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支教老师：我愿一辈子“作秀” 杭州小伙杨明放弃丰厚收入，支教贵州山区11年；走遍黔西30多个村落
2009年，25岁的杨明（右一）随爱心支教团队前往贵州支教。
杨明在家访的路上。
2018年，杨明在熊洞村家访。
杨明和黔西观音洞镇景山小学的孩子们。A12-A13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毕节市黔西县，贵州西北部的大山里，天亮得迟。
清晨六点，杨明从宿舍里走出来，睡眼惺忪地去洗漱。昨晚，他又熬夜工作到了一点半。过往十余年，这是他工作的常态。
这是杨明来支教的第11年，从青砖瓦、木窗户的简陋校舍到明亮开阔的学校，杨明也终于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宿舍。
长达几年，杨明都住在教室里，一张折叠床，一床被子。后来教室被用作食堂，杨明就搬到楼梯一个角落的储物间，不足五平米。因为电网改造，学校经常停电，杨明就点着蜡烛工作。他送学生回家，村民留他过夜，他吃遍了百家饭。
11年来，杨明走过了上千公里家访路，30多个村落，“在黔西的地图上如果标注我住过的地方，可以画出个夏夜星空图来。”
黔西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杨明。头几年，学校的师资力量弱，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经常就工作到后半夜。
也因此落下了一身毛病。因为低血糖，说话太久会头晕无力，他随身会携带糖果。颈椎、腰椎、膝盖也都出了问题，但他始终都不肯去医院做检查。
近几年，因为媒体报道，杨明遭受到一些质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么目的？”当时，杨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他觉得有非议很正常，“一两年是作秀，十年八年呢，我可以一直作秀做下去。”
杭州“爸爸”
周末的工作依然繁忙。快到傍晚，杨明不停看时间，因为晚上，他要去陪“儿子”看电影。
杨明来到“儿子”王小告（化名）家里，刚一敲门，一个胖乎乎的男孩跑着来开门，喊了一声“爸爸”。他盼这天盼了好久，爸爸要带他去影院看《我和我的家乡》。
小告今年十岁，是杨明班上的学生。八个月大的时候，在外务工的父亲不小心从三楼摔下来，过世的时候才二十三四岁，母亲后来也改嫁了，是爷爷奶奶把他养大的。家里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的遗像，小告对于父亲只有照片上的模糊记忆。
杨明在一次家访中了解到小告的情况，他主动跟孩子爷爷说，“要不把你家孙子‘送’给我吧”。小告爷爷特别高兴，对小告说，“现在你终于有爸爸了！还是一个老师爸爸。”
没有一点犹豫和羞涩，小告冲着杨明就喊了一声“爸爸”，就像是已经偷偷练习过很多次。当天正好是小告十岁的生日。
他买了乒乓球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小告，还给小告和自己买了套一模一样的亲子装，“孩子需要父亲，我也有一种当爸爸的幸福感。”
这是杨明第二次看《我和我的家乡》，“在里面好像看到了自己，每个故事都很有共鸣。”朋友和亲戚看完电影，立刻就发消息说，看到范伟扮演的那个支教老师，就像看到了杨明。
1990年代初，杨明在杭州萧山的农村里上小学。学校由老祠堂改建，青砖瓦房，木窗子，和电影里一样，“时代变化太大了，我在家乡已经看不到童年的影子，但是在贵州的大山里，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
来贵州支教11年，杨明的杭州口音没变，长相倒是越来越像一个贵州人，肤色黑了，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身高一米七二的他体重也从一百二十斤瘦到现在的一百零几斤。他认了不少干儿子和干女儿，以前每个月工资只有一两千，除了自己吃住，他基本都花给了学生，买文具、辅导资料、衣服鞋子。
在黔西地区，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数孩子读完九年义务教育，就辍学去外地打工。2018年，杨明在观音洞镇景山小学教书时，得知苗族村寨里贫困学生杨志远（化名）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父母没有钱支付高中学费。初中毕业后，父亲想让他出去打工，他不忍心给家里添负担，决定放弃中考。
杨明来到杨志远家，决定资助他上高中。
如今，杨志远在黔西县世杰中学念高三，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压力大的时候，他就给杨老师发微信。三年来的家长会，签的都是杨明的名字。在杨志远心里，“杨老师是除了父母之外，对自己最重要的人，早已把他当做了父亲。”
上千公里的家访路
今年5月，杨明从黔西坪子小学被调到黔西县新建的锦绣学校。这是一所为易地扶贫搬迁子女建的学校，帮助1650名易地扶贫搬迁子女实现就近上学。
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杨明每天给孩子们上完课再送他们回家。
这是杨明来贵州支教的第六所学校，有70多位老师，几乎都是本地老师，平均年龄也都在32岁左右，“像我这样36岁的算老的咯，比我大的应该没几个了，”杨明笑着说，被晒得黝黑的脸上皱纹很深，“甚至有人问我你是不是70后的。”
2008年，24岁的杨明大学毕业，从重庆回到杭州。对外汉语专业的他在当地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月薪过万，还被公司派驻迪拜，在亲戚眼里是事业有成。
但杨明不喜欢，“收入再高也没用”。2009年，瞒着父母，杨明随着一支爱心支教团队来到贵州。
杨明还记得第一次到贵州的情形，路途格外遥远，没有高速，从贵阳到黔西大巴车走的是一条老旧的公路，沿着大山，一路颠簸。进入农村后，就像在坐船，摇摇晃晃地开着，车后能扬起一大片尘土。直到天黑才到了黔西县金碧镇瓦厂小学。
杨明被眼前的一幕震撼。2009年，这所小学却像是被时间封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古老的砖墙，叮叮当当的敲钟声，“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有电铃了。”学校有将近三百名学生，高原红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双稚嫩明亮的双眼，年龄看起来比城市里的小学生要大些，他们对远道而来的老师充满好奇。
邹安权是瓦厂小学的老教师，比杨明大十几岁。在他印象里，杨明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小山村支教的老师，“高高瘦瘦的，长得也清秀，一个阳光的大学生。但他一个外省人，不可能在这地方待下去的。”
杨明也以为，一年后自己就会回到杭州。
他和同伴租住在路边的一所房子里，只有一块床板和一盏电灯。旁边就是一个牛圈，老鼠经常光临他们的住所。没有办法洗澡，就用毛巾简单擦一下。实在忍不了，杨明就去附近的地下河里洗澡。
最大的困难是挑水，尽管从小在农村长大，杨明也没有挑过水。吃住的用水要从一公里的地方挑来，山路难走，扁担硌在他瘦弱的肩膀上，疼得说不出话。因为买菜不方便，孩子们经常会给杨明送来青菜和鸡蛋。
九月初，班里转来一个学生，每天都穿着雨靴，拄着一个长长的木棍来学校，有时候全身都是湿的，杨明觉得诧异。国庆放假前，他就跟着男孩一起回家，一路泥泞坎坷，必须要拄着木棍前行，还要赶走野狗和突然从草丛里出来的蛇。山里的天气时常下雨，一路有很多污水坑。
没多远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家时已天黑。家长看到杨明一脸惊讶，“你是第一个到我们家里来的老师。”
也是从这时候起，杨明开始了他漫长的家访路。山路崎岖，直线一公里，走起来得个把小时，“一个孩子这头喊一声，那头是能够听到的，但是要上山下山。”最远的一次他走了两个多小时，有七八公里。11年里，穿坏了无数双鞋子，有时候一双新鞋都穿不到半年。
“附近几十个村子都去过了。走出了一条长征路，这是绝不夸张的。”杨明说。
杨明的脚上全是伤口，每到冬天，就像冻疮一样开裂，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用了不少药都不管用。一次他走在家访路上，一个学生的奶奶招呼“杨老师，来我家坐一下。”她拿出一双毛线织的鞋，用方言说“你这个脚皲裂开了，这是冻伤了，你试试我这双鞋。”杨明穿进去，不大不小，非常合脚。温度从脚心向上蔓延。
一次家访途中，杨明在山上发现了一所无人问津的小学校，要爬一个多小时才能上去。学校一百个学生，只有五六个老教师，还在修建，非常简陋，灯光昏暗，兔子和鸡就在院子里来回跑，旁边有几个孩子看上去年纪很小，在收割玉米秆子。
这所学校就是杨明后来支教了七年的观音洞镇景山小学。
艰难的选择
一年后，支教队员纷纷离去。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杨明考了贵州省黔西县特岗教师，选择继续留下来，在景山小学教书。
邹安权也很诧异，“本地老师都没有像他那样走几个小时山路去做家访。一个外来的老师这么拼命，我敢说远近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邹安权也选择了景山小学，和杨明继续做同事。杨明会教老师们用电脑，他也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有智能手机和懂英语的人，学校的大事小情都要他来帮忙，他不懂拒绝，经常就熬夜工作到凌晨。
“现在他头发比我的还白，和刚来时比，简直变了一个人。我们早就拿他当我们家乡人来看待。”邹安权说。
杨明舍不得这些孩子。
他记得有一个学生的家，就是一间砖砌的小平房，只有空空的几面墙。家里连一个像样的杯子也没有，就是用塑料矿泉水瓶剪成的杯子。农村房顶高，只有一个吊灯，孩子晚上写作业时光线很弱，一直揉眼睛。在心愿卡上，很多孩子写下“我想要一个台灯”，“我想要一张书桌”，“我想要一盒水彩笔”。
“其实有的人家不是买不起，但就是没想到，没有这种教育理念。”杨明叹气。
还有一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是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带大，在心愿卡上，他们写的是“希望爷爷奶奶能有个按摩的洗脚盆”，“想给伯伯买一件厚衣服跑摩的穿。”
这些心愿杨明都会帮孩子们实现，早些年做老师时他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一两千，但他大部分都花在学生身上。自己的衣服就在淘宝上买几十块钱的，一穿就是好几年，刚来支教的短袖到现在他还在穿。
除了基础的文化教育，杨明也带孩子们上劳动课。
农村的原生态茶叶很好，杨明就带着学生们去山上采茶、挑选茶叶，一起做茶，做好的茶叶他在朋友圈卖了几百块钱，五十块钱一两，比村里人平时不加挑选卖的茶叶高十几倍。卖茶叶的酬劳他分给孩子们，大家特别开心。中秋节前，他在网上买模具，看教程，教孩子做月饼和绿豆糕。端午做粽子，清明做茶叶。
刘廷江是景山小学的首任校长，看到偏僻的小学来了一个年轻大学生，喜悦难以言表，“不要说杭州，就是贵州其他城市来的，我们都很高兴。他和学生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还教少数民族的老人识字。孩子们喜欢他带来的那种外面世界的东西，成绩也明显提高。”
杨明是有机会离开大山的。2012年，他买了考研的教材，想利用空闲时间多学习。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复习的时间很少。
杨明没想到自己会考上。但第二年，他收到了重庆市委党校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邹安权和几个老师劝他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去读研，家人也希望他去读研。但学校的领导想留住他。整整一个暑假，他都留在学校里纠结到底要不要去。
决定去读研的前一天，孩子们红着双眼把留言卡送给了杨老师，上面写着周华健《朋友》的歌词，“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杨明拿着那张沉甸甸的纸，流下了眼泪。
最后他留了下来。
最大的遗憾是对不起父母
2000公里外，杭州萧山戴村，杨明的母亲平时种种地，父亲酿酒。两个老人都已经60多岁，日日夜夜想念着远方的儿子。
刚知道杨明考了贵州特岗教师时，家里人都反对。父母听说贵州农村条件不好，交通不方便，天天给杨明打电话问他那边是什么情况，“还是早点回家吧”。一些亲戚直接问，“你现在能拿多少工资，能存多少钱？”问得他哑口无言。表弟和他说，“杭州七八千块钱工资的工作，如果你找不到，我来帮你安排。”姐姐也不支持，但知道弟弟喜欢当老师，“回来的话你进不去公办学校，私立学校也可以的，或者说哪怕是培训机构都可以，收入都不会很低。”
但杨明坚定了主意，雷打不动。多年来，他都报喜不报忧。
平时杨明给父母的钱，老人都攒着舍不得花。姐姐杨飞玲在杭州一家公交公司上班，住在父母的隔壁镇上，方便照顾四位老人。
去年父亲做结石手术，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姐姐杨飞玲日夜守在病床旁。那段日子，杨明内心十分煎熬，恨自己不能陪在父亲身边。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母亲又感染上肺炎住院，杨明因为隔离政策，没能回来。他每天忧心忡忡，难以入眠，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
“想儿子啊，每天想，想让他回来，但他做的事情确实有点伟大。”提起儿子来，杨明的父亲声音里满是激动和骄傲。
五年前，家人开始在媒体报道上看到杨明的故事，看到照片里他满是伤口的双脚和简陋的校舍，才知道这么多年杨明经历了什么。
也是因为报道，杨明开始遭受一些网友的质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么目的？”杨明觉得有非议很正常，“要是作秀能一直做下去也行。”
头几年，杨明很害怕参加同学聚会。同学都在企业工作，有房有车，而他还在用第一代智能手机。他感觉自己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外面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已经跟不上时代。同学说，“在山区你就买辆二十万左右的国产四驱车，性能也不错，”杨明只能尴尬笑笑，“在他们眼里，二十万就好像是个很轻巧的数字，但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现在，杨明唯一的代步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每次聚会结束后，他都有种格格不入的失落感。
去年，杨明在黔西县买了一个房子，老人把儿子给的钱又给他凑了十多万的首付。杨明贷了最长的期限，每个月还一千多。上个月，杨明把父母接去贵州玩，这是老两口第一次去儿子工作的地方，他带着父母去看了自己支教的学校。
回来后，父母再没提过让儿子回家的事情，他们亲眼看到了那片大山，理解了杨明。
杨明的微信名字是“山花”，他期待山里的孩子们像花朵一样绽放，能走出大山，再走回来，拥有多彩的人生。
距离高考还有七个月，杨明资助的孩子杨志远已经定好目标院校——中央民族大学。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北京就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他要学教育相关的专业，毕业后再回到黔西做一名教师。
新京报记者解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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