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 “姐姐式”道德绑架……中国女孩最害怕的电影说透了

澎湃新闻 2021-04-08 08:11 大字

原创晏非新周刊“姐姐”们的悲剧，不该再次重复下去。/《我的姐姐》

父母因意外双亡，留下24岁的姐姐和6岁的弟弟面面相觑。亲戚们帮姐姐把生活成本算得周全，却不知姐姐一心想去北京读研。该留下弟弟、照顾他直至成人，还是送养弟弟、离家追求被耽误的梦想，成了横亘在姐姐面前的难题。

新片《我的姐姐》的结局，引发了近乎两极的讨论。编剧游晓颖对此的解释是“想说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

但姐姐们是怎么想的呢？不出所料，《我的姐姐》豆瓣评分，从开画的7.9掉到了现在的7.3。虽说还处于中上水平，但这0.6分的滑坡，“归功”给结局，毫不冤枉。

《我的姐姐》这名字，其实多少有点冒犯人。而第一个被冒犯的，正是那群“我真的有个弟弟”的姑娘。

我们太熟悉中国式叙事了，以至于看到类似的表述，脑中难免条件反射般出现“恢宏煽情背景乐就位”“全员泪水就位”“前方道德绑架”的预警。这么说吧，姐姐们还能对这部电影抱有的一丝期待，多半是由女导演、女编剧构成的主创团队给的。

但就目前来看，宣传口径中的“开放式结局”，似乎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是什么，让中国式姐姐如此之痛？挣扎的姐姐

逃不开的桎梏

《我的姐姐》趁清明档上映，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妙的巧合。

毕竟这世上有相当一部分男孩，并不知道在自己之前，还有过无法出生的姐姐。

如果姐姐“有幸”降生了，她有可能经历什么呢？午夜难眠时，姐姐仍为自己得不到足够的父母之爱而失声痛哭。/《我的姐姐》

以主角安然为例——

父母想要二胎，于是逼她装瘸子欺骗计生人员，以期得到生儿子的机会。

被寄养到姑妈家的日子里，表哥拿她当沙包，姑父偷看她洗澡。

想上北京读临床医学，却被父母以“就近好照顾家”的名义改了志愿，只能在家乡当护士。

全力备战考研的当口，父母因意外去世的噩耗传来。办完丧事，还得面对骄纵蛮横的年幼弟弟。世人对她的期待，当然是“当好姐姐，养大弟弟”。但她得到的又是什么？

父亲手机里的合照上，没有女儿的身影。父亲拿手的红烧肉，女儿从未吃过。

亲戚们一口一个喊她“老大”，说的却是学区房该给二胎、扶养责任该归她。着手找领养家庭的消息传出，姑妈赶来泼她一脸水，骂她不配当“姐姐”。

不愿搭上余生扶养弟弟的结果，是污名纷至沓来。甚至当她的经历被好事者传上网，看客也只觉得她是“克死了爸妈”的天煞孤星。

弟弟无辜，但姐姐又做错了什么？可有人在乎她是谁，她想要怎样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姑妈一边摆弄俄罗斯套娃、一边念叨俄语单词的场景，会轻易逼出观众的眼泪。

她也是姐姐。

见过母亲半夜特意避开她，偷偷给弟弟喂西瓜；拱手让出本属于她的房产；放弃就读西师俄语系的机会，给考上中专的弟弟让路；在成为外贸女商人的前夜，返程回家照顾新生的侄女。

而她摆弄着、念叨着的，正是她被扼杀在萌芽中的梦想和人生。

她逼迫自己麻木，麻木到以为“向来如此便是对的”，麻木到要求侄女走上同样的道路。直到历数过往才恍然想起，“她”本不该是任何人的陪衬。影片固然是细腻的。片中真实得像纪录片一样的细节，是许多人不曾发觉甚至刻意忽视的。而主角安然一开始秉持的拒绝态度，亦证明了时代与观念的转变。

和一味要求女性在父权下自觉无私奉献的“娘道”们相比，当然是更现代的。

但安然只是个普通姑娘，并没能强大到免受道德感所苦。而这也是影片广为诟病的源头。

编剧游晓颖对结局的解读，是“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

但对于有着切肤之痛的姑娘们来说，她们更期待哪吒式“剔骨还父”的决绝。

她们恨的是弟弟吗？不如说，她们恨的是重男轻女偏见背后的“厌女病”。要不是心不够狠，谁不想一走了之。/《我的姐姐》多少偏见

假借二胎之名

《我的姐姐》的设定，让人很难不联想到2013年天涯论坛上的一则热帖——《父母去世后，我把两岁的弟弟抱养了出去》。两者共同点非常多：

父母都是在女儿上大学（即成年）后生下二胎；

二胎都是弟弟；

姐姐都因此决定与父母断绝关系；

弟弟出生前父母闹离婚，姐姐因此得到了家中的房产；

父母都骤然离世，姐姐都不愿意承担弟弟的扶养责任。不同的是，发帖的作者更早与父母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

为了给儿子留下遗产，父母大打亲情牌，甚至联合亲戚威逼利诱，只为拿回房子的产权。更可怕的是，他们最初甚至想剥夺姐姐全部的继承权。

而作者也比电影中的姐姐更狠心：一分钱都不愿意给弟弟留。在发帖作者看来，这一切闹剧的源头，都在于姐弟俩的年龄差距过大。对于姐姐来说，这份亲情不存在“共同成长”的可能，只剩压力和负担。二孩政策的放开，无疑让愿意多生多育的父母看到了希望。“让孩子多个伴儿互相照顾”，是他们口中常见的理由。但如果第一胎已经十几岁甚至成年，这种来自父母单方面的“陪伴”愿望，往往成为对家庭关系的一种考验。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2018年，@各色人类研究中心发现，在1686个调查对象中，父母离异的占比将近六分之一。其中，独生女孩父母的离婚率比独生男孩父母的高出了3.43%。而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独生女孩父母的离婚率比独生男孩父母高出7-9个百分点。

将地区限定在村镇后，结果更为触目惊心。独生女性其父母的离婚率高达26.47%，几乎是独生男性的两倍。如果觉得这个样本量过小，我们不妨再来看看1990-2015年中国分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

镝数聚整理发现，孩子的出生次序越靠后，性别为男的概率就越大。十几年过去了，新生儿性别比的天平始终没能回到正常范围。国家卫健委历年数据亦显示，人工手术流产量在2014年开始猛增，且多年保持高位，时间基本与“单独二孩”政策的施行一致。其实这甚至都不需要数据佐证。多少人在面对非男性的二胎孩子时，甚至不能掩饰住自己脸上的惊诧。作家罗赛迩借亲身经历对此表达不满。

仔细想想，有几个姐姐是被“创造”出来的？

早在1996年，央视《东方时空》播出的纪录片《姐姐》，就曾引发过热议。

只因家长认为“女孩可以照顾男孩”，一对剖腹产下的龙凤胎有了姐弟之分。自懂事起，女孩蕊蕊必须承担起姐姐的角色，处处忍让、将就男孩峰峰。为了哄弟弟开心，姐姐不能画画，得勉强自己陪着弟弟下国际象棋，还要容忍弟弟耍赖。姐姐刚收拾完的积木，只要弟弟想玩，就得重新拿出来。姐姐看不了想看的《狮子王》，得顺着弟弟看球赛。

从始至终，妈妈都是站在弟弟那边的。常年不着家的爸爸，因为体恤妈妈辛苦，也一味要委屈的姐姐道歉。

而蕊蕊说过多次的那句“妈妈不喜欢俺”，似乎没有人听进去。在这个家里，姐姐就像是个局外人。/《姐姐》

所幸，这个故事的后续是美好的。

导演李玉透露，报道播出后，舆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也引起了当事父母的反思。这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得以转变，姐姐得到了更为公平的关爱和发展机会。但有多少父母，会被“戳着后脑勺”纠正？能少点指教姐姐“多帮爸妈承担”的外人，就已经是女孩们的幸运了。身为父母

别再拿孩子当工具人

这个时代下头胎与二胎的关系，似乎不如父母们预想中那么融洽。

2015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不少“子女有没有权利干涉父母生二胎”的讨论随之而来。相关评论区下，一些头胎孩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拥有兄弟姐妹，固然可以让孩子有机会获得更强的共情能力。但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已经逐渐脱离儿童甚至少年范畴的人，性格和观念已经趋于定型。这时候再拿“手足情”来说事儿，或许有掩盖父母真实意图之嫌。

年龄差摆在眼前，头胎孩子即将付出的“亲情成本”，也显而易见。

孩子长大了，看得清是非利弊，自然会在新成员到来之际，重新权衡家庭中的种种关系。而高龄父母的二胎，也有自己的艰险要面对。

我们总强调，产妇的高龄可能给产妇和新生儿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隐患。但有研究表明，致命的危险同样有可能来自“产父”的高龄。

2017年，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遗传学论文指出，父母尤其是父亲年龄越大，子女的自发性遗传突变发生率越高。影片中，一位患先兆子痫的孕妇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冒着生命危险也要生下第三胎。/《我的姐姐》

另一项发布在英国医学期刊官网上的研究，调查了2007年至2016年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四千万新生儿及其生母的健康状况。结果显示，父亲的年龄如果达到了45岁或以上，不仅会增加婴儿早产和癫痫发作的几率，还会增加孕妇患上可能伴随终生的妊娠糖尿病的概率。

自身的健康、孩子的健康、家庭关系的平衡……多重隐患摆在眼前仍不放弃，高龄生二胎的人究竟在坚持什么？在我们周遭，有很多人不能逃脱“成为家庭工具人”的宿命。

《奇葩说》第六季有个辩题，叫“生二胎是否必须经过老大同意”。其中一位辩手提出，这个辩题不应该存在，认为征求老大的意见就是惯着孩子，让孩子以为世界都围着TA转。

连知情权都不愿意给，盲目混淆“尊重”和“溺爱”的概念，这可以说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内心写照。明明养儿是为了“防老”，却还要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让孩子一生都在“追随自我”和“遵从家庭”之间苦苦挣扎。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依旧不能改变生育率逐年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2019年新生儿不足1500万，其中近60%都是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