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江有水千江月
从一个“福”字,从它在精神和现实中所承载的意义里,我们能够读懂中国,也能读懂我们精神深处的原乡。
1947年春节前,少年曹瑞昌和母亲、妹妹来到东北,在茫茫雪原上的小木屋住下,在门上贴上一个“福”字；1983年春节前,中年曹瑞昌驾着马车,驶过雪地冰原,送儿子曹东升离开七里地,去国外读书,临行前给儿子一个“福”字；2019年春节前,老年曹瑞昌的孙女独自从国外回到七里地,穿过雪地和冰河,来到家乡的老屋,写下一个“福”字。这是许鞍华导演,金士杰、春夏主演的短片《七里地》。故事虽短,却横跨七十年时间；入口虽小,不过是一家三代人在三个猪年里的三个瞬间,却囊括了中国这一百年的诸多大事:闯关东,恢复高考,香港回归,乃至2019年,新旧十年的交接口。过去、现在的往来穿梭,编织出宏大的时间空间感。
只有八分钟,却有多重意味,既渲染了乡愁,浓淡相宜,也讲述了传承。祖孙三代人对“福”的执着,又唤出了中国人的精神共同体。许鞍华看中这个故事,是因为她的东北情结。人们都以为她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却不知道她祖籍辽宁鞍山,在两个多月大时,被家人抱着来到澳门,最后在澳门和香港长大。她对东北始终怀着难解的关怀。当年拍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回到鞍山。深夜,她走在鞍山的街道上,觉得这里很熟悉。她甚至因为担心自己身为“骨子里的东北人”却拍不出东北味道而焦虑,夜夜失眠。后来她索性用一部《黄金时代》,借助女作家萧红的生平故事,痛痛快快地释放了自己的东北情怀。几年之后,72岁的她,在自己的本命年回到东北,又拍出一个东北故事。碧空雁鸣,霜月苇野,北极星下,那些轮廓深刻的脸,就是他们永远的原乡。这种深情,是有原乡的人才会有的深情。
人必须要有一个原乡,或者现实中的,或者精神上的。只有拥有这样一个原乡,才能可进可退,才能直面大世界,去往任何地方,在任何领域立于不败。
台湾作家萧丽红的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里,大信获得了国外学校的奖学金,即将去国离乡,贞观这样劝慰他:“只要不忘怀,做中国人的特异是什么,则三山、五海,何处不能去?”是啊,何处不能去,何处不能往?但去往三山五海之前,总要在某处生长,在某处建设起自己的精神主体,初步完成“我是谁”的信念搭建。从此,去任何地方,本能上或许有惧怕,但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不怕。
中国人的精神原乡里,有各种元素,“福文化”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这片土地多灾多难,曾经经历过许多往事、许多动荡。所以,人们特别渴望平安幸福的生活,这种渴望最终凝聚成一个“福”字。在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福”字,此后多年,“福”字不断变化。它含有种种期望、种种复杂难言的感情。《七里地》就用一个“福”字作为家的象征、情的象征、传承的象征。
不过,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节奏,铸成了中国人的信仰形态。中国人始终相信,春种,就有秋收。所以,我们一边觉得,命运有叵测的、神秘的一面；一边也相信,命也是日常生活的细节累积,是善与恶的量变质变。对“福”,我们也是这么看的,我们不只认为“福”是精神上的、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也认为它有现实的一面,是有规律的、可知的,是可以通过努力达成的。“福”不是迷信,也不仅是信仰,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行动。“福”是过程,也是结果。“福”和中国人积极的一面相携而行,是中国人的文化吉祥物。
从一个“福”字,从它在精神和现实中所承载的意义里,我们能够读懂中国,也能读懂我们精神深处的原乡。“福”文化就像西方文化里的“爱”文化,承载了许多意义,收纳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的许多秩序约定、许多道德规范以及精神追求。
有了这样的懂得,有了这样一个精神原乡,“则三山、五海,何处不能去”。有了福,有了爱,有了期待,有了牵系,你我就可以去往任何地方,顶得住各种世事侵扰,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新的驿站、新的故乡,从此何处都有我,何处都有光明烛照,都有暖意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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