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农民起义·王仲甲
甘南农民起义是定西乃至甘肃近代史上,声势最为浩大,范围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革命斗争。它显示了甘肃各族人民的觉醒和不堪忍受国民党在甘统治者的沉重压迫和残酷剥削。说明了红军长征在定西播下的革命火种是旺盛的,也说明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甘肃工委在甘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甘南农民起义震撼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甘统治。在军事上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
甘南农民起义,融合了甘肃各民族人民的力量,加深了各民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增强了各民族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信心,提高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觉悟。
甘南农民起义,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为以后在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留下了坚实的革命力量。
甘南农民起义的教训也是惨痛的。在政治上,起义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路义军的领袖中,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和政治野心。群众基础薄弱,帮会组织参加其间。在军事上,政令不一,各自为战,军事指挥权频繁更迭。加之,国民党围剿力量过于强大,更没有得到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抗战阶段,时机上更显得不合时宜。
总之,甘南农民起义是一场正义的革命斗争,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这是甘肃人民的伟大革命运动。
王仲甲,字鼎武,1907年生,临洮县衙下集人。青年时上过洛阳军校,参加过冯玉祥西北军。还乡后,常为贫苦农民鸣冤喊屈,并串联受苦农民同地主乡绅和保甲人员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兰州参加了经八路军办事处帮助组织的“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1938年初,因遭国民党临洮县政府通缉,被迫携家到西和等县避难。1941年迁返衙下后,继续在苟家滩、康乐一带进行秘密串联活动。1942年,他的同乡任第8战区少将高参的史鼎新回到临洮,多次同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等聚会,研究发动农民起义事宜,王仲甲情绪高涨,积极展开活动。
1943年1月16日,马福善和马继祖父子(回)领人在临洮东峪沟伏击国民党接兵部队,夺取了枪支,并在边家湾迎击进剿的保安队。王仲甲和肖焕章立即率队与马福善会合击溃保安队,正式发动了甘南农民起义,公开喊出了“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并同恶霸地主武装及保安团多次交战,曾大败保安团于格致坪。起义军在蒲家山与敌保安团激战后,王仲甲身负重伤。3月中旬,起义军东渡洮河转战漫屲,与毛克让部会合,推举毛克让任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任副总司令,遂开往榆中新营镇,又会集罗万虎、王作宾、水振东、杨华如等部,在狼山歼灭国民党1个团。
狼山大捷后,王仲甲根据各路起义军首领的要求发出通知,在榆中马坡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甘肃农民抗日义勇军”以增强团结,统一指挥。会议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下任十路司令,发布了檄文和八条口号,制定了军事计划,分区域各自负责行动,马继祖部向陇东推进,打通共产党边区路线；安华雄、毛克让、黄作斌等部在榆中、定西、皋兰之东南乡行动,着重截断西兰公路及交通要道,造成孤立兰州之势；王仲甲部挥师南下,开辟陇南根据地。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王仲甲、马福善为首的起义军领导核心。会后,因多次打渭源县城未果,为避免过多伤亡,王仲甲率部在陇西、渭源一带活动。此时起义队伍中先后又加入了肋巴佛(藏)、毛得功、张子英、张子厚、吕伯元、闵福元等部,队伍增至37000余人,各种枪支2000余支。
5月初,各路起义军先后取得多次胜利,枪支弹药得到充实,武都国民党驻军张英杰亦带队加入起义军,各路起义军总人数号称10万。随后各路起义军领袖人物在武都草川崖召开会议,推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刘鸣为总参谋长,王德一为总指挥。
1945年以后,王仲甲隐藏于岷县、西和、礼县、武都一带,联络少数起义骨干进行游击活动。1946年后,随着陇右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曾多方寻找王仲甲以期联系。1949年5月,中共陇右工委牙含章通过侄儿牙克新终于同王仲甲接上联系。6月,在岷县兵役科搞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华振邦、石应华在绿叶河村与王仲甲再次接头时,由于叛徒告密,石应华牺牲,王仲甲等突围脱险。不久王仲甲转移到岷县良恭崖村他原来的部下杨龙祥家。遭出卖被捕,押解宕昌及岷县专员公署。岷县专员公署又连夜用篷布大卡车前往兰州警备司令部。1949年9月5日,王仲甲被害于武威西门外。1981年,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追认王仲甲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且入党时间应是194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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