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香港的门槛上张望香港
电影《桃姐》□本报记者 江丹
在很多人眼中，香港几乎就是繁华都市的代表。作为一座城市，香港拥有的不仅仅是中环、金钟一带的繁华。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年轻学者严飞站在香港的门槛上，观察和解读当下的香港，探究她的精神内核，书写她当下的文化困境。在其《城市的张望》一书中，香港有流光溢彩的一面，也有困惑挣扎的一面。
生活在香港的流光溢彩里
2002年，严飞第一次到香港。当他乘坐的火车缓慢地驶入香港时，他看到铁路线两边都是密密麻麻挨在一起的高楼，高楼上有一扇扇狭小的窗户。拥挤，这是严飞对香港的最初印象和直观体验。
严飞参加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的暑期实习，他的任务是对新的来港移民进行心理辅导与培训，他需要设计一些小组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香港社会。事实上，与这些新移民比较，严飞才是这座城市的外乡人。
严飞介绍，在还没有自由行的2002年，香港很少见到来自内地的游客，因此，他用普通话与当地人交流时，总是缺乏自信，去商场买东西，也总担心售货员异样的眼光。
2005年，严飞进入香港城市大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生活在香港。严飞说，初到香港工作时，他刻意疏离这座城市，有一种优越感扭曲着他的内心，使他浮于这座城市之上。
那时的严飞，自恃海外名校毕业的精英，有体面的工作和优厚的收入，住在带有会所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末，和朋友们或者聚在金钟、中环的高级食肆、酒吧里，或者租一艘游艇出海玩乐。
自由行开通后，内地游客的购买力在香港得到大规模地释放，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的大小商铺里到处飘荡着普通话，严飞也坦然地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说普通话，拒绝学习粤语。
严飞一直享受着这座城市所带来的一切服务和便利，却从来不和这里产生任何的交集。他第一次丈量香港，是因为需要为一家电子杂志写香港的文化评论和时政分析，那时他才发现，他一直所见的只是香港流光溢彩的表面，对于这座城市的逻辑、这座城市中人们所面临的困惑和希冀，他知道的并不多。
作家冯骥才曾说，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面，一只脚踏在外面，倘若两只脚都站在门槛的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站在里边，往往深陷其中，既看不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
对于香港而言，严飞就是门槛上的人。可很多时候，他身处香港，却抗拒跨进门槛，有意识地将那只踏在里面的脚收回来，隔离于城市之外，更像是一名匆匆过客。所以，当他为那家电子杂志写出第一篇文章时，受到了一些批评，因为写得不接香港的地气。严飞一写再写，依然被批评。就是那时候，他开始反思，他的思想和情感没有融入香港社会。
“我这个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尚在门槛之外。我不仅不是香港人，甚至连香港的人都不算，充其量只是在中环的人，或者在金钟的人。”严飞在他的新书《城市的张望》里写道。
观察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严飞从他的私人屋苑搬出，住到了深水埗一个老旧而且没有电梯的多层住宅楼中。严飞介绍，深水埗是一个极富香港本土生活气息的地方，嘈杂而且市井。在这里，他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香港这座城市的纹理和脉络。因为住在这里，严飞知道他的邻居家的孩子正在准备中考，未来的目标是学习工程学，这样毕业后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拐角一家有两个女儿，喜欢听Twins的流行歌曲；每过几个月，他会把看过的报纸杂志用一个手推车送去废旧报纸回收站，去换十几元的牛肉面，也熟悉了香港废品回收的所有细节。
居住一直是香港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很多时候他们都身处高密度的居住环境中。19世纪，晚清思想家王韬曾如是描述香港人的居住情况：“小如蜗舍，密若蜂房。”严飞提供了一组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人口由1945年的60多万，激增到1950年的230万，而可居住房屋数量却因为战争的破坏大幅下降。
当时的很多人就用铁皮和木板搭建房屋，自行解决居住问题。一个叫石硖尾的地方就密密麻麻林立着这样的木屋，1953年圣诞节前夕，一场突发大火让生活在这些木屋里的6万多香港人无家可归。之后，政府便在这里建起29栋大厦，以供灾民入住。每一间房屋大概11平方米，如方格般整齐划一。也是从那之后，政府开始大面积兴建公屋，改善社会底层市民的居住条件。所以说，石硖尾邨是香港最早的公共屋邨，记录了香港公屋50多年的发展历史。
据严飞的介绍，香港的住房分为公屋、居屋和私屋，其中居屋类似我们所熟悉的经济适用房，私屋则是由房地产商开发的私人屋苑，公屋则有点类似内地的廉租房，由政府兴建后租给低收入家庭或者领取当地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人士，每月收取极为低廉的租金。
公屋是香港人集体记忆里挥之不去的一部分。这些简陋的公屋里，有很多香港人的成长印记。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喋血街头》，几个主角就是在石硖尾生活成长，全家老小蜗居一室，一个楼道的住户共享卫生间、厨房，排队如厕，轮流做饭。
从新的住处到工作地，需要经过石硖尾邨。2006年10月17日，石硖尾邨被清拆。严飞说，在清拆前一天，很多香港人自发来到石硖尾邨，拍下照片，为香港留下一些历史图像。一些老街坊则回到这里，缅怀岁月。
“石硖尾邨，在拆迁前的这一刻，在依依不舍中被浓缩成了香港人回忆香港的符号，”严飞写道，“随着这些年香港本土运动的酝酿和发酵，很多类似石硖尾邨的香港回忆，还将会继续演绎，继而成为香港人都市文化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这是那些再多的高楼大厦、再美轮美奂的购物商场也无法挽回的精神内核。”香港文化的北上和坚守
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石硖尾邨其实是陌生的，更让人熟悉的是香港文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和流行文化风靡东亚和东南亚。在深受欢迎的韩国经典电视剧《请回答1988》中，剧中角色为之着迷的电影、明星就是《英雄本色》和周润发。如今，香港电影工业已经大不如以前，周星驰、徐克、陈可辛、王家卫这些著名的香港电影导演纷纷北上，开拓他们新的电影之路。
文化界的北上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影，还有作家。“那几年香港文化界有股短暂的‘北上热\’，因为香港的文化环境很狭窄，受众少，发表空间小，大家思维较接近，交流方式单一。”因此，他们渴望在更大的空间内有所突破。梁文道、廖伟棠、西西等香港作家或他们的作品在北上之后打开了新的市场，收获了更高的知名度。
“但这不代表香港电影已死，香港文化已殁。”严飞写道。他说，越来越多的香港本土性很鲜明的电影出现，比如《岁月神偷》《桃姐》等。“今天香港电影中的本土性是赤裸的、直接的，它甚至有着巨大的宣示性。这些来自香港的本土文化工作者对香港文化的一种巨大的天然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本土自觉性存在，我相信香港文化最终是不会式微的。”严飞认为。
在香港的文化肌理中，风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严飞介绍，风水既不是迷信，也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地道的商业文化，渗透进香港人的骨子里，“不论贫富、阶层、职位，从办公场所、生活起居、室内陈设到兴办公司、开张志禧、买楼装修等，香港人都要讲究一个风水，偏爱请风水先生‘睇风水\’。”
由于香港人推崇风水，一些在香港的外国公司也入乡随俗，加入风水学说的大军，比如香港知名外国机构里昂证券，自1990年起，每年都会发布“风水指数”，预测香港股市、楼市的表现。
2008年秋天，严飞离开香港，去美国深造。“那一年，香港政府正在检讨城市竞争力是否正在面临边缘化的困扰，年轻人正在热烈地探寻如何重塑本土化。”严飞说。这么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问题依然在困扰香港。严飞访谈了大量的新一代香港人，发现他们对于香港的热爱，正是希望能够改变香港。
新闻推荐
今年9月1日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将于10月1日起实施，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指挥家于海连续10年提案国歌立法。于海昨天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