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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乙方、没有署名的编剧……我身边那些影视圈的从业者们

澎湃新闻 2019-11-22 16:56 大字

编辑|Tamia

远树是一名文化行业工作者,在十月的每日书中,他提起笔开始描摹起身边的人,风风火火的电影公关,默默无名的编剧,无牵无挂的民谣歌手……在这些平淡又不乏转折的人物故事中,也许你能读到一些真实的人生。

喜欢卖惨的中年乙方

40多岁的阿伟,是一家电影公司的公关,专门和领导打交道,每天具体的工作——不好意思,恕我一个外行不是很能准确地描述,还是听听阿伟自己怎么介绍的吧:

“阿伟,你这工作平时具体做些啥?”

“这样, 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吧。前一阵不是刚出来一个喜茶很火嘛,我有一天一早9点半就到来福士广场的喜茶排队,下午1点半才买到啊,整整四个小时啊!然后,趁着这杯茶凉之前,我迅速找到一个平时经常打交道的办事老师,把茶递给她:“老师,这是我今天特意去排了4个小时队买来的喜茶,还没凉,您尝尝。平时我老来麻烦您,心里真过意不去啊!哎,这点小心意,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您不喝,我真的不开心的啊!”——现在你们知道我的工作是干什么的了哇?乙方啊,彻彻底底的乙方啊!惨啊,没劲啊!……”

说到这里,大家不妨注意一下阿伟的讲话风格,很多句子都会以一个“啊”来收尾。如果你有机会跟阿伟吃一次饭、聊一回天的话,一定会对此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啊”只是语气助词,但几十几百个“啊”串起来,你就能感受到那排山倒海般的情感威力了——“啊”已经变成了语言的主题,生动地表达了一个中年乙方男人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所有沧桑。

每每晚饭、夜宵场合,在某一个昏暗嘈杂、油烟升腾的火锅店、大排档里,三杯两盏下肚的中年男人阿伟,正眼眶略带湿润地向大家诉说着自己工作上的种种艰难,满口都是掏心窝子的一个个“啊”、“啊”,如何让人不唏嘘。

所以,刚认识阿伟那会儿,朋友们都真心觉得这个老大哥蛮可怜的。“你看阿伟天天做乙方,这个活儿真不是人人能干的,可怜可怜!”,“你们知道哇,阿伟原来是其它行业的,40多岁来电影行业当新人,肯定辛苦的!”

然而以上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很快我们便对阿伟的情况越来越了解了:阿伟每月基本工资5万块。

果然如大家之前认为的那样,阿伟的这个活儿,看来真不是人人能干的……

阿伟的上一份工作是在外资化工企业做公关,也是专门对接领导。据他说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哇,我的工作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帮老板把领导请出来,一起吃饭联络感情。饭局安排好,我这个角色是上不了桌的,一个人在旁边吃盒饭啊,没人把我当人的啊!”

再之前,阿伟自己做小老板:建筑行业的小包工头,因为他有个舅舅是大包工头,他就跟着舅舅做工程赚钱。对于这段经历,阿伟是这样描述的:“我舅舅是分包,我是什么?分包中的虾米啊,没人看得起我的啊!请总包吃饭,我敬酒人家都不肯喝的!没劲啊,尊严都没有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老大哥阿伟,一个能让朋友们纷纷表示,每回跟他喝酒都有一种想骂他的冲动的阿伟。朋友们还纷纷表示:伟哥,你就适合电影圈,真的,你的角色塑造能力太强了!

没有署名的编剧

齐勤是一个从业5年的电影编剧,不过一直没有独立署名的作品。有一阵朋友们怕他尴尬,在介绍他的时候就会说,这是齐勤,小说家。

对的,齐勤还是个小说家,大学时已经出过两本书,还得过某个华人青年文学奖,这些都货真价实、有据可查,比证明他作为编剧的履历容易多了。不过,在齐勤看来,不红的小说家,和没署名的编剧,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羞于提及。

于是,出于某种尴尬的默契,我们都很少提及他的职业身份。是编剧又不太好说是编剧,是作家又确实没多少人知道他到底写过些什么。齐勤也就在大家的朋友圈里,当起了一个只露露面、喝喝酒、不怎么说话的小透明。

小透明齐勤,算上今年,已经是第三次考北电的研究生了。第一次笔试差7分,第二次笔试差2分。这一次笔试过线了,去了一趟北京的他回来跟我们说,面试没发挥好,我们就都不说下去了。

后来我问他,不读北电又怎么样?你反正已经入了行,有这些时间,不如抓紧写剧本,没准哪天就红了。齐勤说,主要不就是怕一直写不红嘛。如果红不了,说起来,也算是正儿八经读过一个北京电影学院了。

履历,我想起这个词。要货真价实、有据可查。一直雄心勃勃,妄图在电影世界里建构起虚构王国的齐勤,却先被电影反过来虚构了自己的人生。

今年早些时候,我听到赵雷的一首歌,歌名叫《理想》。“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当时一下子被这句歌词给惊到了。脑子里马上想起齐勤,那个胆小、困顿,但对电影又有着近乎愚鲁的坚持和追逐的齐勤。

来无影去无踪的民谣歌手

前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被陈铭的电话吵醒。接起来,是他火急火燎的声音:“哥,江湖救急!有个电影导演找到我,想用我的一首歌做电影主题曲。我完全懵了,你帮我去和他谈谈好吗?”

挂了电话,一时睡不着,我起床泡了杯咖啡,开始看陈铭转过来的邮件。情况很简单,有一个文艺片导演,偶然看到陈铭的一个弹唱视频,觉得歌很好,所以几番辗转联系过来,想把这首歌用作他新电影的主题曲。

我在邮件里找到了这个导演的电话号码,并且加上了他的微信。事情谈得很顺利,对方想要歌的授权,但预算不多,我们呢本来预期也不大,所以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

钱到账的那天,陈铭来找我,说要按照他七我三的比例跟我把钱分了。小伙子人真是不错,重情义。不过举手之劳,我没好意思收,就说不如你请我吃顿好的吧,一起庆祝下。陈铭拗不过,就请我吃了顿巨贵的日料。

陈铭是云南腾冲人,91年生,流浪的民谣歌手。他三年前来到上海,在静安区一个云南餐厅里驻唱。每周一三五晚上有他的演出,他会带着吉他出现。其余时间,也不知他在哪里晃悠。

我和朋友们经常去那家餐厅吃饭,再加上我们跟民谣圈子也比较熟悉,所以三年来,陈铭和我们走得近,尤其跟我算是特别聊得来。不过,直到陈铭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自始至终都是弱关联的。

前年年底陈铭离开上海的那天,给我发了条微信,说是家中有事,要回家一阵。我当时不疑有它,简单关切了几句,说了声后会有期,他也没再回复。后来听说,陈铭那天下午去店里跟老板辞演,因为事出突然,似乎闹得有点不开心,以至于后来和店里其他人连简单的告别都没做,很匆忙地就走了。

离开后的陈铭,偶尔逢年过节会给我发祝福微信,我也会回他一下。对话很简单,基本就是,“哥,国庆快乐!”“同乐同乐!(笑脸)”“空了来我们腾冲玩儿啊!”“好!”

我跟朋友们还常去那家云南餐厅吃饭,大家偶尔会想起前年冬天在这里的驻唱歌手陈铭,以及他突然离开的事儿,不免觉得这个兄弟行事有点蹊跷。种种猜测也在觥筹交错中逐渐成型,比如,他可能欠了别人钱,逃走了;他是不是把哪个姑娘肚子搞大了,吓跑了?……听我说起陈铭卖了首歌赚了点钱,有朋友就猜,他可能不想再把时间花在驻唱上,带着钱去北京谋求更好的发展了吧。

我喝着酒,听着朋友们的种种猜测、推理,恍惚中也会想,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或者,没那么复杂,就如陈铭自己所说,家里有事,需要回去一阵。陈铭不提,我也不问。江湖朋友间的交往,本来就不似身边同事、密友,无须知悉太多。

今年6月上旬,我在昆明出差,晚上和客户吃完饭回酒店,一个人坐在房间沙发上,突然就想起了陈铭。点开他的朋友圈,想了解下他最近的动向,结果显示仅三天可见,最近三天他并没发什么内容。于是我给他发信息,“在忙啥?我在昆明。”

陈铭很快拨了个语音电话过来,我接起来,对面又是火急火燎的声音:“哥,来云南了?来不来腾冲?”在我说明天就要回上海之后,陈铭用颇感遗憾的语气说,“那就只能下次再见了,不然带你在腾冲好好玩玩……哥,你等会儿啊,我去找个安静点的地儿,给你唱首我新写的歌。别挂啊!”

我从酒店冰箱里拿出一听冰可乐,没有挂电话。我扳开可乐拉环,慢慢喝着,耳边传来陈铭从一个嘈杂之处推门而出的声音,路人擦身而过的声音,沿街商铺拉下卷帘门的声音,吉他磕碰台阶的声音,平复喘息的声音——终于,吉他声起,歌声起,安安静静的民谣的声音。

一曲听罢,我问他,这一年多在腾冲都干嘛了?

陈铭说,嗨,没干嘛。之前离开云南,也是一时冲动,想家了,便回来了。只是时间一长,又感觉有些待不住了,过一阵子可能会去西塘看看,有朋友说西塘现在酒吧特别多。

挂了电话我在想,我们这些文化行业的工作者,虽然也喜欢民谣,也崇尚自在,不过到底还是每天要上班的农耕民族,而陈铭不同,他是真正的游牧部落。当他来的时候,他于我们就像是一个远方的陌生人;当他走了以后,也就是个昔日的朋友在天涯,有念想,但也许一辈子再没有交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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