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宁儿：嘘 听歌请闭眼
2008年卢冠廷《2050演唱会》上，与他合唱《一生所爱》的是一个叫Yoyo的短发姑娘。大眼厚唇，随随便便穿一件棕色T恤。她的紧张和声音里的真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舞台会转，其中一场她“转”下台，发现乐队在另一侧。
后来发现Yoyo就是岑宁儿。她用了十多年时间在音乐的台前幕后工作，从台侧的二声、三声变成唱主旋律的那一个，但站在聚光灯下唱主旋律绝不是她的人生目标。
李宗盛收她作徒弟，张培仁和贾敏恕赏识她，陈奕迅让她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独唱一曲。岑宁儿得到偏爱，是因为十年过去，她一开口，仍然有天然和惊奇。
当年她穿T恤板鞋就敢站在舞台中央，因为“这件衣服是新的啊”。现在她上台仍然朴素得像学生，不是女文青的标榜，而是她真的恨不得隐在黑暗里唱歌，只闻歌声。
12月12日，岑宁儿的现场专辑《Live at Blue Note Beijing》在网易云音乐独家发布。这是StreetVoice街声与Blue Note Beijing联合推出“Live at Blue Note Beijing”现场录音专辑系列计划后，发布的首张专辑。
岑宁儿北京Blue Note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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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宁儿出生于香港，12岁开始念英文学校，17岁去加拿大读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2005-2009的北京生活让她学会把“左转”说成“左拐”。在当年这座一天做不了三件事的庞大城市，担任音乐剧助理的岑宁儿遇到李宗盛，开始思考“要做音乐的表演者，还是音乐的创作者”这个问题。
2007年一整年她还做过一份工，在《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剧组担任场记/翻译/导演助理。从只跟南京部分，到迁延至一整年。黑暗没有侵袭她，充足的理性和内心的明亮让她仍有能量和饰演张纯如的郑启蕙（Olivia Cheng）合写主题曲并录唱。
2008年，岑宁儿发现自己做什么都回到音乐，因此渐渐放下其它爱好如黑白胶卷摄影，接受“职业音乐人”的身份。她大学进修过爵士乐，但唱过爵士酒吧觉得“不满足大家都在喝酒聊天的状态”，也认清自己并不适合当个爵士歌手，“骨子里不够自由不够即兴”。
可能的路一一试过之后，岑宁儿决定把精力放在两件音乐工作上——为别人做和音，为自己写歌/唱歌。
作为和声，她出现在林忆莲、陈奕迅、蔡健雅、方大同、杨千嬅、卢凯彤、容祖儿……的舞台上。2013年岑宁儿在《明报》开过一个专栏（可惜没坚持下去）。她这样描述和音：“我一直不肯做任何会令我不能当和音的事。这不是很多人明白的执着，里面有不是很多人能想象的收获。”
把自己完全交给一个旋律、一个主音，“像变色龙一样无限接近主音，没有压力和没有自由度”并存。晚上，她在酒店的电视机前感叹自己的好运气。不仅是能够去那么多城市、登上那么多舞台、与那么多好乐手合作的幸运，还有作为和声纯粹浸在声音里的幸运。何况做和音还能赚钱，能经历不断建立新风格的挑战。武林小辈杂学百家的快乐路。
2015年岑宁儿的第一张个人专辑《Here》发布，华语金曲奖和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新人单元皆对她青眼有加。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是我养音乐还是音乐养我？”思考下来，“还是我养音乐比较好，重要的是找到平衡。”
这一年她没接任何和音的工作，专心做自己的专辑。《Here》是一张微小的专辑，interlude是来自东京、台北和印度的声音。它是岑宁儿听到的声音落在心里泛起的涟漪，是一个文艺女青年自己跟自己对话，并总能成功把自己从泥沼里拉出来的拉锯战。
她的《明报》专栏里有一篇叫《语泄》（Verbal Diarrhea），写自己的“怕吵”：“不仅是频率上的，也有情绪上的。”如果字面理解她的音乐，岑宁儿的音乐的确是“怕吵”的。
最近三年，她和三位朋友组成一个四人互勉小组，每人每月必须在“街声”平台上上传一首demo，做不到的人有惩罚。他们不常见面，不算严格意义上氛围热烈的“音乐沙龙”，倒是更像共同促进会，与各自的“Freelancer懒散症”斗争。
北京之后长期生活在台北，在台湾人的音乐平台上发布作品，干净的人声和简单配器，岑宁儿很容易被归入台式小清新的行列。但仔细听，《Here》的简单里有空间感和时间感。
岑宁儿喜欢原声乐器能提供的空间感。如果是不大的现场，一个鼓、一把吉他、一把贝司、一个键盘就够了，“可以两把吉他的话，不如把一把琴换成和音”。时间感是她个人的，有台湾indie女声的调调，有翻唱作品各自的风味。《不枉我们张山十年》唱的是她整个中学时代参加的合唱团，六个特别要好的小朋友组成“张山合唱团”（粤语“嚣张”读Hill Cheung，翻译过来就是“张山”），有浓浓港味和人情味。
岑宁儿的中文只念到小学六年级，以后的进步全靠自己读书和大学时代参加中文辩论社团，“《明报》专栏没有一篇没用到Google翻译，也多亏编辑帮忙修改。”
如果请别人捉刀，也许岑宁儿的歌能更好。她的词像剔了骨的鱼，逻辑清晰分明。缺点，好友陈咏谦看得很清楚：“你的词太理性。”她当时还未完全理解，想着“写词不就是写内在的过程吗”。
后来在Youtube看到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在线写词教程，岑宁儿第一次发现写词如何让人共鸣可以被量化，原来中文传统的“赋比兴”是普世的道理。
“成长中很注重脑子的部分，但音乐里大都要用到的是心。音乐是我最“用心”的一件事，是用来平衡我的整个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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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宁儿想有一个严格的、可以倚赖的导师，希望类似的四人音乐小组能多点音乐的讨论，而不仅仅是互相督促对方交功课而已。
她的境遇其实蛮有普遍性。耗时的、密切的、需要碰撞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时代变得奢侈，我们只好变成孤单的战士。
岑宁儿又是后天混血的人，北京、香港、台北，乃至去加拿大，提起行李箱就可以走，去哪里都没问题。只有一次，她和巡演队伍七天跑过七座城市。持加拿大护照入境时，海关很简单的问题：“你从哪里来？”她累糊涂了，茫然不知所答。海关：“你到底从哪里来？”她的脑袋里开始跑马，城市一座座翻页。海关不耐烦了：“哪里是你的家？”她快崩溃了：“天哪，这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得了！”
因为在哪都没有扎根，所以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不用用力拔根，但情感依然投射到每一个住处，“每次搬家都会很有感触”。
海关事件之后，她发挥一贯的理性思考告诉自己，虽然羡慕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人，“但即使一座城市也在不断变化，我不走，它也在变。家里人常常念的某个摊位，不也早就没了嘛。”
她生在香港，但并不十分“香港”。朋友说她是唯一一个没看过周星驰电影的香港人，一天晚上强迫她连看五部。感觉怎么样？“就是很无厘头很好笑。”
接受不同的文化，但缺乏最“家”的那一份。这同时意味着开放和核心的一点空。她写了一首歌叫《没故事的人》，光名字就非常符合某种时代特质，她音乐里的距离、时间、自我意识的确认和专注力的缺失亦是时代通症。
“有人觉得我的歌是无病呻吟”，但她的“无病呻吟”至少是诚恳的。《空隙》里的词念着念着就变成唱的：“我这么幸福/没任何权利不满足/我说不出/怎么敢埋怨那不存在的苦”。生活的顺遂，不代表“苦”就是假的不是吗？
有朋友说她的音乐“太顺畅了，就像你的人生一样”。岑宁儿接受，但也只能耸耸肩。和你我大多数人一样，她不是疯狂找南墙、寻世界尽头的艺术家性格。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逐渐进步，发现不同的唱法，也许今日比昨日更懂力用在哪里，也许明天想插电了扩充音乐的维度。
在“街声”上传作品之初，岑宁儿质疑过总是写微小事物和个人思考的意义。后来她释然了，“不想因为对自己的批判，让那些也许对别人有意义的东西无法出世。”
上海弹唱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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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宁儿翻唱过台湾女歌手巴奈的《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这首歌她听一遍哭一遍，实际上只要听巴奈唱歌她就很容易掉眼泪。“这歌直接就打到心里去了，它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
她用最简单的配器和本真的声音唱这首歌，和另一首著名的翻唱作品《光之翼》截然相反。“《光之翼》是音乐的技术问题，我希望尽量和原唱不一样。这首歌不需要，它本身就很够了。”
李宗盛也问过她一个音乐上的终极问题：“你和音乐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她至今仍然常想，现在的答案是：“创作是照镜子，是对自我的深挖。有人用创作和时代与社会连接，我只想回到自己，不要太有负担。”
香港有一个由视障人士策划的《暗中作乐》音乐会，现场无任何光源，一片漆黑。岑宁儿连续参加了三届“简直上瘾”。不唱歌的时候她甚至可以躺在台上，可以拉筋。不用关注自己的样子，并且全场公平，她也无法关注别人的样子，只有声音。
后来她养成在录音室也把灯关掉的习惯，在黑暗中更能关照自我。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听她演唱会的时候闭眼，试试看回到声音的纯粹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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