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生之“丧”我们如何面对
《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本报记者 江丹
近日，讲述人生之“丧”的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上映。主人公李因为过失葬送了自己孩子的生命，他离开故乡，到一个陌生城市里自我放逐，拒绝感知一切有温度的东西。
相比较于我们今天流行的“小确丧”，电影主人公的这种“丧”更严肃，也更接近我们的人生。
生活继续痛苦也在继续
8月25日，在金球奖、奥斯卡等各大电影颁奖礼上收获良好口碑的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在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的院线上映。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叫李的中年男人，无法走出人生阴影的故事。
在海边小镇曼彻斯特，李曾经有一个幸福家庭，他与妻子相爱，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天晚上，妻子与孩子已经睡觉，李与朋友深夜饮酒狂欢后，往壁炉里添好柴火，却忘了关上保护栏，然后就出门买啤酒了，等到他回家，三个孩子已葬身火海。
在警察局，李以为他会因此被判刑坐牢，结果却被告知，他的确是犯了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但是那也只是错误，因此不用坐牢。由于悲痛和自责，李试图抢过警察的枪来自杀，未遂。李无法面对自己，也无法面对妻子，离婚后，他离开海边的曼彻斯特，去了波士顿。
在陌生的波士顿，李将那段过失藏在心底。他成为一个拿着最低工资的物业修理工，住在一个无法开窗的地下室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倒垃圾、通管道、铲雪。某种意义上，这是李代替法律的一种自我惩罚，他颓废抑郁、沉默寡言，不允许自己获得任何愉悦，拒绝一切有温度的东西。
李的哥哥乔伊去世，他不得不回到故乡曼彻斯特处理后事。根据乔伊的遗嘱，李将成为侄子帕特里克的监护人。帕特里克正处在青春叛逆期，他组乐队，同时交往两个女朋友。他希望李离开波士顿，回到曼彻斯特，在他的童年，他曾经与李亲密无间。
李最后答应侄子，搬回小镇曼彻斯特，陪他住到夏天。就在这时候，李与前妻重逢了。前妻已经重新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活，她跟李道歉，认为当初不应该跟李说那么多“狠话”，毕竟那时候的李也正处于心碎之中。面对妻子，李发现他的创伤其实无法愈合。
颓废的叔叔，叛逆的侄子，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的阴影里，但《海边的曼彻斯特》并不是讲叔叔和侄子相互扶持、相互救赎，最后迈入阳光生活的故事。影片的时间背景是冬天，从剧中角色呼出的白气、路边堆砌的白雪、灰蓝起伏的海水，都能感受到这个小镇的寒冷，以及主人李所要面对的凛冽人生。
李最终又独身回到波士顿，就像曼彻斯特的这段插曲发生之前一样，生活在继续，痛苦也在继续。对李来说，曼彻斯特的严寒还没过去，波士顿的春天也尚未到来。
人生跌入谷底却无力奋起
《海边的曼彻斯特》整部电影弥漫着一种深深的“丧”，一个普通凡人遭遇重大波折，人生就此怅然无望。这种“丧”，与那种流行的“丧”并不一样。
不少读者可能以为自己对“丧”这种情绪已经十分了解。在网络影响的各种推广之下，“丧”在都市年轻群体中一度非常流行，它是一种饮料“丧茶”，也是慵懒的“葛优躺”，还是暗黑的“马男波杰克”，也是日剧《四重奏》和《逃避虽可耻但有用》。这样的“丧”是一种有些酷的反主流态度，它拒绝了成功学和心灵鸡汤；它也是一种商业文化，迎合和带动了当下年轻人喜欢标榜的特立独行。
流行文化的轻佻无法承载人生真正的“丧”，就像电影主人公李，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怪物。他的“丧”太沉重，没有人愿意去品尝、去分担，只能他独自承受。实际上，这才是人生之“丧”的本质。
作家方方曾有一部作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的也是人生这种真正的“丧”。一个人满怀希望从乡村来到城市，没有开启想象中的新生活，却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涂自强是家乡山沟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他的学费一部分是乡亲们凑起来的，另一部分是他从家乡到大学徒手打工挣来的。大学四年，涂自强一直勤工俭学，连家都没有回。就在他拼命准备考研的时候，噩耗传来：家里的祖坟被破坏，父亲气急而亡；暴雪压塌了年久失修的老屋，母亲受伤需要照顾。涂自强无奈放弃考研，将母亲接到武汉同住。就业环境不理想，涂自强处处求职碰壁，艰难度日，祸不单行，又发现自己身患肺癌。最后，涂自强将母亲安顿在寺庙，他自己则默默死去。
当年涂自强考上大学时，整个乡村为之雀跃，乡亲以为他是要走出山沟“当大官”的。喜欢涂自强的女孩采药，高考落榜后，自知人生将与身边的村妇无异，而涂自强却将去往分水岭的另一方向，她送给涂自强一首诗：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
采药的个人悲伤、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都是挣脱不了的“丧”。采药和涂自强，都曾为各自的人生希望奋斗过，可他们终究还是陷进那种“丧”，无力自拔。真正的“丧”是人生跌入谷底却再也无力奋起的自我放逐，所有的励志故事和温情都在这样的人生状态前黯然无光，绝对不是喝一杯以“丧”命名的饮料，或者歪在沙发上来一个“葛优躺”。“丧”是个人体验也是集体记忆
自古以来，“丧”就从未缺席我们的生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两千多年前，一位行人突然在庄稼遍野的地头站住脚，黯然神伤，感慨没有人理解他的悲伤惆怅。
这是一位古代陌生人的“丧”，这一幕被写进文学作品《诗经》，为之增添了几分诗意。再观后来的屈原、杜甫，都曾深深地“丧”过，他们生活在不得志却又看不到希望的阴影里，郁郁半生。
“丧”可以是一种个人体验，也可能是一种集体记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民族遭到纳粹的清洗屠戮，600万犹太人被各种残酷手段夺去生命。对彼时的犹太民族而言，由恐惧、绝望所组成的那种“丧”已经无法言说，那是一场可怕的受难剧。
有些人幸存下来，但是“丧”依然是他们的精神主旋律。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折(和死亡，如烙印般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挥之不去。对死去的同胞而言，他们的幸存某种意义上带着不堪回首的耻辱和罪恶。正如学者所言：“对许多幸存者来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不仅写诗是困难的，甚至活着本身就是耻辱。”
我们的民族同样经历过这样的“丧”。抗日战争期间，很多老百姓也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面对侵略者的屠刀枪弹，无处安放原本无辜的生命。前一阵子上映的纪录电影《二十二》，讲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幸存慰安妇的故事。那些老妇人的大半生都被笼罩在一种民族之“丧”中，尽管我们的民族已经自由已久，正在昂扬前进，但是她们的创伤却难以治愈。
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人们也很容易陷入那种集体的“丧”，中国“伤痕文学”所讲述的一切正是如此。那时候的人们期盼自由美好，却发现身在时代的囹圄。有人怀揣勇气与时代一搏，却只能撞得头破血流。更多的人，就那么默默地“丧”着。
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而言，“丧”都是一种苦难。真正的“丧”，足以压垮人生，远非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小确丧”或者“马男波杰克”，而救赎这样的“丧”也远非喝一杯“丧茶”就能解决的。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里那种从头至尾的浓郁得化解不开的“丧”，才是我们的人生真正可能遇到的“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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