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路窄道忆师长
邓凯 绘图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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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凯
似乎还没到耽于回忆的年纪，却不小心踱进了宽巷与窄巷——人生之路是宽是窄？这一对相克相生、相爱相怨的哲学问题，一时间让我思绪放空。毫无来由的，脑海中回荡起姜育恒的《再回首》，那曾是少年时代为赋新词的最爱。鲜衣怒马，白衣飘飘，太阳每天都是新换的。三杯吐然诺，手可摘星辰。那轻飘飘的年纪委实需要貌似沉重的闲愁来压阵。等到时间的快马打着响鼻、绽着蹄花一路狂奔到二十年后，“再回首，云遮断归途……”渐渐从老姜沧桑沙哑的嗓音中，过滤出了苦咖啡的回甘。
我出生在长江边上。长江，极有耐心地陪我度过少年时代和一段难忘的乡村生活。和其他嬉闹的小孩子不同，我喜欢在黄昏时，独坐在江边的石板上，看大江一意孤行，兀自东去。长江，从格拉丹东的纤细琴弦，一路演奏，一路走来。到楚地时，已演绎成壮美交响——浩浩荡荡的江面，鸥鹭翔集，白帆点点。落日纵火，火烧云前赴后继，美不胜收。我常常在这寥廓江天之间，琢磨着人生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一边是小屁孩儿在冥思苦想，一边是上帝在窃笑。这大约是“宽与窄”在我人生最初的投影；这一生，感染上文学细菌，大约也是那个时段。当然，粘上文学，有一个人也难逃干系。1979年，18岁的大哥考上大学，这在当地几乎酿成一个事件。暑期回来，他拉着我欣赏他用蹩脚的普通话朗诵《西去列车的窗口》《团泊洼的秋天》；听他“折磨”那把可怜的小提琴，无助的小提琴反过来又“折磨”我。但始料未及的是，那些诗句和音符，悄无声息地拓宽了一个孩子心灵的疆域。
中学时期大约是我人生最快意、最勇猛、最无忌的一个章节，就像一匹无知且无畏的野马，在无垠草原上撒欢。初中时开始迷恋诗歌，舒婷、顾城，别人绕不过，我自然也绕不过；聂鲁达的《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诗》、博尔赫斯的《老虎的黄金》、里尔克的《秋日》……他们用窄窄的诗行，为一位少年标注了文学世界的宽广。狂热阅读，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狂热练笔，捉住同桌听我朗诵新作；狂热投稿，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成了朋友。初中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高中时发表的作品渐渐多了起来，在全国性的青少年文学比赛中获奖有二十余次，曾被当时影响广泛的《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评为“全国十佳文学少年”。高二时出版了诗歌散文集，其中一首诗《想象》后来入选小学课本。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命运展示出巨大的慷慨与偏爱。
如果认为这一切就像史铁生所说的“好运设计”，是命运馈赠的礼物，那受赠者未免也太心安理得了。其实，太多的十几岁的少年，他们的人生，更像一个软木塞子，在大海上随波逐流，漂来荡去。在当时的湖北，高考竞争白热化，升学率是唯一的指挥棒，其他可有可无。像我这样，绝对是一个应该被打压的屈指可数的另类。而我所在的大冶市东风路中学，给了我这个另类巨大的扶持和帮助。当时的黄鹤校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教化学的，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对我，他却有无比的宽容。他特批为我报销每年去全国各地参加文学笔会的差旅费；为我在学校专门设了一个读者和文友来信的信箱；学校仅有的两部长途电话对我随时开放。遗憾的是，他已经去世了，我甚至没来及诚诚恳恳地当面向他鞠一躬。我的老师石教年、石顺时、陈友祥、赵瑞云、侯春娥、王厚怀、饶扬志、陈青云、刘克和，还有校外的杨国晋……对我鼓励有加，常常促膝长谈。是他们，用纯正的师道和爱心，提前在我命运的底牌上写上了三个字：真不赖。是他们，用默默的不计回报的付出，铺宽了一个少年前行的路途。这一切，构成了我对中学时代最温暖的记忆，让我对命运的宽厚深深感恩。有了他们，再窄的路，也能越走越宽。
1992年，我参加了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这可能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项写作赛事，由华夏文化促进会、宋庆龄基金会、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全国记协等150多家单位发起、协办，冰心、费孝通、穆青、任仲夷、魏巍、乔羽等一大批文化和政界名人担任顾问，海内外参赛者数十万人。我有幸获得一等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为我们颁奖，央视新闻联播还播发了消息。在颁奖前的一天晚上，大赛的主要组织者、新华社高级编辑黄彦先生邀请几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名刊编辑为获奖者做讲座，诗歌评论家张同吾也在其中。同吾先生评点大赛获奖作品，讲到精彩处，突然问：“邓凯同学来了没有？请他站起来一下。”我吓了一跳，涨红着脸，在满屋子获奖者羡慕的目光中站了起来。后来，同吾先生在他为我的诗集撰写的序言中，记述了这一段：“我同邓凯的相识纯属偶然，如果静静思索寓于偶然中的必然，也许是耐人寻味的。去年我作为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的常务评委，在阅读经过筛选之后的作品时发现了邓凯，他的诗是很有才气的，有着很开阔的想象空间，有着很鲜活的意象营造，一般说来可以做到具体而不泥实，空灵而不浮泛，感情真挚，笔墨圆融，有一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锐气和灵气。拿着他的诗稿，真有些爱不释手而又感慨系之。在这种心境支配之下，我满怀热忱给这位远在湖北大冶的中学生写了一封短信……信写好竟忘记发出，直到几个月后他作为华夏大赛一等奖得主来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时，才把信当面给他。他的诚朴谦逊，他在沉静中包容的激情，他在不张不饰中闪动的灵气，他的工稳而又飘逸的翰墨行书，都给我留下亲切美好的印象。我们曾并肩合影，那帧照片对于他和我都是珍贵的，它使我想起流沙河的诗句：他和我好比今晨的太阳和月亮——
不该是我而是你，那鲜红的太阳，不该是你而是我，那惨白的月亮。
我正在沉落，你正在上升，我该是臣僚，你该是君王。
我有十几年没有读到同吾先生这段文字了，这次重读，依然热血翻涌。今天，我一边摘录这么一大段文字，一边凭借这段文字，和九泉之下的同吾先生共同回忆过往，告诉他：我很想念他。
鲜花和掌声，装点着一个少年的人生之路。然而，宽广的大路突然收窄——高考来了——千军万马争相夺路的独木桥横在面前。
这是一个严峻的抉择——参加高考，还是文学特招？几年前，洪烛和邱华栋因为杰出的文学才能，被武汉大学破格录取，在全国文学少年中传为佳话，也激发了无数文学少年的梦想。在湖北大冶，一个梦想也在发芽。
有梦就追。行动起来！1994年春节刚过，我就抱着厚厚一摞发表的作品和获奖证书，而且全部是原件，坐长途汽车来到心仪的武汉大学，找到中文系主任家自我推荐，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系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豪气干云的我，轻描淡写地说：资料放我这儿，我会把教授们分两个组评审一下，等消息吧。
回去之后，杳无音讯。等待，让我变得越来越焦急。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吧。我把个人自荐材料的复印件分别
挂号寄给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和复旦大学的招生办公室。之后又是
漫长的等待，漫长得让人怀疑人生。
我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我就读的
中学不是省重点，从来没有学生保送
过；破格？这在我们全市都没有先
例。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去申请。
我怀疑自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应该记住这一个日子。1994年4月21日，下午。
正在上课，我趴在课桌上呼呼大睡，突然被同桌肘击，抬头一看，班主任石顺时老师红着眼瞪着我。糟了，要挨批了！忐忑地走出教室，石老师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来人了，要见你！
后面的事，没有悬念。
20多天后的5月15日，武汉大学招办主任、中文系书记一行四人，乘一辆皇冠，颠簸四个小时来到我的中学，听说人大来过，他们没做停留就返程了。后来，书记告诉我，其实已经计划录取我了，而且是本硕连读的人文科学实验班，只是学校人手不够，必须先去边远省份招生，本省的留到最后——就这样，我与我心心念念的、风景如画的珞珈山就此擦肩而过。再后来，北大招办主任也亲自回信了，希望来湖北黄石招生时约我见一次。他们如此心系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学生，令我感慨至今。
实际上，中国人民大学决定破格录取我之后，通知书在湖北省招办滞留了一段时间。这又让我特别着急，担心会有变故。那的确是一段无助的焦灼的时光。但我很快振作起来，一趟一趟地从黄石到武汉，找到省招办。有一次恰好碰到招办主任，他正在看一封信，他有些讶异地问：“你就是邓凯？中国作协创研部为你的事，还特地给我们来了一封信……”
1994年9月10日，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这所学校的一分子，也再次见到尊敬的马绍孟先生。一年前的夏天，还在读高二的我，作为全国青少年北戴河文学夏令营最高奖获得者，从北戴河返回，路过北京，在黄彦先生的热情引荐下，拜访了马老师。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穿过一片茂林修竹，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特地从家里过来接待我。他笑眯眯地慈祥地看着我，翻阅着我引以为傲的一摞“成绩单”，多年之后，常常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觉得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豪气简直是一种冒犯，每每为马老师的长者之风而感动不已。
大学毕业前半年，我的老师杨慧林教授介绍我到光明日报旗下的中华读书报实习。在这里，我认识了时任总编辑梁刚建先生，一个有着杰出办报才能的编辑家。他极善于发现和挖掘实习记者的潜能，还能使之大放异彩。他以发现、培养、帮助青年才俊为乐——这真是一种高雅的爱好。我在很短的实习期内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为考入光明日报做了坚实的铺垫。
细思量，无论是宽路还是窄道，在我的生命中，一直有很多这样的可敬长者——今天人们习惯称之为“贵人”——在我看来，非富贵之人，而是精神高贵之人，他们注视着我，关爱着我，护持着我。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一丝铜臭，从来没有利益交换，全然是清风明月一般。他们的风范，也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在工作中，尽我所能地挖掘、关心、培养后起之秀，以他们的成功为乐。
细思量，人生不过是宽路与窄道接续的旅途，遇宽处，尽兴疾行；逢窄道，定神侧身。看似山重水复，实则柳暗花明。反之亦然，宽窄由心。但凡心怀善念，再窄的路，也能看到无限的风景。
感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给我一个机会，第一次为自己前行的小半生做一个别样的“述职”；更为重要的是，在“宽窄巷子”里，向那些我生命中最为珍视的师长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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