清高宗御制诗余集》卷十 清高宗撰 清嘉庆五年内府乌丝栏写本
乾隆在《西黄寺》注云:“喇嘛之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故呼图克图涅槃后,例于附近各部落幼孩中访择聪慧有福相数人,能认识前辈法物者,俾为呼必勒罕,袭其名号衣钵”。此段文字与其《喇嘛说》内容近似,指出蒙语“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意。“呼图克图”亦属蒙语音译,本意为“有福者”,在清代成为专授蒙藏高位活佛的称号。凡属此级人士,均载理藩院册籍,每代转世须呈报清廷认证与册封。自皇太极于盛京建实胜寺以来,清初诸帝与藏传佛教互动频仍,不仅和格鲁派高僧多所往来,从御敕经序与内廷佛教文物,亦见其深刻信仰。
龙藏经 清康熙八年内府泥金藏文写本 国宝
《龙藏经》写造完成,康熙皇帝奉孝庄太皇太后(1613-1688)之命作序,亦以泥金缮写为满、藏二体文字,冠于首函(Ka函)卷首。满文题名为“大藏宝经序”,藏文题名作“佛法之大藏甘珠尔序”;其内容略以太皇太后慈心奉佛,某日巡视内廷府库,见前朝遗存之《甘珠尔》,岁日年久,乃命人仿之重抄,望讲劝慈悲之道,普宣自他利益,令教化流布,国泰民安。在这一单元,观众还可透过宗喀巴金像、宗喀巴事迹唐卡等代表性图像与造像的展出,引介格鲁派传承的重要上师与本尊,理解此一重要宗派的背景与特色,以及对清宫宗教信仰的影响。
宗喀巴金像 清乾隆四十六年清宫作品
六世班禅(1738-1780)为庆贺高宗皇帝七十寿辰,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自扎什伦布寺出发,次年七月底承德避暑山庄觐见,时献礼清单中即可见一尊“三界法王宗喀巴像及金座”。六世班禅不幸于当年十一月初二日在北京因染天花圆寂,乾隆皇帝为申致纪念,特于次年命造办处依班禅所献宗喀巴像先后再造三尊。其中,两尊为铜合金造像,现藏北京故宫;唯一的纯金造像即为此尊,原供避暑山庄。据背光背面铭文,本件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以西藏原作为型,照式范金铸成。宗喀巴(Tsongkhapa, 1357-1419)双手胸前成说法印,手中各捻一茎莲花;花顶左侧托经,右侧托剑,皆象征智慧,亦说明黄教创教宗祖为文殊化身。“西藏的达赖与班禅”
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Gedun Drupa, 1391-1474)与克主杰(Kedrup Je, 1385-1438)分别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与第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系西藏最重要的两支格鲁(Gelug)派活佛世系。“达赖(Dalai)”为蒙语,意指大海,乃蒙古土默特(Tumed)部领袖俺答汗(Altan Khan, 1507-1582)赠予第三世达赖(1543-1588)的头衔。有清一代,达赖世系的传承为第五世至第十三世。“班禅(Panchen)”为“大班智达(Great Pa?ita)”之意,“班智达”系梵文Pan?d?ita的音译,表示智者,乃蒙古和硕特(Khoshut)部领袖固始汗(Güshi Khan, 1582-1654)赠予第四世罗桑秋吉嘉参(Losang Ch? kyi Gyaltsen, 1570-1659)的尊称。班禅额尔德尼于清代的转世世系,由第四世至第九世。“西藏的达赖与班禅”单元除以图像介绍达赖与班禅世系的重要转世上师外,亦展出五世达赖与六世班禅赴京面见清帝的重要历史文物,并说明清廷以“金瓶掣签”制择定呼毕勒罕对西藏活佛世系的影响。
达赖喇嘛是格鲁派内最早成立的活佛世系,五世达赖(1617-1682)则是首位受清廷册封的格鲁派活佛,该派与满清的长久关系自此开展。
五世达赖唐卡 十七世纪 西藏作品
唐卡中头戴黄帽的喇嘛胸前束绳插了一支普巴杵,说明此尊为五世达赖。他虽位居格鲁派领袖,亦以支持宁玛(Nyingma)派,并拥有宁玛派传承而著名。宁玛派意为“旧派”,普巴杵为派内教法特有的法器。值得注意者,系五世达赖右手所拈,而于右肩上盛开的莲花上,可见以金线勾描的“透明”四世班禅(1567-1662)。四世班禅寻访了五世达赖,为其最重要的上师,也在五世达赖掌权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 收入《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三、七四 清顺治十年四月丁巳
明崇祯十五年(1642),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3)借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之助,结束西藏政权分裂局面,奠定格鲁派统治地位,建立“噶丹颇章(Gaden Phodrang)”政权。清顺治七年(1650),世祖(1643-1661在位)邀五世达赖访京;九年(1652),五世达赖抵达,住在顺治特为之修建的西黄寺。十年(1653)四月,顺治赐以金册金印,并授予“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头衔,是为清帝册封西藏高僧之始。乾隆皇帝邀请六世班禅赴京访问,系颇重要的历史事件。班禅虽不幸因天花于北京圆寂,短短数月的相处,仍留下不少珍贵文物足供凭吊。这些珍贵的文物,如拟定班禅尖宿程站里数清单、嘎布拉念珠都将在“西藏的达赖与班禅”单元展出。
拟定班禅尖宿程站里数清单
十八世纪,不同蒙藏势力的纷争迫使清廷数次派军入藏平乱,迄乾隆朝中期方将治藏权力交付达赖喇嘛,并由驻藏大臣率军就近监管。九至十二世的达赖喇嘛是段隐晦的西藏历史,四位均未长寿,多由摄政呼图克图辅佐,虽政治纷扰不少,然与清廷间的册封与进贡仍行礼如仪,直至清末。“安多章嘉国师与蒙古哲布尊丹巴”
章嘉国师为清代漠南(内蒙)、安多(甘青藏区)与北京地区位阶最高的格鲁(Gelug)派活佛,头衔源自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钦赐之“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其清代转世世系为第二世至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则系清代外蒙地位最高的格鲁派活佛,转世世系为第一世至第八世。第一世罗桑丹贝嘉参(Losang Denpai Gyaltshan, 1635-1723)入藏学习时,曾获五世达赖(1617-1682)授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号,继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圣祖册封为漠北(外蒙)黄教教主。章嘉历代传承中最著名者,为乾隆(1736-1795在位)朝的第三世若必多吉(R?lpé Dorjé, 1717-1786),相关文物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颇丰。哲布尊丹巴世系中最具影响力者,为康熙朝的第一世(1635-1723)与清末的第八世(1869-1924),“安多章嘉国师与蒙古哲布尊丹巴”单元着重展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相关文献。
名胜镇海寺 收入《西巡盛典》卷十五 清董诰等奉敕撰 清嘉庆间武英殿聚珍本
“走近活佛的生活”格鲁(Gelug)派活佛世系多于清代形成,不仅见于藏族地区,更遍及内外蒙古,即使北京亦有所谓“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不同地区的活佛角色呈现相当多元的样貌,对其驻锡所在的影响力亦不尽相同。受正式册封的重要活佛不仅是宗教导师,对地区内的政经发展尤具影响力,因而成为政教领袖。最后一单元“走近活佛的生活”以各类相关文物展示清代活佛在个人修持、公务往来、仪式法器等领域的面貌,而清宫内廷供奉的藏传佛教文物,更将使观众得见活佛对清室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
金嵌松石奔巴壶 清代清宫作品
据悉,本次展览将展至2021年3月1日。(本文图文资料整理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官方)(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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