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这次风中的等待将是风中最后的等待
□新时报记者 江丹
上周，诗人、散文家杨牧去世，享年80岁。杨牧初与文学结缘时，曾在诗作《逝水》中写道：“春天走过，春天悄悄地把我带走。”这某一瞬间由心而生的想象，无意中预料了生命的句点。在这个春天，读者怀念杨牧，朗诵他的诗作，以及那些像诗一样的散文。
精神的颤抖和疼痛同样真实
2011年，讲述文学大师创作生平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与观众见面。杨牧是其中的主人公之一，此外还有余光中、刘以鬯、郑愁予、白先勇等。杨牧的主题是《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就像很多人知道的那样，他的文学身份是诗人。
在其中一场见面会上，刘若英和张艾嘉朗诵了杨牧的《芦苇地带》：“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在离开城市不远的芦苇地带，我站在风中/想象你正穿过人群——/竟感觉我十分欢喜/这种等待，然而我对自己说/这次风中的等待将是风中/最后的等待/我数着阳台里外的/……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我们假装快乐，传递着/微热的茶杯。我假装/不知道茶凉的时候/正是彩凤冷却的时候/假装那悲哀是未来的世界/不是现在此刻，虽然/日头越升越高，在离开/城市不远的芦苇地带/我们对彼此承诺着/不着边际的梦/在比较广大的快乐的/世界，在未来的/遥远的世界/直到我在你的哭声中/听到你如何表达了你自己/我知道这不是最后的/等待，因为我爱你。”
2020年3月13日，杨牧去世的消息传来，读者再次朗诵起这首《芦苇地带》。一起被记起的还有《时光命题》：“灯下细看我一头白发：/去年风雪是不是特别大？/半夜也曾独坐飘摇的天地/……在鲭鱼游泳的海面，默默/我在探索一条航线，倾全力/将岁月显示在傲岸的额/老去的日子里我还为你宁馨/弹琴，送你航向拜占庭/在将尽未尽的地方中断，静/这里是一切的巅峰。”
读者喜欢杨牧的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的厚度。那些具象的事物在通感之中承载了抽象的思考，传递着杨牧的沉静、爱怜，以及失望、愤怒和忧伤等种种情绪与态度。在杨牧那里，诗的端倪不是一味地赞美，而是反复地叩问。
杨牧真切感知诗歌的交感回应，是在一个“黑色的春天”。杨牧在他的文学自传《奇来前书》中回忆，家乡花莲发生了一次地震，当时他和同学们正在教室里上劳作课，女生绣花，男生做案头小书架，窗外的榕树翠绿，美丽极了。“这时仿佛从遥远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神秘地，一丝微弱的声音传来，介乎有无之间，一丝令人惊悸的声音，在我完全领悟之前，已经到达了，同时整个世界就这样摇了起来。……而就在那几分钟之内，花莲的房子倒塌了一半，铁路扭曲，街道破裂，井水干涸……”
在春天的这场地震里，见识了自然的呼啸和震动之后，于恐怖惧怕之中，杨牧意识到生命的微小，并察觉到一种威严敬畏的力量。“大地震以后持续不断的余震，使我警觉，深入黑暗的想象世界。我知道肉体的颤抖和疼痛是真实的，精神的颤抖和疼痛同样真实。”杨牧由此向他的童年告别，负荷生命的砥砺。
除了提示自由，也治疗灵魂的创伤
杨牧几乎一生与书为伴，诗歌相随。年少时，来自湖南洞庭湖畔的老师跟他讲家乡神秘的赶尸风俗，他却更想聊一聊那位湘西的大作家沈从文。老师惊讶，杨牧竟然读过沈从文的小说。杨牧常常去图书馆看书，管理老师感慨他只能天天借阅翻译小说，反而没机会读中国小说，特别是没读过沈从文尤其可惜。于是偷偷拿沈从文的书给杨牧看，一本接着一本，不会登记在册，也不许杨牧转借给别人。也就在那个时候，杨牧开始真正地知悉人生的辛苦、乡愁的绵密。
花莲的乡下很少有人家里订报，每个周五放学后，杨牧都要专门去买一份报纸，风雨无阻，因为报纸上面每周有一期诗刊，他读别人的诗，而他自己也写诗寄投。久而久之，这位花莲少年已然被别人记住。
终于有一天，杨牧得以亲见诗刊的主编和他心仪的诗人，在与他们一起的集会上，听他们谈论什么是诗，在那里，他意识到诗人的朴素，他们不拘泥于某个人群、某个职业，他们热爱诗，并从中得到了精神的安置之地，以及与生活中的苦难与快乐和解的方式。“诗除了提示自由，恐怕也是一种令人畏惧不能割舍的偏方，可以治疗灵魂的创伤、沮丧，和肉体的风寒；诗可能就是那么单纯，也提供人性的温暖。”杨牧在《奇来前书》中写道。
诗的功用与灵魂有关，诗之于人有特别的意义。杨牧打破了自然、人世以及莫名的一种力量之间的壁垒，诗文低沉，不见轻浮的应和，优美的文字之中是他试图严肃讲明的道理。有一年冬春之际，杨牧独自驱车穿越北美一山地，彼时寒气浓浓，白雪皑皑，迎面雾气扑来，只能将车暂停路边。“前临断崖，瞬息之间白茫茫一片，谷底森林尽陷雪中。我自忖此刻独自一人，果然谁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谁也找不到我了，在雪花六出飘舞的异域荒山：完全自由，完全独立。”
在杨牧那里，诗忠于心，忠于诗人的所感所思，忠于最真实的每一瞬间。置身北美的那片山地雪景中，杨牧感到，“许多古典诗赋的形象和节奏不断涌向心头，须臾又仿佛天籁贲起，化为长歌，绵亘纳入无垠时空之外，提醒我须赶快准确诚实地索引，使用，赞颂。然而我还是决定，这一刻的体验悉归我自己，我必须沉默向灵魂深处探索，必须拒斥任何外力的干扰，在这最真实、震撼、孤独的一刻，谁也找不到我。”爱若是蜉蝣短暂，恨何尝不是
诗歌只是杨牧文学生活的一部分，他还是一位翻译者，一位比较文学学者。1960年代，杨牧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师从文学大家陈世骧。杨牧在他的另一部文学自传《奇来后书》中回忆，每当想起伯克利，“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图书馆和校园外围街衢转折就能看见的一些新旧书店”。东方学的图书馆中，他有一个固定座位，在大厅东边的窗下，抬眼即可见英文系大楼，以及远处的钟楼。
“早上坐在那里，凉凉的阳光投射到翻开的书上，觉得特别明亮，时间就这样无声推移向前，不留任何痕迹——或许因为我无心去注意它的脚步，就以为没有痕迹。”杨牧写道。他常常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天，阅读东西方的典籍，阅读李健吾、梁宗岱、戴望舒、钱钟书，阅读叶慈、艾略特。
在聂华苓的推荐下，杨牧参与了在香港出版的《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的翻译。那年暑假他就住在伯克利，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严谨的学术论文翻译成中文，没有经验，也没有参考书。一同参与这项翻译工作的还有张爱玲。杨牧称赞张爱玲翻译的序文“文笔精锐，剑及履及”，而张爱玲也惊讶于杨牧“原来还是一个刚起步的研究生”。
其实，早在赴美读书之前，杨牧便曾悄悄地翻译济慈的长诗《恩迪密昂》。他形容那是一次颇具野心的计划，一位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动手翻译这首全长超过4000行的艰深长诗。1000余行之后，杨牧的翻译中断了。济慈因为这首诗遭到了批评和攻击，而彼时青涩的年轻翻译者则在济慈的明亮、纯净和繁美之中陷入惘然。
1960年代的美国属于思潮和运动，女性争取她们的权力，嬉皮士则用音乐表达身体和意志的自由。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杨牧和他的同学课后常到图书馆看报，以期了解来到大洋彼岸的消息。在杨牧看来，那个年代的种种，失望且悲伤，庄严而浪漫。
“而就在这样一种暗淡、逐渐微弱的光影里，我们的六十年代就几乎无声息地引入势必的记忆，忽然的和累积的，未竟的音讯、情节、故事，无法重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偶然浮现，提醒我们蓄意编织的梦，破碎的梦，消灭虚无的梦，归根究柢终于是真实的，曾经都将在此后局促的岁月里，转化那具象的真实为更高层次的神情体验，在文字的驱逐、复沓、重叠，和离析等等这些大动作里，这些艺术结构的诉求里，找到我们的思维借以诠释的端倪，发现生死归宿何其渺茫：爱若是蜉蝣短暂，恨何尝不是？”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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