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年前 是谁把水稻带到成都平原的？

宝墩遗址出土的喇叭口高领罐

碳化水稻

宝墩遗址疑似水稻田层面航拍图

开篇语

7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宝墩遗址最新田野考古发掘成果——考古人员发现宝墩时期疑似水稻田遗迹，目前该遗迹已经进入鉴定阶段，如果能够确定，这将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大米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考古对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即日起，我们将推出“生活与考古”系列报道，通过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揭秘日常生活中的“古蜀密码”。

位于成都新津的宝墩古城遗址，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宝墩古城还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奠定了古蜀文明乃至“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此前，通过植物考古，宝墩遗址发现了4500年前的碳化水稻、黍、粟及其他植物遗存，通过不同遗迹水稻、黍、粟出土比例分析，确认了宝墩时期先民农业经济结构以稻谷为主，兼种粟和黍，同时采集野豌豆、薏苡属等植物作为植物的补充。然而宝墩先民是如何开始种植水稻的？是谁带来的水稻种植技术呢？

先民何时开始种水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副站长唐淼介绍，宝墩遗址本年度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共清理灰坑68个、灰沟8条、墓葬5座，垫面遗迹1处、护坡遗迹1处，出土数以万计宝墩时期陶片及几十件石器，发现宝墩时期作为建筑构件使用的碳化竹片，同时发现宝墩时期疑似水稻田遗迹。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宝墩工作站的考古人员在地面2米以下，找到一层水平地层，该地层从西北向东南发掘区外延伸。让考古人员惊异的是，该地层与常见的人类生活地层相比，较为纯净，又几乎看不到人类遗留的陶片、红烧土、炭屑等遗物，而且地层土质为淤泥。

考古人员还发现，该地层淤泥中有大量铁锰结核，而铁锰结核需要在饱氧与厌氧交替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这一信息提示我们该地层不是简单的湖沼堆积，可能与水稻种植有一定关系。”唐淼说，“于是，我们及时在该地层中采集两件土样标本送检，同时在发掘中关注与水稻种植相关遗迹。”

关于水稻田遗迹，目前有两个样品的检测数据。据检测数据显示，该层位中有水稻植硅体分布，为主要农作物类型。“从生物指标来讲，该地层已经基本可以判定为水稻田遗迹。”唐淼说，此外，发掘区内发现一条田埂遗迹，一条水渠遗迹与水稻田相通，多处成片分布的疑似水稻根窝。

“为了进一步验证初步判断，我们对该地层土进行了系统采样，将进行系统检测，通过对水稻、与水稻伴生的杂草群、土壤微形态的综合检测研究，加强对该区域为水稻田的认定。”唐淼说，如果检测结果是肯定的，这将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

谁带来水稻种植技术？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郫县古城遗址、温江鱼凫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崇州双河古城遗址、崇州紫竹古城遗址、大邑盐店古城遗址、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八座史前古城遗址。八座古城文化面貌相似，年代前后延续，学术界将该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确认将成都平原历史向前推进了800年，将成都平原正式纳入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填补了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空白。

提及宝墩文化，让人最好奇的无疑是宝墩人从何而来？唐淼说，宝墩文化的来源是西北马家窑文化人群南下与长江中游人群溯江而上融合发展出的一个考古文化。

宝墩人部分来自西北人群的说法有迹可循。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对营盘山遗址浮选出的农作物籽粒和田间杂草种子进行了对比，农作物籽粒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其中鉴定出的农作物主要有粟和黍两个谷物品种，粟和黍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这与营盘山的居民是来自北方有关，另外岷江上游河谷山地只适宜种植这种旱作农作物。考古学家在位于成都平原北部边缘的什邡桂圆桥遗址一期（距今5200—4600年）地层中，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距今5000多年的农作物种子，其中黍的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另有少量的苋科种子和粟，但未发现水稻。桂圆桥一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营盘山遗存文化面貌相似，说明有西北人群进入了成都平原山前地带。

到了距今4600-4300年的桂圆桥二期遗存（桂园桥二期属于宝墩文化范畴，其实就是宝墩文化阶段），通过植物考古显示，水稻的数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说明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人群以种植水稻为主。宝墩文化人群较川西高原人群最大的转变，就是从旱作农业向稻作农业的改变。

在营盘山遗址所在的川西高原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二三十个文化面貌与之相似的遗址，可以猜想当时的西北人群南下至岷江上游地区，遥望成都平原，而犹豫徘徊，因为成都平原是冲积平原，与西北人群通常生活的地理环境截然不同，仅在5000年前后涉足了平原山前地带。

成都平原内未发现彩陶也是一个证据，直到来自长江中下游人群进入成都平原，带来了水稻种植、筑城等技术，进而与西北人群融合共存，孕育出了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与之有无关联？

近期，随着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成果的发布，神奇璀璨的古蜀文明，再一次吸引世界目光。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文明拥有其独立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三星堆遗址西南方向，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位于三星堆文化之前，也正是蜀文化的源头。“宝墩文化阶段，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的城址、遗址，证明了成都平原拥有孕育三星堆的文化沃土。”唐淼说。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已知宝墩文化分布于50余个遗址，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宝墩文化晚期，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出现了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一系列中原、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进入成都平原，与本地宝墩文化融合，产生了三星堆文化。这些外来文化可以观察到的主要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

“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在制陶、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生业经济上有明显的延续关系，应该说宝墩文化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明因素、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综合发展而来的。”唐淼说。

“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等考古成果勾勒出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本报记者 段祯 图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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