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面向公众的哲学教育 没有人能做到最好

让哲学走进大众视野并非易事，但学者刘擎愿意一试。凭借《奇葩说》走红的他，又将自己在“得到”APP上的课程汇总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一书出版，把韦伯、尼采、萨特等19位思想大家的重要思想深入浅出地讲给大众读者。

4月24日晚，刘擎携新书来到上海金桥国际商业广场的西西弗书店外，为读者现场讲解了《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中的种种哲学概念，并回答了读者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哲学问题。活动前他也接受了媒体群访。无论面对的是媒体记者还是大众读者，刘擎都亲切地称对方为“同学”，而所有的对话，也好似大学里的一节哲学课。

刘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 澎湃新闻记者 程千千 图

处在困惑中的人们需要思考自己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一书以刘擎在“得到”APP上的课程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做了升级和扩充。“在撰写课程讲稿的过程中，删掉了一些比较书面化或者稍微难懂的部分，后来在书稿里又恢复了一部分。”刘擎解释说。此外，他还为此书加写了一篇导论，为想要进行延展性阅读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地图式的学术脉络。因此无论是对哲学一知半解的读者，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想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哲学的读者，都能从此书中有所收获。

对于读者来说，学习西方现代思想有何必要性？对此刘擎指出，现代社会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社会所构成的，但它们有其共性，这种共性是一种现代化的模式，它在思想脉络上最早源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后来的科学革命等等。现代社会是多面的，它有其积极的一面，相对于传统社会，人们能够以相当大的程度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然而同时，人们又会遇到种种挑战，即人们在生活中做出的种种选择的后果，都需要自己负责。

“在传统社会，你不需要自己有剧本，可以依照人们共同相信的东西来安排生活，例如道德或宗教。现在这些东西虽然仍存在，但它不再作为一个共享的价值而存在，需要每个人来编织自己的剧本，做自己人生的作者，”刘擎说，“这当然会带来好处，但同时也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刘擎将现代社会的困境总结为：当我们越来越发展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会渐渐变得破碎。所以他在这本书中探讨了现代社会的这一种特征以及它所带来的困境，用以帮助处在困惑中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寻找自己焦虑的源头以及它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并通过探索和体验寻找自己的价值坐标。因此在刘擎看来，谈论哲学问题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如果在这19位思想家中选择一位来对话，你会选哪一位呢？对此刘擎很快就给出了答案。“我想我会选韦伯。我觉得韦伯他是有预见性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对整个现代社会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诊断。今天其实有很多技术、生产、市场已经超过他当时的时代了，但是很多核心命题还是相同的。那么100年以后，他来看今天这个世界，特别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他会有什么想法？这是我很想了解的。”

刘擎在新书分享会现场

学术通俗化好比翻译，是特别难的工作

从在“得到”上开设课程讲解西方现代思想，到将其集结成册出版，刘擎坦言这一过程也很痛苦。“特别感谢“得到”的编辑，他们拼命地要求我要写得通俗易懂，要有例子要让人有感觉，不能只在那说一些抽象的话。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被规训的过程，前前后后做了两年这门课，每一讲都会改上七八次，最后让读者听起来是流畅的。这里面还不能把话说完，要有一点点保留，让读者能自己去延展阅读。”刘擎说。他在为这门课写作讲义时也会感到一种来自同行的压力，因为书中所介绍的19位思想大家，每一位都有学者做了专门的研究，因此刘擎在写作时会不禁去想：同行会怎么看？自己在力求言简意赅和明白晓畅的时候，能否得到同行肯定的评价？这对刘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做哲学普及课程的同时他也在自我培训，最终“结课”的他，感觉自己获得了一种新技能。

即便对于刘擎这种已经功成名就的专业学者来说，要想达成学术严谨性和通俗性的平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刘擎回忆说：“很多年前我见到杨振宁，他说他被要求一篇学术论文，可以用五分钟的方式跟大家讲，也可以用一小时的方式讲，还有一天，甚至一个学期的讲解方式。杨振宁说这对科学家来说是特别高的要求，并不是好的科学家就一定能达到，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标准。”

而在学术的通俗化，或者说面对公众的哲学教育这件事上，刘擎认为，没有人能做到最好，它可以无限地好下去。它可以有不同的风格，由不同的人来尝试。“我相信年轻的学者可以做得更好，”刘擎谦虚地表示，“但他们现在太忙了，要考核要晋升。而我已经晋升得差不多了，也没有余地再往上发展了，所以才来做一些这样的事。”

那么学术“出圈”、面向公众的学术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对此刘擎认为，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的“出圈”都是好的。他解释道：“因为现在每个人在生活中面对的信息都特别多，获取的信息多并不意味着你就会更有判断力，因为你需要信息的处理，等于说你要有个软件来加工，来辨别，去伪存真，这些都需要好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发展得最好的是在学科里，比如经济学、人类学等等。但它们非常专业，门槛很高，所以需要有人想办法把它通俗化，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讲给大家，为大家提供方法论。在面对特别复杂纷乱的生活，或者不确定的年代，能够获得这样一些帮助，对自己生活重新获得一种掌控感，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因为掌控感意味着你在实践你的主体性。”

刘擎强调，这种工作是很难的，在把学术语言翻译成日常语言的过程中，需要牺牲一部分学术的严谨性，若处理不当甚至会造成谬误，因而面临很大的风险。不过到目前为止，刘擎的“翻译”工作不仅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也获得了同行的肯定。在采访中，刘擎开心地与记者分享：“今天我开了一个哲学会议，在那里受到了很多同行的致敬。大部分人都很高兴，说我帮助了公众重新关心哲学。”此外，陈嘉映对刘擎的这本新书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一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通俗读物，没有按照哲学学科的逻辑编写，而是回到历史和现代社会的问题，以此为切入点，因而让读者更能感到一种亲和力。

进行哲学普及教育，也意味着刘擎从大学的课堂上走到了更广阔的舞台。从“得到”上的哲学课到《奇葩说》，刘擎也成为了一名“明星学者”。对此刘擎的态度也很谦逊和谨慎：“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明星，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我比其他学者可能更为人所知一些。所以现在我说话声音特别大，愿意听我说话的人多了。声音更大之后，我觉得我有责任让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去思考可能不同的生活方式，得以与特别主流、但自己又感到特别累的方式保持一种距离。要打开这样的一些视野。这是我可能帮到别人，对我们好的一种公众文化有所帮助之处。”自然，相比过去，走红后的刘擎说话也需要更加注意，因为哪怕只是说错了一句话，都有可能导致听者误入歧途。获得更大曝光度和话语权的刘擎，深知自己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所在。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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