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达州老报人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也是达州日报创刊七十周年纪念日。如果我们把共产党比作“母亲”，那么达州日报社就是一所“大学”。我有幸在这所“大学”里工作、学习、生活了28年之久。在这大喜日子里，我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达州日报创刊70年来，培养了一大批文化骨干、优秀人才、领导干部和新闻界精英。究其原因，有党的阳光哺育，有报社领导的严格管理，还有一大批“严师”的言传身教。比如和我共事多年现已过世的老报人就有黎志勉同志、何全堂和周家东同志，以及年至耄耋、身体犹健的陈国亮和杨莉华同志等，他们既是“严师”又是诤友，和我建立了深厚的同事友谊。他们勤恳、严谨的工作作风，公私分明、爱社如家的可贵品质，深深地感染着我、激励着我。陈国亮和杨莉华同志是达州日报的开创者，全社职工尤为敬重。她们身体尚健，是全社职工的荣幸。陈国亮同志是报社有名的“女秀才”，不但业务精通，而且公私分明。私人写信，从不用报社一个信封、一张纸；何全堂、周家东和杨莉华同志，工作勤勉，任劳任怨，有艰苦奋斗的“老黄牛”精神，是达州报人学习的榜样。
和我接触较多的是志勉同志。他是1988年7月因患直肠癌，医治无效，在成都去世的，享年才55岁。那时我是报社副总编辑，记得总编辑刘云杰得此消息十分惋惜，派我和办公室主任林登爵到成都处理志勉同志的丧事。在志勉同志遗体火化后的就餐问题上，我见有三四桌客人，就提议每桌上一瓶白酒，那时的普通白酒也不过几元钱一瓶，志勉同志的夫人杨莉华同志却说，报社很困难，老黎生前有交代，他的后事一切从简，不给组织增加麻烦，坚持不让上白酒。回想起来，我至今对志勉同志及其亲属都很歉疚。
志勉同志是四川潼南人，中共党员，通川报编委，主任编辑。他原在川北农民报社工作，于1952年调到本社工作的。他尊重领导，关心同志，勤奋好学，业务精通，1955年冬因报社编采人员大都投入肃反运动，仅留下他一人办报，曾创下一个人办活一张报纸的奇迹。他年年被评为报社的“先进个人”，甚至在他逝世二十年后还被树为全社学习的“标兵”。
志勉同志的笔名叫“牛犇”，四牛并驾，力量无穷，勇往直前。他忠诚、担当和“不服输”的性格，与他的笔名一样，不仅表现在工作上、学习上，甚至表现在生活娱乐上。他在新闻战线上工作了30多年，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知疲倦。他体弱多病，被肺结核困扰多年，险些丧命。但为了党的新闻事业，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带病下乡采访，常常半夜起床写社论等文章，不仅为本报写，也为新华社写，为四川日报和新闻与出版报写。只要他手头的稿件未改完，连节假日也不休息，在住院期间还坐在病床上改稿。医生说他“不要命了”，他说人活着总要有种精神，才活得有意义。在“文革”期间，志勉同志因出身和写稿多等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错误地被批斗、捆绑、收监，甚至下放“劳动改造”。有人说他走“白专道路”，他“不服气”，仍然“我行我素”。在下放到万源庙沟煤矿期间，劳动之余他仍坚持看书学习，还学到了木匠活的好手艺。他家的木床及桌椅板凳都出自他手。更为可贵的是，经过“文革”磨难，志勉同志始终对党忠诚，对新闻事业无比热爱。“文革”期间，通川报停刊了大约四年时间，后来地委决定通川报在1974年5月1日复刊。得此消息，志勉同志欣喜若狂，立马给组织上写信，要求回报社工作。刚调回报社不久，志勉同志又继续给党组织写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共写了10多次“入党申请”。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他终于在1981年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条件艰苦，业余生活枯燥乏味，可供娱乐的项目仅仅是下象棋和打扑克牌，尤以打扑克者居多。在夏日的夜晚，牵一电灯到报社大门后的黄葛树下，常常是四人上阵，众人围观，好不热闹。玩扑克牌，志勉同志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时玩扑克的游戏规则叫“升级”，谁先打到“尖”就是赢家。如果有志勉同志参加，对手即使打到“尖”也不算赢，他“不服输”，坚持打“小鬼”“大鬼”。常常时过夜半，围观者纷纷散去，他们还四人围坐，坚持“战斗”，直到分出胜负为止。
我是于1974年3月，在通川报复刊前夕被调入报社的。此前先后在宣汉县委宣传部和报道组工作。我在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到报社工作和我学的专业并不对路。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对总编辑刘云杰同志的信任，我谢绝了县上的挽留，坚持要来到通川报社。那时民间盛传云杰同志十八九岁在山东当武工队长，后随“西南服务团”南下，20多岁到邻水县的一个区当区长，腰间别把手枪，好不威风。我想跟这样的领导干工作，可靠！事实如我所愿，云杰同志对党忠诚，秉公办事，以及为人正派、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和高尚人格，对我影响至深。经过“文革”，报社破败不堪，极度困难，刚刚去世的魏全益同志在新婚之夜和新婚妻子小宋也和我们一样住集体宿舍，单人铺，上下床。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当年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报社领导看在眼里，也毫无办法。
到通川报社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地方新闻组。组长是樊勇修同志，记者兼编辑则有黎志勉、何全堂和我。我在地方新闻组工作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有两件事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件事是民主生活会。那时报社规定，除党团员要按时过组织生活外，职工还要定期过民主生活，大约是一月一次，而且意见尖锐，“刺刀见红”，特别认真。记得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志勉同志给我提批评意见时说，明荣同志说话太直，即使是个好意见人家也接受不了，说话要讲究方式方法，以后要改正。我一向性情耿介，对人直爽，说话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还自以为是“优点”。殊不知，现实事物是复杂的，往往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断然结论，也不管対方能否接受就直言奉送，优点也会变成缺点。自此以后，我特别留心说话处世，使自己有所进步。
另一件事就是修改社论稿。刚到报社不久，云杰总编辑要求我写一篇社论，限我三天完成，具体内容记不得了。除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外，我写了两个晚上，还熬了个通宵，不可谓不认真。可是，当我把社论稿交到云杰总编辑手里，他紧锁眉头，一言不语，就把稿子交志勉同志给“斧正”一下。社论不比一般的新闻，是代表报社说话的，不但要吃透党的方针政策，还要了解全区的实情，并根据地委的要求，用通俗的语言提出见解主张。当时我的业务水平不高，写一般的新闻我还能对付，但如何写社论却是一大难题。志勉同志是办报高手，善于写各种体裁的新闻，写社论是驾轻就熟的事。我的社论稿，经志勉同志“斧正”后，已面目全非，“山河一片红”。如果说，我在民主生活会上受到批评，心中有些难受的话，那么社论稿的“斧正”更使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了。坏事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至此，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把读新闻书、写新闻稿当成日课，没几年工夫，对写社论之类的新闻稿我也能运用自如了。试想，如果当年没有云杰总编辑和志勉同志的紧催硬逼，也许我在新闻战线将是一事无成的。
所以，达州日报社是一所“大学”，也是个温暖的集体，温暖的家，我很庆幸我当初的正确选择。在主持报社工作后，我常怀感激之情和感恩之心，带领全社职工竭尽全力改变报社现状，并对达州报业发展贡献了绵薄之力。对此，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如今，达州报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聊可告慰已过世的达州老报人的在天之灵。
□李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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