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最后 还是父权制说了算
【编者按】10月14日，韩国艺人雪莉去世。她的离世，让外界再次关注起女性在韩国社会中遭遇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而最近出版的《82年生的金智英》就是一部关于韩国女性命运的小说。
赵南柱
2016年10月，韩国米姆萨出版了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它的作者是赵南柱，之前是电视剧编剧，1978年生，她之前也出过几本广受欢迎小说。受到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的影响——这是赵南柱最喜欢的英文作家，《82年生的金智英》只花了她两个月。在创作时，她倾注了作为一名韩国女性人生遇到的困恼，以及自己成为新妈妈后受到的对待。有一天，当她带着孩子在外喝咖啡休息时，她听到有一个男性路人喊她“?”，意思是“妈虫”，这是对那些胆敢离开家的妈妈们的蔑称。
书里的“金智英”，基本等于韩国的“小丽”，是一个很常见的女性名字。这本小说在韩国卖出一百多万本，差不多五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读过它。名人们都在讨论它，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读过它。它已经计划翻译为18种语言在各国出版，还将被改编成电影。米姆萨出版社编辑朴慧珍认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优点就在于，它描写的主题有广泛社会影响，“如果我们真的去控诉这些问题，即使用的声音不是很大，它们就再也不会只是个人的问题了。”
有好几位小说家认为这部小说在文学性上，只是“平庸”和“无趣”，但可能因为它“感同身受”的力量，可以影响广大读者。整本小说用词简单，写法朴素，整个故事就以第三人称视角慢慢讲述，慢慢将读者包裹住。读这本小说时，自己会带入成为一个焦虑苦恼的年轻女性，要去面对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厌女症。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主要内容并不是讨论性暴力的小说，已经成为了韩国版反性侵运动的文化试金石。尽管如此，韩国的反性侵运动，还是应被理解为对于深层的父权制、儒家体系的彻底反抗。它不过是在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形态。
不是所有人都会自称是“女权主义者”，因为这个词在韩国传统保守的社会上会招来怀疑。但是，她们对于人身安全、机会平等、减少女性束缚等的基本诉求，受到广泛认同和讨论。她们质问，为什么男人得到了所有好工作？为什么女人的成功就是育儿和做家务，甚至还要接受整容手术？为什么她们要忍受办公室里色迷迷的目光，下班后的聚餐还要为男老板和男同事倒酒？
在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同名的女主人成长在一个稍微开明一点的时代里——如果和她母亲成长的环境相比的话。后者早早地被要求退学进厂打工，来给弟弟交学费。小说的开篇是2015年的中秋节，金智英此时33岁。按照韩国的习俗，她和丈夫要带着年幼的女儿去走亲戚，这种时候女人们总是很忙的，准备饭菜，打扫卫生，招待客人。
中秋节意味秋天的丰收，尽管现在大部分韩国人已经住进了高层公寓，只需从便利店买泡菜，他们仍然遵循着每年堵车去和亲戚们大吃一顿的仪式。这一年的中秋，婆婆让金智英彻底崩溃了。婆婆问她：“这些都是煮来给自己家人吃的，怎么会辛苦？……你会觉得辛苦吗？”金智英用一种毛骨悚然的又很慈祥的眼神看着婆婆，平和地回答道：“哎呀，亲家母，其实我们家智英每次过完这种大节日，都会全身酸痛呢！”她在模仿自己妈妈的口吻，讽刺自己的婆婆。接着，她又用同样的口气，和怒气冲冲的公公讲话。金智英的丈夫尴尬地道歉，用手捂住妻子的嘴，把她拖上了车。我的翻译不一定准确，但智英的行为无疑很丢脸地违反了韩国社会模范。
是什么把一个女人逼到了悬崖边？为什么怒火看起来像是疯癫？小说第二章讲述了智英成长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除了智英，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爸爸妈妈，和奶奶。爸爸是公职人员；妈妈负责烧饭，打扫，照顾婆婆，做一些家庭代工（缝补、组装、打包）来补贴丈夫微薄的薪水。智英的弟弟被当作王子来养，他有自己的房间，有更好的食物吃，穿的衣服也比姐姐们好。事实上，他本来还会有第三个姐姐，但是妈妈偷偷地把一个女婴流产了。作者写道，“虽然这一切都不是母亲的决定，却得由她全权负责。当时她身心俱疲，身边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家人。”
智英上小学时，男孩子们先吃午饭，排在后面的女孩子们，不得不抓紧时间吃饭。到初中时，有变态的老师用检查校服做借口，戳女生的胸部，掀开她们的裙摆。还有一个男同学可怕地尾随智英。女孩子们通过悄悄话圈子和校内的叛逆计划，相互帮助；但是，她们发现自己的父母老师总是指责自己太弱又太强。当智英的爸爸知道有人尾随她时，他斥责道：“为什么要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裙子那么短？”
当智英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时，她发现工作机会很少，几乎都有明确的性别要求。小说有一个黑色幽默的情节，智英终于获得了一个面试机会，面试前她看到其他两位竞争者和她很像：“三个人彷佛事先说好一样，都剪了一头刚好盖过耳垂的利落短发，搽着粉色口红，身穿深灰色套装。”一位男理事集体面试了她们，并问了一个假设性问题：“要是今天各位去拜访客户，但是客户主管一直……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比如说按你们的肩膀啦，不经意地摸你们的大腿啦，嗯，知道我在说什么吧？你们会怎么做？” 智英被吓到了，但还是平静地说：“我会临时说要去厕所或去拿资料。”
几天后，智英接到拒信通知，她决定打电话到公司询问。人事经理告诉她，“只是和公司无缘而已。” 智英挂完电话想，“当初要是早知道会落榜，就应该把内心想说的话如实说出。”她站在镜子前，想象自己再面试一次，会如何应对这个毛手毛脚的客户，“当然要把那狗娘养的变态手折断啊！”她还要告诉面试官：“还有，你也很有问题！假借面试之名问这种问题也算是性骚扰好吗？要是面试者是男性，我想你就不会问他这种题目了，对吧？”
智英最终被一家公关代理公司录用。她热爱这份工作，但她也必须处理韩国企业文化中的八卦和酒精。在一次下班后的聚会上，客户一杯杯地灌智英啤酒，说她做完双眼皮手术会更漂亮，问她有没有男朋友了。好在有组长的帮助，智英应付过去了。智英的组长忍受了多年的职场骚扰，她还自愿加班、出差，生完孩子后也只休息了一个月。组长努力帮助其他人延长产假规定，照顾办公室新来的女生们，但她们还是辞职了。办公室的女人们都被“下班后“的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美国社会学家阿丽·霍奇奇德（Arlie Hochschild）很久以前就将之称为”第二轮班“。
后来金智英也屈服于这种模式。她结婚了，怀孕了，然后就辞职做起了全职妈妈。当丈夫再一次保证自己会多多帮忙的，智英发火了：“能不能不要再说“帮”我了？帮我做家务，帮我带小孩，帮我找工作，这难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吗？……你说得好像你正在帮我什么大忙似的。“
智英的女儿出生时，韩国的针孔偷拍事件正四处蔓延，连智英的前公司也出现了。这一年，因为受到照顾孩子、家务杂活、无聊、孤独等困扰，智英抑郁了。有一天，她带女儿去喝咖啡，然后去公园散步，却听到有两个男人嘲笑她，就像小说作者也经历过的那样。故事结束在2016年，就在小说开头中秋节后的两个星期。此时智英已经在服用抗抑郁药了，她每周去见心理医生两次。
智英的心理医生认为自己很懂女性心理。他的妻子为了抚养儿子选择了放弃从医，后来精神失常了。当他的一位女下属因为怀孕离职后，他决心不再雇用类似的人，“不论是多么有能力，表现多么优秀，只要解决不了育儿问题，女职员都免不了会带来这些困扰。我暗暗下决定，下一个人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
赵南柱不是以金智英的视角结束故事的，而是从一个性别歧视的心理医生的角度。最后，还是父权制说了算。
当住在首尔时，在这个有韩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大都市里，我常常想起金智英。还是少女的智英们正跑向学校，书包晃来晃去；二十多岁的智英们在午休，脖子上还挂着公司的ID卡；三十多岁的智英们正在把婴儿车抬上地铁楼梯。这本书还让我想到十几年前的一位女同事。我们当时在一家韩国博物馆工作，她能说三种语言，刚刚完成一个名牌大学博士后项目，但她仍被要求为我们老板端咖啡。
出版两年后，这本小说还经常被放在书店里的显眼位置。在参观韩国第一家女性庇护所，韩国性暴力救济中心时，我发现一本《82年生的金智英》被放在书架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史中间。救济中心的负责人也是1982年出生的，她说起自己第一次阅读的感受，“它不像小说，更像是日记。就像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活动家，特意为我们写了一本书。“她要求团队的新人们都要读这本小说，并一起讨论。
2018年1月，监察官徐志贤上了电视晚间新闻，她讲述了自己因为举报前首尔高级监察官主任安太根性骚扰，阻碍了他升职，因此受到他多年的报复骚扰。（安太根已经因滥用职权，被判处两年监禁。）2月，崔泳美发表在文学杂志《黄河评论》发表了诗歌《怪物》，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几乎所有韩国新闻媒体，都认为这是对诗人高银的控诉：调戏，强迫性行为，骚扰（“他摸了他见过的每一个女孩“）。现年85岁的高银，一直以来被看作韩国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其他名人的名字也很快诉诸报端：话剧导演李润泽（他已经因性侵服刑），电影导演金基德，演员曹在显，还有可能是最要紧一个人，安熙正。安熙正曾是一位开明的地方首长，被认为是文在寅总统的接班人。
去年五月，江南杀人案两周年纪念时，有人在网上号召了一场集会，有1万5千人前往江南区现场，呼吁政府正视性犯罪。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为主的抗议活动。但它很快就被超越了。七月，有6万人参与了后续的一场集会。这个名为“? ?”（“令人不安的勇气”）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六月份，一个28岁的绿党领袖，凭借一份女权主义政策纲领，去竞选首尔市长，最后得票居然排到第四位。导演李仙熙（音译）拍摄过一部反映互联网性暴力的纪录片，《脸，另一侧》。李仙熙告诉我：“我参与这种运动三十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力量和组织。”
但是，就像美国一样，韩国也正出现文化和司法上的反弹，包括法庭上的多次试图卷土重来和报复。我在首尔和纽约都听到过很多次，男人们开玩笑说，哪些行为可能让自己卷入麻烦，抱怨自己不能参加一些仅限女性的谈话和活动。去年夏天，安熙正被法院认定不存在性骚扰和性侵。尽管金智恩的证词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权力差距很容易导致对于下属的身体和口头侵犯；但是法院还是认为她的证词可靠性不足。金智恩的支持者们走上街头，高举红色的标语，“安熙正有罪！”后来在2月1日，法院最终推翻了安熙正的无罪判决，判处他监禁三年六个月。
大诗人高银还未面临刑事起诉，但他主动起诉崔泳美诽谤。他声称《怪物》的出版和崔泳美接受媒体访问，对他造成了近100万美元的财产损失。《黄河评论》的编辑表示支持崔泳美的诗，他告诉我，他早就知道，这首诗会激怒长期以来都逃避责任的知识界：“在韩国，文学世界有着神圣的地位，是精英文化中的圣地。“
几个月前，小说家黄俊恩（音译）写了一篇名为《伤疤》的文章，发表在另一本韩国文学杂志上。它表面上是对罗珊妮·盖伊（Roxane Gay）《饥饿》一书的评论，但黄俊恩解释道，“一些个人故事需要用另一个人的个人故事来回应。”读盖伊的书时，她想起了自己往日的创伤：五年级时，黄俊恩曾被比她大五岁的表哥强奸。“当一个女性详细地回忆一件发生在三年前、六年前或者十年前的事情时，我们就说这是夸大的，是谎言或者幻想，或者就是编造的。但是，我就是记得那一晚。”
我和黄俊恩在纽约布鲁克林碰面一起喝了杯茶。她认为韩国的反性侵运动，是很多社会公平运动交织的结果，它们“因为父权制而连结”，这场运动涉及范围很广，从普通的对象（性别歧视的教科书，不平等的婚姻预期），到经验的对象（江南杀人案）。但运动的关键是，“女人们团结在一起，然后她们发现，自己很多个人经历其他人都有过。”
我想被阅读过的上百万本《82年生的金智英》，也许可以看作是进入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卡，或者证明某种集体经验的信条册子。
（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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