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年轻人还在继续玩乐队？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2000多年后，有诗人改写了这句话：“有时候，未经审视的生活值得过。”
作者 | 刘丹
编辑 | 申学舟
《乐队的夏天》总决赛现场，盘尼西林在第二轮投票阶段反转，在一轮垫底的情况下力压九连真人和旅行团，入选Hot 5。
争议在屏幕内外发酵。Hot 5结果揭晓的那一刻，节目弹幕集中飘过观众的不满，这种情绪也蔓延到线下。8月3日，节目播出当晚，盘尼西林在北京蘑菇空间有一场歌迷互动活动。现场放映完《乐队的夏天》总决赛节目后，盘尼西林登台后遭遇了一个男子的袭击。
“有人说过你装吗？你做摇滚乐为什么要这么装呢？”《乐队的夏天》节目中，大张伟曾经问小乐。就像在第一期节目中拒绝高晓松给他的语法建议一样，小乐直接回绝了大张伟作为过来人的劝告：“我才20多岁，你40多岁的人跟我说你应该这样，那我这20年干嘛，我怎么活啊？”
小乐和大张伟的对话，或许是展现新乐队与老乐队代际差异的一个切面。
当摇滚乐不再是“洪水猛兽”，乐队不再是有关地下室和北漂的痛苦信仰，年轻人对待音乐和乐队的态度变得更为松弛和自我——就如朴树在《乐队的夏天》最后一期中提到的，相比于他的紧张和严肃，舞台上的年轻人明显放松了下来——他觉得这才是年轻乐队应该有的样子。
这种状态也呈现在他们的音乐中。新一代乐队的音乐大体都无关愤怒和对抗，由外向内，转向对自我的表达和想象。他们的多样性不仅指向Funk、英伦摇滚等不同音乐类型，也体现在歌曲中多元的时空和场景中：从乡音到英文，从广东的小镇到上海的便利店，音乐是一种表达，也成为一种消遣。
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GDP的飞涨，朴树《New Boy》中的新世界属于他们。就像和平和浪的主唱李小雨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所说，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有一万种可能，玩乐队只是万分之一。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乐队的夏天》中说，曾以为乐队的香火断了。而大张伟也在节目中问斯斯与帆，为什么现在还会继续做乐队？这或许有关两代人对“乐队”的不同定义。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30年的祛魅之后，曾在大众文化范畴内被探讨的乐队，如今更像一种本能驱动的生活方式。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2000多年后，有诗人改写了这句话：“有时候，未经审视的生活值得过。”小乐：在别处
盘尼西林
在一些人眼里，小乐那股浑不吝的劲头实际上是某种模仿、矫饰而来的“人设”。
《乐队的夏天》节目内外，冲突在这种“人设”中持续升温：比如他不分场合“半永久”的帽子；比如他是个生在石家庄的精神曼彻斯特人；再比如他用英语或者你听不太懂的中文表述宇宙、沙子，群星闪耀。
一切指向自我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对抗。对于小乐而言，这种对抗持续已久。
“我从小就不喜欢特别单一的东西”，小乐说。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跟着家人频繁迁徙，他身上一直有和家人预期相反的，所谓“坏孩子”的一面。
也是从小时候开始，他通过出国留学的表哥表姐的描述构建了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各种想象。
比如他在英国留学的表哥曾对他描述，地中海对岸就是非洲，你能一口气游到地球的另一端。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觉得表哥疯了。后来，他真正站在巴塞罗那地中海的沿岸，表哥那段“妄语”中的一切近在眼前。那是4月的一天，天气有点凉，他直接跳进海里，游向非洲的方向。
小乐强调“想象力”，许多想象被他的经历印证。今年上半年，盘尼西林去南美演出，小乐在圣保罗和贝伦看见各种魔幻的壁画，看到直升机在头顶护送毒枭转狱，街上的警察拿着冲锋枪和毒贩对峙，不同种族的人在酒吧里一起跳舞，他还被人骗了一万多块钱。“最暴力、最肮脏、邪恶，和最美好、最纯真、最浪漫的全在一个地方发现了。”
这些见闻在一定程度靠近他在《乐队的夏天》中说的那番话：“那些所有荒谬的、破碎的，都结集在晚上变成星星。”
“你经历过这些东西，眼睛里有它，你就想表达出来。”小乐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人，他想用音乐描述他眼中更加美好、浪漫的世界，“你不应该限制我拥有蓝天、海洋和其他的东西。”
他与自己身处的环境对抗，在音乐中平衡想象与现实带来的落差。“城市太狭窄了，我的歌里有旷野里的东西，森林里的东西，远离城市的东西。你今天获得了一个灵感在城市里，但是你可能写这歌在山顶上，都没有空间的束缚。你真实的音乐创作就会流露出来你的状态。”
如果有可能，小乐想生活在1900年左右的巴黎或者1930年左右的纽约或芝加哥。“所有的画家、诗人、音乐家都在那，特别浪漫。人们拿羽毛笔写信，穿得特别好看，拎一个皮箱可以乘火车在欧洲旅行。人与人之间距离没有那么近，但是又没有那么远。”
“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小乐说。他也清楚自己生活在此时此地，但这并不重要。
眼下，随着节目的热播，他又多了一个存在的场景：屏幕上，大众视野中，一个被更加集中审视的地方。小乐计划着，如果节目播完有太多的人关注盘尼西林，关注的范畴又在音乐之外，他就得做点什么：比如做一张特别实验的唱片，商演40分钟全程不开腔，把吉他弦全拧断，小羊跳绳，他在台上滑滑板。
“因为我就是应该这样啊，我想玩就玩，我不会因为你喜欢我，我就要干嘛。”阿龙：妥协作为抵抗
九连真人
和盘尼西林相比，九连真人的音乐更加“具体”，一切都和他们所在的连平有关。
连平靠近北回归线，白天尤其长，而当地客家人的白天开始得更早。清晨，小贩们已经背着担子穿梭在大街小巷卖早点。日子这样重复下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少年阿民问自己：做事，囊来翻身？
这是主唱阿龙在《北风》中描述的场景。歌中的主人公阿民问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困惑：努力奋斗真的会有回报吗？
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阿龙也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设计师的工作和大城市的节奏让他感到压抑，但他也想像得到辞职回家后人们会对他说什么：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继续奋斗？
后来阿龙恰巧赶上公司裁员，于是主动提出了离职。回老家那天，阿龙坐在开回连平的车上，听着交工乐队的《风神125》。这首歌说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了十年，终于骑着风神125逃回老家。在回乡的路上，这个年轻人向土地公祈求：
拜托拜托，拜托左邻右舍好睡目也呀 (拜托拜托，左邻右舍该睡觉了啊)
莫奔佢等问这子弟怎会走归来呀 (不要让他们问为什么要跑回来呀)
这是与九连真人后来那首《莫欺少年穷》相反的故事。
《莫欺少年穷》中的主人公阿民一心想离家闯荡，而写这首歌的时候，回到连平的阿龙正在不断妥协和接受现实。
但这又不算妥协。阿龙曾经背对着连平，像阿民一样急切地想逃跑，后来客家人的宗族血缘观念捆绑着他回到老家，他开始直面内心的困惑：“我们家乡经济可能不如珠三角，但是连平的生活节奏特别舒服，我们才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写歌。难道非要留在大城市才能奋斗吗？”
在连平，阿龙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工作不再能为他提供逃避音乐的借口，他拉着同在连平的阿麦和万里一起组了乐队，重新拾起想要参加音乐节的梦想。
海朋森乐队的鼓手王博强是阿龙大学时期一起玩乐队的朋友，2018年年初，他打电话给阿龙，请他做海朋森专场的暖场嘉宾。阿龙先是一口答应下来，然后赶紧把自己几年来积累的音乐动机写成歌，跟万里和阿麦在一个月内排练出《莫欺少年穷》和《夜游神》。
接下来的事情像被按下快进键，九连真人拿着这两首歌参加了虾米原创音乐大赛决赛，获得冠军；又在这场比赛中被《乐队的夏天》导演组发现，走上了更大的舞台。尽管如此，九连真人的三位成员都表示，节目过后他们还是会回到连平生活。
对于他们而言，需要让步的地方还会继续存在，妥协和不妥协两种姿态并存，构成了舞台上锋利的九连真人乐队，和舞台下三个离开大城市的年轻人。
阿龙一直记得乐队刚成立时在大学城的演出。他们跟校方商量了很久，演出地点从篮球馆搬到室外，演出时间精确到哪点到哪点要怎么样去做，不能扰民、不能超时，还得应付突如其来的断电。
那场演出台下观众全是大爷大妈，但乐队成员都演得特别卖力。阿龙回想来依然很兴奋：“我也不指望他们能听懂，我自己先爽一爽。演完了我还喊：来点掌声！”李小雨：“娱乐系”乐队
和平和浪
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几乎每隔50米就会看到一家24小时便利店。
丽园便利店在日月光中心的海底捞楼下，旁边有一家商务KTV叫“白金翰宫”，附近还有一所学校。夜色降临的时候，站在便利店门口能看到喝醉呕吐的年轻女孩，骑着电动车的代驾司机，还有放学回家的学生。丽园便利店的灯亮着，却少有人光顾。
一个穿着校服的少年在门口停下，抽了根烟，掏出手机左顾右盼。他几次想和路过的人搭讪，又怕被人发现自己。终于，他放慢脚步，走进便利店。
这是和平和浪的一首歌：《丽园便利店》。它没有结局，也没有明确要表达的东西，只想为听歌的人描述一个具有想像空间的场景。
这首歌的歌词是和平和浪的吉他手小雨写的。他每天回家都会路过丽园便利店，在一次排练中，四维即兴谈了个riff（音乐术语，连续重复演奏的旋律或者节奏），小雨脱口而出“夜色照亮了丽园便利店，没有游客也没人在打点”，脑子里出现了校服男孩站在便利店门口的画面。
“音乐和场景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生活在上海，把这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汲取出来就写出了了这些东西。大家知道有人在过这样的生活就可以了，至于你想不想选择这样的生活，我们无所谓。”小雨说。
“无所谓”是和平和浪成员的共同气质，经纪人徐凯鹏说他们排练的时候是“更衣室气氛”，去《乐队的夏天》走了一圈，和平和浪的哥几个有点理解这个词了。他们创作和排练的时候不会太纠结于某个点，贝斯手四维表示：“我们清楚自己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对于要纠结到什么份上心里有数。”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也不是天生的。拿小雨来说，至少在上大学前，他有过非常执着的时期，是个“非常摇滚乐的男同学”。
小雨从小学画画，很早就受到画室老师影响开始痴迷摇滚乐。高中的时候，丢火车乐队主唱球子在小雨学校附近开了家服装店，小雨整天跟着丢火车乐队的成员玩。高考之后，他买了把吉他和球子学琴，跟发小儿们一起组了Stage-A。
每逢寒暑假，小雨就回老家玩乐队。丢火车乐队带着他们去各种演出，小雨见识过很多“很社会的事儿”，他记得自己去过一个有脱衣舞表演的夜店。这家夜店的舞台是空心的，舞台里面就是后台，上台要从里面钻出去。小雨乐队下去候场的时候，正赶上几个大姐在后台换衣服，他们没好意思进去，大姐们亲切地招呼他们进去，说：“没事儿老弟。”
那时候的小雨对摇滚乐有种偏执的喜欢，但这种偏执并不意味着要把全身心都扑在音乐上。他一直梦想着当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师，毕业后，听朋友说在上海做广告很厉害，李小雨决定离开乐队去上海找工作。“我走了，东北就没有朋克了”，小雨感慨。
“一切都是本能和巧合”，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小雨总结道。在广告公司工作五年后，他和老婆拿出全部积蓄租了一间200平米的地下室，取名“安福大厅”，“根本不知道干啥，就开始一点点弄。现在我们想告诉年轻人有更多可能的生活方式”
和平和浪的成员常在安福大厅排练，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娱乐系乐队”。换作高中时期的小雨，绝对不能接受用“娱乐”和音乐挂钩。
“但是现在长大了，变牛逼了，就不会那样考虑问题了。”小雨说。Ricky：定义“出众”
Click#15
比起和平和浪、九连真人这样兼职玩乐队的“斜杠青年”，Click#15的Ricky和杨策更倾向于职业化音乐人的道路，但这并不容易。在《乐队的夏天》节目片段中，Ricky说，单纯做乐队的话可能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1988年出生的Ricky在年少时经历过两次北漂，在地下室和各种夜场舞台的穿梭中，他比大多数90后更明白用音乐养活自己的难度。
Ricky刚上初一就在老家当地的琴行学电吉他，初二就跟朋友们组了乐队。同龄的小孩都在翻唱流行歌，但他喜欢Beyond。从这个时候开始，Ricky发现两件事：他想在人群中显得出众；乐队分“原创乐队”和“干活乐队”，他想做前者。
这两件事指向同一条路。2008年底，在大学学了一年电吉他专业后，Ricky觉得学校里教的东西没劲，于是跑去北漂。住在北京月租300块的地下室里，他每天的开销10几块钱，稳定收入主要是去一家东北洗浴场里弹吉他。尽管这样，他还是很注意穿搭，每次出门都要搭配皮衣皮裤。
在北京漂了两个月，他攒了1000块钱带回家，向父亲面前证明了他用音乐养活自己的能力。2009年，他带着1000块回到北京，但工作没有之前那么好找了。这段时间，他和老乡李岩在北京合租。李岩是Rustic乐队的主唱，当时兵马司唱片的老板Michael几次撮合Ricky跟着Rustic玩乐队，Ricky起初不太愿意，因为那时Rustic在玩朋克，而他喜欢70、80年代的流行金属。
为了在北京生存下去，Ricky只能加入一些“干活乐队”。有段时间，他跟着一个成立了二三十年的老乐队跑各种电视节目，这帮老大哥在电视节目上主要翻唱流行歌，还要参加《星光大道》。
“虽然说会有点钱，不用愁，但是那不是我想要的东西。”Ricky说。有一天，他去新街口跟老哥们排练的时候碰见了李岩，Ricky试着给Rustic弹了段贝斯。这一试，Ricky和李岩把彼此的劲头给激发出来了，“我觉得至少我得玩摇滚乐。Rustic起码是玩乐队，几个同龄人在一起，演出特别开心。”
老大哥们去录《星光大道》那天正赶上Rustic要去武汉演出，Ricky选择了Rustic，暂时摆脱了“干活儿乐队”的生活状态。
在Rustic，20出头的Ricky快速经历了成名和沉寂。2010年，Rustic赢得了全球乐队争霸赛冠军，次年在伦敦录制了单曲、进行了英国7城巡演。2011年1月，Ricky在接受采访时对未来信心满满，9个月后，他退出乐队。
当时Rustic 给出的解释是“音乐理念上的冲突”。时隔8年，Ricky终于挑明了另一层理由：“我觉得乐队没有进步，再加上玩了两三年也赚不到钱，就很难坚持下去了。”
早早地出国、巡演，Ricky发现自己真的变得出众，他突然被所有人看到，而且他想要被人们这样看着。但Rustic带来的光环很快退去，追求“出众”带来的后遗症是，他时常焦躁，觉得自己被“表演”裹挟。
在2015年组建Click#15之前，Ricky辗转过不同的乐队。这种焦躁曾长期存在，他每天在音乐上投入大量的时间追求技术提升，因此不能接受乐队同伴的松弛状态。排练时他对成员总是很挑剔，还曾经气得一位鼓手当场退队。
事情在Ricky接触Prince的音乐后开始发生转变。对于Ricky 而言，比起音乐风格，他更多是被Prince的人格魅力吸引，“他唱歌的动作、方式，那些东西是不能用技术解答的。Funk是先取悦自己，然后再取悦别人，它不是一个去展现自己有多么优秀的东西。”
这也让他找到了与自我和解的方法，Prince对Ricky的影响扩散到音乐之外：“大多数中国男人在情感表达方面很粗糙，而Prince的情感表达不是说一句“我爱你”就能解决了，要更了解自己的内心，更了解别人，这才是人活着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Rustic那两年，Ricky留着金色的长卷发，这是他让自己“出众”的方法之一。即使后来不得不靠做房产中介维生，他依然坚持着用发型标榜自己的个性。现在的Ricky把头发剪得很短，他说自己没有当年那股什么时候都想冒出来的劲头了。
“我玩音乐就是为了自己高兴。我不能把它当作一种任务，如果我想演出，那也是因为这是我人生中快乐的一部分。”斯斯与帆：去标签
从《乐队的夏天》回来后，帆帆把头发剪成了寸头。
这可能是她“去标签”行动中的一部分。此前被问到乐队接下来的目标，斯斯和帆帆异口同声：我们要去标签，什么标签都不要。
《乐队的夏天》节目第二期，帆帆开口唱歌的时候，旺福乐队的小民把她称作“宇宙要诞生之前，那个最纯真的力量。”这期节目呈现了斯斯和帆帆紧张、脆弱的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音乐之外的“纯真”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斯斯和帆帆并不完全认同自己在节目中的形象，但又觉得这种误读不太重要。“我不能说“成为我自身”，因为我仅仅是一块可塑的面团，只不过它拒绝任何模子而已。”就像萨冈在《你好，忧愁》中描述的年轻女孩，斯斯和帆帆在还没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前，拒绝被任何模子定义。
在她们还没有“去标签”的意识之前，她们的行动已经开始遵循这个目标。比如帆帆出生在一个家教严格的家庭，她从小开始学古筝，记忆里塞满被父母逼着练琴的片段。上了初中，同龄人都用上了MP3或者iPod，而她接受音乐的渠道仍然是小学时求了父亲很久才要到的那台随身听。
就这样一个父母师长眼中的乖孩子，凭借着古筝特长考进常德一中，在高二那年却突然打定主意学艺术。为了艺考，帆帆把自己多年的古筝功底撇在一边，从零开始学画画，当时的斯斯完全不能理解她的决定。
斯斯是帆帆的高中学姐，两个人在高中的社团里就开始组乐队了。斯斯的家庭氛围轻松很多，家人一直支持她玩音乐。在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呆了两年后，斯斯觉得无聊，先是辍学在武汉当地组乐队玩，一年多后又来到北京，找到帆帆。
斯斯与帆这支乐队的成立只是一点头和一句话的事，斯斯辞掉了调音师的工作全职做乐队，而帆帆也搁置了做设计师的职业规划。
一切好像都在计划外，她们只是恰巧走到了今天；一切又都在计划内，她们有意识地不断更新他人对她们的认知。
刚成立斯斯与帆后的某天，两个人在live house看完演出，斯斯鼓起勇气和主理人搭讪，希望能办个专场，主理人回了句：“你们是来混圈子的吧？”这句话刺激到了她们，也让她们更坚定了要办专场证明自己的决心。
她们意识到签约公司的重要性，于是报名参加了草台回声的新人孵化项目。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人都处于被“放养”的状态，公司对她们就两个要求：翻唱、拍短视频。《马马嘟嘟骑》的出现更像是为了完成公司布置下的任务——中秋节到了，她们不想再翻唱，于是改编了家乡的童谣，这才慢慢攒出了自己的歌。
有了歌，她们又一笔一笔给公司算账，打包票一定会收回成本，还在网上众筹了一部分钱，终于把专场给办了起来。《乐队的夏天》团队就是看通过这场专场的小视频发现了她们。
如果要在这串由偶然构成的故事中找到一个决定性瞬间，斯斯觉得是她第一次听到帆帆唱歌的时刻。
那天斯斯翘了晚自习去看社团表演，帆帆上台唱了一首陈珊妮的歌。一听到帆帆的声音，斯斯就泪目了。帆帆对斯斯的第一印象也来自于社团表演，帆帆当时负责拍照，看到斯斯在台上唱自己写的歌，帆帆觉得这个人挺酷的。
斯斯说：“其实她当时的真实感觉是：哇，这个人唱得这么差，怎么会有自信在台上表演。”
帆帆点了点头：“嗯，这方面也挺酷的”。
现在，对于如何定义斯斯与帆这支乐队，她们还没有具体的设想。“取决于我们怎么成长吧”，帆帆说，“或者取决于今天晚上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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