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夜中抱紧你”:一对重症夫妻在武汉生死相依
【楔子】:“记住那些在黑夜中抱紧你的人,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的温暖”。“我来看你了”。
9月最后一个周一,武汉扁担山公墓。杜进将一篮菊花放在丈夫墓前,点燃香烛,上香,之后点根烟,递到丈夫照片前,“抽根烟哈。”语气轻柔。
纸钱烧完,她从包中取出一盒金粉,用毛笔蘸着,头贴着壁墓,一点一点地,将碑上的字涂成金色。溢出框了,就用棉签擦掉。20多个字,她站着描了半个小时,像在打磨一件艺术作品。
杜进为黄冲壁墓上的字描金。黄冲的遗像刚贴上,胶布还没来得及撕掉。澎湃新闻记者朱莹 图。 本文图片均来自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截图(除特殊标注外)
身后,偶有车辆驶过,鸟叫声传来。这片偌大的墓园,安葬了数万个生命。她的丈夫黄冲,42岁,死于肾癌。今年一月,黄冲癌细胞转移,正要住院时,疫情暴发了,他只能在家靠止痛药度日。癌细胞急剧扩散,黄冲痛得彻夜难眠,止不住地呻吟。杜进眼睁睁看着,什么也做不了,“我真的蛮想把他的痛分担给我,我帮他痛,我不怕痛。”
44岁的她是尿毒症患者,隔一两天就要去医院透析,她担心自己被感染,无法透析,也无法照顾丈夫。“我恨死新冠病毒了”,那时,她只想快点“解封”,快点住上院。
导演范俭把他们的故事拍进了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选择他们,范俭说,不仅因为他们双重症患者的身份,更因为他们之间的情感紧密而温暖,能抵御人间种种遭遇。杜进并非一个强大的女人,却做出最大的努力来救治丈夫,想留住他的生命,“这个女人的韧性让我特别地敬佩。”
两人相依着熬过了那段艰难时光,却没能熬过秋天。
8月,记者联系杜进,想去看望黄冲。黄冲说,“那我要好好地活着。”
“可惜没有等到。”9月9日,黄冲去世。杜进在朋友圈写:“2020年九月九号晚上18点26分16秒,永失我爱,愿天堂再也没有病痛,黄冲,我爱你。”
黄冲去世当晚,杜进在朋友圈发文。
见到杜进,是在9月中旬。她正沉浸在失去黄冲的悲痛和思念中。眼前的她身高不到1米6,皮肤因常年透析有些暗沉,面容憔悴,衣着却体面干净,言谈爽朗直率。只是说起黄冲,眼泪无声淌下。“我一直对他蛮感兴趣的,就想跟他在一起”,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是一种少女般的热烈坦荡,仿佛未经岁月吹打。她也丝毫不觉照顾癌症病人累,“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自己照顾自己,还有什么怨言?”
黄冲走后,长夜漫漫,生死茫茫,她再也找不到那个可以在平庸的生活中拥抱的人了。
【以下为杜进的口述】
秋天的怀念
我和黄冲都是普通人,没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是幸运的,也是悲伤的。
他走后,我没有一刻不想他。每每想起,有如锥心之痛。他在我心里占的位置太重了。每次透析来回的路上,想起那是我们以前一起走过的路,潸然泪下。看到年纪大的老人,就觉得结伴到老是件多幸福的事。我们曾经也想象过,以后当爹爹婆婆了,要扛着孙子出去玩。
我总觉得他没有离开我。过早时,我给他也买一份;吃饭,给他添一碗放着;买拖鞋,给他也买一双。他睡觉的那一边还留着。他的遗像就放在桌上,像在看着我笑一样,电子蜡烛一天到晚点着。
我每天跟他说话:“老公,我回来了哈,你在家一天,想我了吧?”“我去透析了哈”“我睡觉了啊”“你在那里过得好不好?差不差什么?”……就跟他还在家一样。
黄冲去世后,杜进在朋友圈倾诉对他的思念。
我总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了。我们认识22年了。第一次见是在朋友聚会上,我在那儿站着,他过来问我吃不吃口香糖,我心想:这哪个丑人啊。
刚开始,我觉得他长得蛮丑——他是兔唇,小时候动过手术,不细看的话,其实看不出来。慢慢熟了后,我们经常约着玩,一起逛街、吃东西。他的朋友都觉得他对我很好。
2002年我们在一起,2008年结婚。起初我觉得他嘴巴有缺陷,怕别人笑我。在一起后,觉得他越看越好看。他皮肤白,阳光、气质好,爱穿皮鞋、喷香水,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个性是姑娘喜欢的那种,风趣、张扬、会说话,走到哪儿都很耀眼。但我从不担心他在外面花心,因为不是蛮多人跟他合得来。
我自己比较内敛,不喜欢被关注,我所欠缺的他都有。所以每次别人说,杜进你老公好精神啊,我就开心。他满足了我所有的虚荣心。
他总说,我是他所有女朋友中年纪最大、最黑、最矮、对他最不好的。我说,你当我是个苕(傻瓜),我不好看你会找我?他每回都说:我就喜欢丑人,我跟别个不一样。
杜进和黄冲。 受访者 供图
我家人都很喜欢他,我妈说他是家里最聪明的人。别人心里想什么,他都能猜到。之前我有个闺蜜跟丈夫吵架闹离婚,来我家哭,黄冲教她回去怎么跟她老公沟通。第二天一早,她拎着早点和烟过来,说黄冲昨天教的全说对了。她还拿个本子和笔,要黄冲教她接下来怎么说。
这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因为兔唇,小时候,他妈当着很多人的面,用武汉话喊他“憨逼”。他在学校也受欺负,很小就会看人脸色、揣摩人心思。后来读到初中不想读了,到深圳大伯家帮忙,搞水处理工作。20来岁时回武汉,帮老板开车。
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很心疼他,觉得他受了很多苦,想对他更好些。
我以前在技校学机械,毕业后分配到内燃机配件厂,整天跟柴油打交道,没干几年,就出来帮人收银、卖东西。
我妈蛮能干,家里什么都帮我做了,我就什么都不会——到现在,空调我只会开关、调温度;疫情前,微信、支付宝支付都不会用,都是黄冲帮我下载的;微信上没钱了,他就转给我;家里水电费都是他交;我都不敢一个人去火车站,怕走丢了。
黄冲总说我苕,没有他在,我要吃亏,把我保护得很好。像穿衣服,他说舒适为主,在外面不要打扮得太打眼,会给自己增加危险性。以前我穿V领衣服,他就说,有点V啊。我说,你巴不得自己老婆包得像个粽子。
我很依赖他,他就像我的保护神一样,跟他在一起,我什么都不用操心,他都帮我安排好了。
我其实是个“花心”的人,喜欢年轻漂亮的。以前,我喜欢王力宏,听说他和一个女明星在一起了,我说再也不喜欢他了。黄冲笑我,别个喜不喜欢你撒?我说,别个可能也不喜欢我,但我不喜欢他了。
我也喜欢吴尊、易烊千玺,有时觉得,哎呀,我要变小就好了。我还跟儿子说,你怎么不学跳街舞?你跳街舞,我就成星妈了。
但我对黄冲一直蛮感兴趣,就跟热恋时一样。我说我蛮欣赏你,我觉得你有时像我的伢,有时像我的弟弟,有时像我的爱人,有时又像我爸爸、哥哥。我觉得别的男人都不如你,你在我心里就很完美。我就愿意跟你在一起。
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也吵过架。黄冲脾气躁,有时急了会骂人,我不做声。过后和好了,我说,我不做声并不是认可你的说法,我心里想,你骂我的,我都还给你。有一天他又骂我,我不做声。他说,你心里是不是又在骂我……
认识黄冲前,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有一个儿子。黄冲对他很好,几千块的手表也舍得给他买。儿子也听他的话。
我们也想过再要一个孩子,然而,想生的时候,我生病了。
漫长的冬天
2014年6月,我体检查出肌苷指标有300多,复查显示是肾衰竭。吃药、打生血针,拖了半年后,身体越来越不舒服,不想吃饭,没力气。
那时候,我特别怕,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在家偷偷哭。我想不明白,一起玩的朋友都没得,怎么就我这么倒霉。黄冲说,有他呢,陪着我去看病。
我在网上搜尿毒症病友群。加入后,有病友说自己透析几十年了。我就觉得,以前技术条件没现在的好,他们都可以活那么久。他们透析了15年,我照着学,那我至少也可以活15年,我就没那么恐惧了。
第二年,我开始到汉口站旁的一个民营医院透析,隔一两天去一次。看到有的病友20来岁,透析好几年了,就觉得我也不是最造业的,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
2020年3月,杜进在医院透析。
尿毒症耗钱又耗精力,很多病友得病后,要么分手要么离婚了。但黄冲很照顾我,陪我去透析,帮我叠被子、收拾东西。护士、病友都很喜欢他,说他脾气好,见到谁都笑眯眯的。两年后,他也病倒了。
2017年5月,黄冲晚上肚子疼,去看急诊,B超查出他肾上有个7公分大的瘤子,医生建议最好割掉。
他怕花钱,不愿意去。等到6月,我哄着他去照了个CT,医生说是癌症,要马上做手术。我一下站不稳,哭了起来。
手术前一天,医生发现肿瘤已经转移到胰腺了,重新调整手术方案,泌尿科和肝胆科主任联合做手术。两个主任都跟他说,黄冲,你一定生存意识要强啊。把他吓死了。我安慰他,不要紧,以后我来照顾你。
那场手术做了13个小时。晚上12点多出来时,他嘴里插着管子,肚子上开了3刀,摘除了右肾和胰腺尾,缝了100多针,取出的肿瘤有9公分大。
他在医院住了20多天,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喂饭喂药、擦洗身体,晚上租张床陪着。
他插了4个月胰腺引流管,拔管后,复查发现癌症复发了,开始吃靶向药。医院卖的靶向药一个月要5万块,我们吃不起,就找病友买赠送的散装药,一个月4000来块。吃了一年后,耐药了,就跟着病友换别的药吃。
我透析一个月也要1000来块。生病后两个人都不能工作,以前也没什么积蓄,经济压力很大。我妈就从退休工资里,每月拿一两千贴给我们。再加上低保,生活勉强过下去。
病了后,我们也很节约,衣服都是别人给的,除了吃饭,没什么花销。只要有钱,我就给他买药,我自己能不吃药就尽量不吃,因为我觉得他比我严重些。
我加了肾癌病友群,跟病友学习靶向药副作用应对方法、检查应该查哪些指标。每次去医院,医生还觉得我蛮懂。其实我也不懂,都是自己一项一项在网上搜。他吃的药也是我在调。我开玩笑说,我都成你的家庭医生了。
之前我生病,他对我蛮好;他生病了,我就加倍地对他好。每次检查,为了让他早上多睡会儿,我都提前一天去挂号。
生病后,我俩心态都蛮好,不像别的病人病恹恹的。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别的婆婆问他看什么病,他说,我癌症咧。别人都不相信,说一点都看不出来。我也是。
黄冲其实最开始也怕,睡觉都拿背子捂着。有一次我让他吃药,他一下爆发了,嚎啕大哭。
我说,病了怎么办呢?病了就要面对,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科学很发达,药随时能生产出来,我们吃不起最先进的药,可以吃别人淘汰下来的药啊。他的医生听了说,你说的很对,这就是我们要跟病人说的。
我一开始也蛮崩溃,问医生他能活多久,医生说发现太晚了。我以为他活不了几个月,后来发现有药吃,就觉得还有希望。而且,日子要过,烦也是过一天,不烦也是过一天。就像别人说的,你不坚强,痛苦给谁看?你不能把生活做减法,哎呀,我今天又少一天了;要把每天当成赚的,活一天赚一天,心态就不一样了。
他自己也偷偷在网上搜肾癌,看到有的二三十岁就得了,很多比他受的苦还多,觉得自己不是最造业的,慢慢心态好多了。
生病后,我们很少出门,跟以前那些健康的朋友来往蛮少。你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玩,蛮扫别人的兴,慢慢的,他们就不叫你了。相反,跟病友之间关系还蛮好,一有活动就叫上我们。
所以黄冲生病前,我挺愿意去透析的,每次都早一点去,跟人聊天。他病了后,我透析也不想去了。我说我就想每天跟你手连手、脚连脚。他说哎呀,你连着我打鬼。我说别个都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被遗忘的春天
今年疫情之前,黄冲的病情控制得蛮好,两年没住院。
直到1月16号。那天早上洗脸时,他一起身,“啪嗒”一声,腰痛得站不起来,骨头像断了一样。
我赶紧扶他去武汉中心医院。平时医院里做CT的人很多,那天没什么人,我还跟他说,今天运气好好啊。做CT、抽血后,我们没多逗留就回家了。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发现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肋骨,必须治疗,我们就准备住院。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疫情,看到医院挂号、收费的护士都戴了两个口罩,觉得不对头,也买了40个口罩。
没多久,我听说医院肿瘤科医生都上了抗疫前线,癌症病人都住不了院,只能在家休养。
我还要继续透析。除夕那天,坐公交去透析的时候,车上到处不敢碰,大家都侧着身子,不敢对视。下午6点多透析完出来,外面下着大雨,公共汽车已经没了,我和一个病友又冷又没地方坐,半天打不到车,真是要哭。后来碰到一个好心的司机,把我们送了回来。回家后,我和黄冲简单吃了顿饭,一起看春晚,度过了一个最简单的新年——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
去年11月,我转到武汉市第六医院透析。没想到1月27日,六医院被征用为第三批发热患者定点医院,住院部1-12楼全部收治新冠患者,13楼血液科也要关,怕病毒从空调传过来。
那时我特别急,到处打听哪里还能透析。第一、第二批定点医院的透析室都已经关了,其他医院透析室也人满为患,有的分成早中晚三班。离我家最近的普爱医院,当时只能晚上透析,8点到12点,那时候还没说社区可以用车送,我走过去要一个小时,以我的身体,根本走不了。
有病人闹,说得新冠不见得会死,不透析绝对会死。医院最后把透析室保留下来了,开了个透析专用电梯,不经过门诊大厅,从后门进大楼,直接上到13楼。透析室空调都关了,透析餐取消,病人要求必须做核酸检测和CT,一天量几次体温、换口罩。家属就守在电梯外面,不上去。
我们血液类病人,只要有一点感冒发烧,医院就不让你透析了。有一个人感染,整个透析室都会关。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说话隔远远的,来一张陌生面孔,就问是干啥的。
我也很怕,体温一高,就吓不过。我跟黄冲免疫力都很差,我要是病了,不能透析,自己得死;黄冲没人照顾,还会传染给他,他也活不了。所以每次去医院都草木皆兵,全副武装,穿塑料雨衣,带浴帽、手套、护目镜——当时武汉市这都是标配。
社区派司机接送我,车上我都把窗打开,让司机停得离医院远远的,怕他们忌讳。有一次骑共享单车回来,送外卖的从我对面骑过来,我紧张得要死,一个劲往边上靠。
一回家,马上洗手。黄冲靠在床上,说,“老婆,我帮你消毒”。让我转身子,给我喷消毒液。
看到穿防护服的医生、殡仪馆的车,我也怕。有一回去医院看到地上放着一个网兜,装着盆、水果、牛奶,出来时还在那儿,我就知道,肯定是哪个病人死了。
最担心的是黄冲。
武汉“封城”后,快递停了,靶向药买不到。病友说,有个武昌的(中南医院)宁养院,低保困难家庭可以免费领吗啡片、芬太尼等止痛药。想要领药却不容易——我们住汉口,不能跨区,我妈和我儿子住武昌,只能让妈妈找社区派车送她去拿药,拿到后给我儿子,儿子想办法给我在武昌的病友,病友透析时带给我。
止痛药只能缓解,癌细胞很快蔓延到他的肺部、腰椎,让他无法平躺。他屁股上也长出压疮,坐着也会疼,我就拿小枕头放他身下垫着。他只能斜靠或者半仰卧着。
我把他伤口的照片发给透析认识的护士看,护士开了些生理盐水,教我每天给他清洗伤口、上药,按摩;还给我氧气面罩,家里有台婆婆去世前用过的氧气机,给他吸氧,想让他舒服点。
2020年3月,黄冲癌症转移,痛得难受,杜进帮他擦脸。
但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渐渐不能下地,每天“哎哟,哎哟咧”地喊痛。他怕吵到别人了,让我把窗户关严点。他疼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什么也帮不了。我的心都是疼的。我说我真的蛮想把你的痛分担给我,我帮你痛,我不怕痛。
他跟我妈妈视频,说“妈妈,我好疼啊”,哭了起来。他哭,我妈妈在那边哭,我也哭。
那时候,整个武汉都是这样,能够熬,你就胜利了,熬不过去,你就死了。
黄冲的一个病友胆结石发作,住不进院,在家躺了一个多月,人痛得都发黄了,在微信群中说想买氰化钾自杀,快递都到不了。
“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
2月份时,黄冲右腰鼓起一个很大的瘤子,痛得受不了。有天晚上12点多,我打“120”。“120”问他能不能走路,要抬担架的话没有车,能走路的话可以。他走到离大门还有一段距离时,气呼不上来,搭着我的肩膀撑到了小区门口,爬上车的力气都没有,还是我和司机推上去的。
司机听说他是癌症、我在透析,没收我们车费,还教我们,协和要是不收,你们就骗赖(赖着不走)。
到医院后,我借了个共享轮椅,把他推进急诊室。护士一上氧气,他就“哈,哈”地喘气。打止痛针后,他痛得好些了。但是CT做不了,一躺下去就呼吸不上来。凌晨5点多检查完,社区的车要8点才能过来接,我们不敢在医院久待。一对得肾结石去打针的父子,把我们送回来了。
后来又有一次,我们去协和打止痛针。门诊大厅里都是戴着口罩、坐着打吊针的人。两个医生站在我们旁边,说,那个人的肺都白了半边。他听到了,瞄着我说,“快走,我们走,这蛮骇人”。我说,出来一趟,又不看。他蛮怕,说我这就不舒服了,快点走。
我就把他推出来,病也没看,又叫社区的车把我们接回去了。他还是痛,没办法,只能吃止痛药。
3月,杜进和黄冲在医院等候做CT。
那段时间,黄冲特别依赖我。我出门透析时,他千叮咛万嘱咐:你早点回来啊。快到医院时,要是没跟他说,他就会打给我,怕我路上出事。我一透析完,他就打电话问下机没,快点回。估摸着我快到家了,天冷的时候就提前把电热毯打开,后来天热了就提前开空调。
在家里也是。他关注我的一举一动,我要是一会儿没出现,他就喊“老婆老婆”,我问什么事,他非要我到跟前才说,有时让帮他拿个东西,我知道,其实他也不是要什么东西,就是要看一下我,想让我陪他。有一次我看他睡着了,在阳台关着门切萝卜,没一会儿他就叫我,说他吓死了,家里没声音,他以为我不在家。
他以前也很依赖我。结婚这些年,家里的大事全部他管,他的衣食住行全是我管。
他就怕我烦他了。我说,不管怎样,我都不会不管你的。
别人都觉得我像很强大一样。只要有他在,哪怕他瘫在床上,拉屎拉尿,我都愿意一直照顾他。他是我的另一半,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所以谈不上什么责不责任,自己照顾自己,还有什么怨言?我就觉得,他在,家就在。
每次去透析我也放心不下他。去之前,我会蒸块发糕、拿点零食放在他床边,他饿了可以吃。透析时就想快点回去,他一个人在家多难熬。原本要透析4个小时体内毒素才能排干净,但我顾不了,有时只透3个小时就赶回家。透析那几个小时,我就补觉,因为平时都要照顾他。
3月份时,他痛得整晚睡不着,吃吗啡也不管用,每天只有早上痛累了,才能睡一会儿。一连十几天,吃不下东西,就喝点水。
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说你干脆把吗啡片吃一板,睡过去算了。他说,好,好,好。
但其实我不会这样做,我舍不得他。他是个蛮怕痛的人,如果非要生病的话,我情愿代他生病。把痛都给我,他蛮舒服,就够了。如果真有阿拉丁神灯能够满足愿望,我愿意把我的寿命分点给他,让我们活到差不多的岁数。
有时看他疼得受不了,我感觉自己快被压垮了,偷偷抹眼泪。他要是看到了,就急了,说老婆你莫哭。让我过去,握着我的手。他蛮怕我伤心。
杜进听到黄冲的呻吟后,偷偷抹泪,黄冲担心地问她怎么了。
我有时说,我心累,我心好累啊。他说我要死了,你就解脱了。我说,你就陪着我,我只想要你在。他说,我想陪着你,但是我怕陪不你了,我蛮想活,我又怕疼。3月,黄冲面对镜头说:“我要坚持,坚持就不会死。我想活,我要活着。我很留恋她。”
黄冲知道我胆子小,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把所有门都关上,谁敲门、按门铃,都不应。晚上我们开着灯睡,他怕半夜死了,会把我吓到。那几个月,心里一直很崩溃,完全不知道武汉什么时候解封,什么时候能住进医院,只知道要熬着,熬着。
我跟黄冲开玩笑,说你一定要坚持啊,你现在死了,直接拖到火葬场,3天后去拿骨灰,到时候不知道把哪个爹爹的骨灰给我了,我还把别人供着了。
他说,好,好。
夏天的告别
终于住院了。
3月24日,在范俭导演的帮助下,黄冲住进六医院。那天下午,我走到黄冲身边,学布谷鸟叫把他唤醒:可以住院了。
杜进推着黄冲去住院。
一到医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开始给他打PD-1免疫针。那时候,肿瘤科病房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去世。走廊里经常传来喊疼的声音,哭的声音。穿着防护服的人,拖着担架将人抬走。
黄冲很敏感,总是问,是哪个的声音?我怕把他吓到了,就把门关着。
看到护士穿着防护服,脸憋得通红,黄冲会拿个小电扇给她吹。护士说,谢谢你啊,我吹不到。他就问,你吃饭没有啊。
病房里有个70多岁的婆婆,得了肝癌,一家人都喜欢黄冲,觉得他聪明、会关心人。黄冲说,我觉得你比我妈妈对我还好,你就像我的干妈一样。婆婆就认他做干儿子,每天送饭,把我俩的饭也带了。
住40天后,黄冲出院了。他说,我走进医院,抬出来的。我说别人是抬到火葬场,你还算幸运的,是抬回家——病房里4个病人,包括黄冲干妈,都去世了。
整个夏天,黄冲瘫痪在床,每月去医院打两针免疫针,一针2800多块,每隔28天还要打一次骨转针。再加上吃靶向药,一个月要8000多块。我跟医生说,我每个月尽量东拼西凑,能打一次是一次。黄冲想把钱留给我。我说你不管,钱没了我去借。
靶向药副作用很大,他头发、眉毛变白,经常腹痛腹泻。到后期,手没劲,我说你像个婴儿一样,我来喂你吃;大小便失禁,他蛮怕弄床上了,我说不要紧,我来弄。有一次我胃疼,弓着腰想去烧水,他想帮我帮不了,急得在床上瞎哭。
有时疼得想死,他说算了,我不治了;不疼的时候,求生欲又很强。
6月8号,黄冲患癌满三年,我妈买了个蛋糕给他庆祝。我说,你看,你三岁了,我们再坚持下,坚持到你8月14号生日。他真的坚持到这天了。但10天后,再次住院。这时的他已经病危了,呼吸困难,喘不上气,只能两手撑床上,躺一会儿,坐一会儿。
他说,老婆,这次我可能回不去了,我就是不放心你。我说你莫瞎想,过得去的,你好了我们回去过“十一”。
这时候的他愈发依赖我,一刻都不想让我离开。我说去买过早,他说,不去。隔壁的病友家属就帮我们带。但是我要透析没有办法。
他的状况越来越差,总说“我蛮想死,又蛮怕死”。时不时往监护仪上瞄一眼,大口喘气,喊,手到处抓,说“冇得气了,冇得气了”。我喊来医生,医生见监护仪上各项指标正常,就走了。但他还是难受,说医生肯定把数据调高了。
我就逗他:哎呀,老公你像个牵线木偶,手上都是线。
9月8号中午,黄冲突然昏迷,抢救一个多小时后醒了过来。醒来后还是难受,呼吸不上来,疼得汗水大滴大滴地往下流。
他说,老婆,我过不了这一关了。我说,你不是答应我,要陪着我的?他说我太疼了,我想陪着你,但是我陪不了了。
晚上,我挨他旁边睡。他说,老婆,你睡近点,我们牵着手睡——他一直是个善于表达的人,以前每次过马路、走路,都会把我的手牵着;在长辈面前,也喜欢搭着我肩膀;时不时就说“来,抱一个”“来,爱一下”,给我一个飞吻,我就比个心……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
第二天我要透析。那天像有预感一样,我跟他姐姐说,有什么事,就给我发微信。
只透析了一个小时,我放心不下,问姐姐他的情况,姐姐说,他心率和氧、血压掉下去了。
我一分钟都躺不下去了,拔了管子就下楼看他。我妈怪我不透析,我说万一我没看到他最后一面呢?
黄冲那时还醒着。他想喝冰红茶,话说不出来,就在手机上写:要冰红茶。一会儿又加一句:要冰冰的。
我和姐姐说下去买,他不让。后来他的一个朋友买回来。我喂他,他已经不知道吞咽了。
黄冲去世当天下午,杜进祈求奇迹的发生。
我就一直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话。他把我托付给他姐姐。姐姐说,我晓得你就是担心她,你放心,她就是我的亲人,我不会不管她的,这个房子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生病后,黄冲卖了他爸留下的房子,我们就住在他姐姐的房子里。黄冲点点头。
下午4点多打完针后,他意识开始有些模糊,手撑着坐着,笑了起来。我说我们来照几张相,你来点。他说好,瞄着镜头笑,手却点到相机外面去了。之后他陷入昏迷。医生说是肺部感染引起的呼吸衰竭,问要不要像前一天那样抢救,救回来他也会蛮痛苦。我们就说算了,想让他少受点痛。
他走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就想和他在一起。
我没想过怎么陪他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因为我觉得不会走这么快的。别的癌症病人,都是像蜡烛一样慢慢燃尽。他还能动,还能喊痛,我就觉得还有希望。
他们都说,我对得起他。但我觉得我应该做得更好,我一秒钟都不该离开他,我应该再多点时间陪他。他住院时我回家拿了回东西,我都不该回的。透析我也应该再节省点时间。
黄冲去世第二天,下起了雨。我没有去透析,一天都在领死亡证明、注销户口、选棺材、选墓碑……每一项我都去了,我想尽我可能,给他一个最好的告别。
我给他选的是壁墓,有灰色廊檐。他生前体面、爱干净,我希望他免遭风吹雨淋。
合墓右边是他,左边空着。“以前你说过爱我入骨,日后我定会陪你入土。”我以后也要埋在这里,继续跟他在一起。碑上,就放上海豫园九曲桥上他抱着我那张。
杜进和黄冲在上海豫园九曲桥上的合照。 受访者 供图
每次想他了,我就去看他。从公墓大门到他的壁墓,一路经过很多墓。这段时间,他姐姐每天陪着我。我妈让我去申请个廉租房,不能总住在他姐姐家。
没了他,我觉得我的天都是灰色的。我不能在家人面前太悲伤,让他们为我担心,可我真的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乏味,生活没有点乐趣。
现在的我,每天数着时间过。亲戚朋友们都劝我,日子要过,路还长。道理我都懂,可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我也不晓得得多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我想我是走不出来了。
黄冲去世前,我们开玩笑,说死了别喝孟婆汤,免得不认识了。他走的前几天,还说我不喝孟婆汤啊。“你又不托梦告诉我你喝了孟婆汤没有?要是喝了就算了,到时候我去找你。”
(特别感谢范俭导演对本文提供的帮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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