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走过的日子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里演唱会不断。也有朋友圈这个即时分享喜悦的平台。朋友去听张学友，回家时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得满脸通红。她说不是为了那些新歌，而是为大家能一起合唱的“她来听我的演唱会”，一路唱着回来，也下载了一首来单曲循环地听，没有兴奋，也没有眼泪，却有一种如同在枕上轻摩面颊般的舒适亲切。只是因为，太熟悉了。“就只为这一份熟悉亲切，也值得。”
早就知道“红馆”，因为它是所有香港歌手的梦想。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我乘着机器猫的时光抽屉回到那时，对于演唱会的好奇与渴望作为学海无涯中偶尔调剂心情的甜品，清新可口。
记得有一份南方的娱乐周报，以最新的文体新闻为卖点，也成为了课业余暇的积极放松内容。只记得每周都能在班里看到报纸，但好像没有看过一期完整的，从不同的人手里抢来，又被不同的人抢走，“生”报纸很快变成“熟”报纸，时常有那么一张，自己还没有看到，就已在某个人的手里揉成一团、飞出窗外。每一期的买主是谁，现在已无从考证，偏偏就那么凑巧了，每一周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的手头是“阔绰”的。于是全班人在这一项上的成绩大致能齐头并进。现在已经漫天飞舞的“明星档案”，那时还是“物以稀为贵”的。幸运地碰到了自己“偶像”的档案，定会一字不差地熟读。而在“最大心愿”这一项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是“在红馆开个唱（个人演唱会）”。 我于是了解了“红馆”和演唱会的厉害。“红馆”即香港体育馆，又名“红磡体育馆”，香港歌手一直以在“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作为事业的主要目标，而各大传媒机构每年一度举行的乐坛颁奖礼、香港电影金像奖等电影颁奖礼等也常于该馆举行。
演唱会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现难度太大，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排队买票，排队倒在其次，虽然那时可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更有限的还是经济能力，对于按月领取零花钱的人来说，动辄数百元的门票实在是没有真实感的东西。当报纸、磁带、写真集都已渐渐“食之无味”，演唱会仍然是神秘而神圣的。于是很自然地，到了报纸、磁带、写真集连“弃之”都不可惜的时候，演唱会是所有娱乐活动中被筛下来的唯一一项，听演唱会，是唯一一件自认为比较“体面”的、事关偶像的活动。
时光没有费太大的劲，就把我带到了学生宿舍里的卧谈会中。那一天的主题由刘德华引发。他将要来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开“个唱”。当然，我们的“工资”增长的速度仍然追不上票价飙升的脚步。但议总是要议一下的。一屋子的人纷纷表示对此事漠不关心，“心态平和”地开始讨论“你希望下一个来这里开演唱会的是谁？”甩开了思想包袱后，我给出了很大气的答案:王菲、老狼、MLTR。
尚未等来他们中的一个，我的演唱会情绪就为一个原本陌生的人全面复苏。那一年，罗大佑在上海举办演唱会。据说，那几年的当红偶像——几大风头正健的高科技企业CEO齐齐去他们的偶像面前报到。“见到偶像，心跳得厉害，简直说不出话来。”——事后见记者，大体是这样的口径。“偶像的偶像”的声威，让罗大佑在突然之间拥有了许多的“小朋友”歌迷。据说，演唱会前夜的某一次由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上载着的老老小小都是赶着去看同一场演出的人们。还有许多这样的“据说”，足以让没有亲临演唱会现场的外围观众们，如我，都深深地为自己“参与”了这样一场为了情怀的演出而感动着。那些日子，耳机里、眼睛里全副罗氏音画的人随处可见。当莫名的“情怀”开始泛滥，我的感动也戛然而止。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久久挥之不去，“偶像派”情思重新被封存起来，上面结了厚厚的冰。
在不久之后的一个秋日里，老狼果真深情款款地来了，来到城市另一端的某个校园里。那天下午，我恰在那里，却在演出开始前离去。晚上归来的舍友上气不接下气地嘶着嗓子说，“知道吗，老狼走到我面前唱‘百分之百的女孩\’！”我只回应以超脱的一笑——全世界都已预先知道了我超脱地“离弃”了就在身边的老狼。而我下午在那边的理由却“不可告人”。我去听一个思维偶像的讲座，偶像未曾离开，只是变换了领域。
这些年，我们的城市里演唱会不断。也有朋友圈这个即时分享喜悦的平台。朋友去听张学友，回家时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得满脸通红。她说不是为了那些新歌，而是为大家能一起合唱的“她来听我的演唱会”，一路唱着回来，也下载了一首来单曲循环地听，没有兴奋，也没有眼泪，却有一种如同在枕上轻摩面颊般的舒适亲切。只是因为，太熟悉了。“就只为这一份熟悉亲切，也值得。”
如今与友人小聚，常常要耐心听前辈们认认真真地掰手指头数着“五月天”中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在眼前不停描画着台下大小观众们激动的模样，画出揉成一团的熟报纸，和无忧无虑的昨日晴空，明亮依然。
□刘睿 文/摄
新闻推荐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本报记者张中摄从陈道明、何冰、许晴到胡歌、陈乔恩,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明星演员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