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重奏35周年：他们是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老一辈上海音乐人眼里，李伟纲和李宏刚永远是他们口中的“兔子”和“老虎”，这两个因属相而来的外号从他们出生就有了，如今年过半百，长辈依然这么亲切地叫他们。
如果不仔细打听，你很难分清谁是哥哥，谁是弟弟。两人都斯文内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在老牌室内乐团——上海四重奏里，他们一个拉小提琴，一个拉中提琴。
诞生于上海音乐学院，成名于英国，常驻于美国，上海四重奏今年迎来35周年，已然是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
左起：大提琴萨瓦拉斯、中提琴李宏刚、一提李纬纲、二提蒋逸文。
李伟纲和李宏刚是上海四重奏的发起人。为了纪念成团35周年，他们在国内展开了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巡演。6月1日-2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他们改演四曲勃拉姆斯，给“老粉们”带来不少惊喜。
“他们的声音有独特的质感，35年下来，大到结构、布局、推进，细到呼吸、气口、分句、功法都在一起，声音非常统一，彼此倾听和靠近，这是演奏室内乐的法宝之一。”
乐评人李长缨是上海四重奏的老粉，在她看来，勃拉姆斯的音乐就像“保温瓶”，外冷内热，表壳冷静理智，骨子里是一团火球，上海四重奏与勃拉姆斯似乎天生一对，达成了深度默契：他们的情感宣泄不是直接赤裸裸的，音乐的满足感不会那么快来，而是一步步、一层层递进，一旦来临，熊熊烈焰能把你吞噬和融化。
这样热烈，这样默契，然而你很难想象，除了必要的排练和演出，上海四重奏私下都会尽量避免碰面。
他们不在一起吃饭，坐飞机会买四个不同的角落，住宾馆要一人住一个楼层，只为给彼此留点空间，少一点“厌倦”。
目前，上海四重奏的四位音乐家都在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任教。2009年，他们受聘上海交响乐团客席首席，每年都会回国与乐团排练演出。
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最老牌的交响乐团，上海四重奏则是中国最老牌的室内乐团，两支乐团之间也有牵扯不断的渊源。
李伟纲的外公、伯父、母亲都在上交当过乐手，他的老师谭抒真作为中国小提琴教育的“一代宗师”，更是上交早期的奠基者，“上交就是我们的家，有时候来团里做客席首席，我就感觉自己坐在妈妈旁边。”
上海四重奏在上交音乐厅演勃拉姆斯。摄影 蔡磊磊
【对话】
铁腕父母带出来的演奏家
澎湃新闻：你和哥哥都是在父母影响下学琴的，爸爸在上音当老师，妈妈在上交当了几十年副首席，他们对你俩分别有什么影响？
李伟纲：我和哥哥分别是1962年、1964年出生的，学琴是1969年。那时候刚好“文革”，父母亲上班的，但不是特别忙，看到朋友在教孩子学琴，反正事情不多干脆教我们拉琴。
我们不是拉着玩的，父亲是上音老师，很有方法，一开始就是科班训练，每天上学前练半小时，再洗脸刷牙吃早饭，回来再练一个小时，十一二岁就两三个小时了。
1977年，哥哥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文革”后高考第一次恢复招生，考的人特别多，水平相当高。爸妈觉得兄弟不要自相残杀嘛，就让他去了。第二年上音附中开始招，我就去考了。哥哥去北京呆了一年，生了一场猩红热，水土不服回了上海，在上音附中借读了两年，大学是跟俞丽拿学习。我在上音附中是妈妈兼课，到了大学是父亲教的。
澎湃新闻：爸妈教学会有侧重吗，比如一个重视理论一个重视实践。
李伟纲：两个人都有教。爸爸很严厉，我们这一行，父母搞这个专业的能把自己孩子教出来的是少数，因为自己的孩子很难教，有人不舍得打，我爸是舍得打的。我教我女儿也没法教，因为我对她不凶，在美国这么多年也是美国式的教育。不严厉或者太严厉都不行，小孩到了青春期要反抗的，经常就不了了之了。
澎湃新闻：大家都说你和哥哥关系很好，你们从小就很合拍，从不吵架打架？
李伟纲：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四重奏里有时候也会争执，一般都是音乐上的问题。我们从小算是乖孩子，因为父亲比较铁腕，挨打是经常的事。
我小时候拉琴不太讲究方法，每个礼拜天上课，这个礼拜如果上的很好，我就放松了，练琴也不动脑子了，下礼拜就上的不好，被惩罚后就老实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下滑一个礼拜上升。我哥比较动脑子，挨打挨得少一点。
从中国到英国再到美国
澎湃新闻：1983年你和上音另外三位伙伴组建了上海四重奏，成团的契机是什么？
李伟纲：当时我是三年级学生，哥哥已经毕业班了。1983年11月文化部宣布，英国1985年要办朴茨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这是欧洲最大的四重奏比赛，1984年11月北京要在全国范围做选拔，派一两组去英国比赛。
当时如果能有机会去国外看看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是拿不到护照，没人请你去，第二个也没钱自己出去。上音当时成立了四五组重奏组，我们四个人是自己凑的，我和我哥，还有我的同班同学马新桦（大提琴），以及王征（中提琴）。我们的专业在学校里都是比较拔尖的，就想很努力地练上一年，被选上就可以去英国学习一趟。
国内四重奏拉的人很少，丁芷诺老师每个礼拜给我们上课，非常关心我们，上课也不计时间。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拉，因为国内没这个传统，室内乐的氛围几乎是零。开始有四五组，后来剩下三组，有时候还会相互切磋一下。除了丁老师，我们会抓住每一个来学校上课的专家，只要是外国人，就会想办法找他帮我们听听。
现在回想起来，起作用的也就一两个人，还不是外国人，比如陈亮声老师，他是合唱指挥，在国外呆了很多年，作曲和指挥方面的造诣都非常高，帮了我们不少忙。
澎湃新闻：你们之前都是拉独奏，突然转到室内乐，中间还是有一个比较难的适应过程？
李伟纲：我们选了四个曲子，莫扎特、勃拉姆斯、巴伯、贝多芬。贝多芬当时选的也有点傻，我们选了他最后一部作品（《F大调第十六弦乐四重奏》），因为觉得比较短，现在回过头看，等于一上来就选了莎士比亚最难的剧来演，我们还没有那个城府嘛。
不过我们学起来很快，挺喜欢的，也不知道怎么拉，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么多年回想起来，又觉得没浪费，是一种草根式的摸索吧，浪费时间的事我们都做过了，现在教学生就知道怎么不浪费了，我们都试过了。
澎湃新闻：最初的四个人在一起多长时间？
李伟纲：两年不到。我们在国内选拔时是第一名，去了得要一个名字，上海去的叫上海四重奏，北京去的就叫北京四重奏。后来得了奖要在上海公演，接着用了这个名字，开始有人觉得名字太大了，我们还是学生嘛，但国外节目单已经这么印了，就这么用吧，没想到一用就用到现在。
当时有二十来组人参赛，我的意愿是能进第二轮，回国就不丢面子了。我曾经在旧金山音乐学院学习一年，会一点英文，我就去打听，问到几个美国组时，他们的保留曲目都有三十首，在一起拉过好几年了，我们只有四个曲子。
后来进了第二轮，又进了决赛，六组人比赛有五个奖，我们开始觉得有希望了。王征一直在说第一名，我说不可能，开什么玩笑，结果是第二名。
澎湃新闻：你们得奖后起点很高，回国后没多久为什么都去美国深造了？
李伟纲：1985年3月我们回来还是挺大的新闻，上了《人民音乐》的封面，文化部发奖又发勋章，和体育比赛差不多。
这一年5月我们第一次在上海音乐厅举行公演，很快马新桦就去美国留学了，我在美国呆过，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学习。当时我们三个都留校做老师了，现在想想，我不太主张毕业就当老师，应该出去混个十年八年再回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去了美国才真正开始学习怎么拉四重奏，老师都是最好的，怎么拉都有说法，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都在北伊利诺伊大学读书，跟的老师是舒摩尔·阿什肯纳齐，他是犹太人，年轻时是很棒的独奏家，三十出头独奏拉腻了，喜欢四重奏了，他的四重奏拉了39年，五六年前刚解散。
澎湃新闻：到了美国你们的大提琴就换人了？
李伟纲：我们在美国临时找了一位大提琴，拉了四年，因为音乐会要旅行，他不喜欢旅行太多，就走掉了。我们又换了一个大提琴，拉了十年，又不喜欢旅行，又走掉了。现在换了这个喜欢旅行的（美国大提琴家尼古拉斯·萨瓦拉斯），拉了十八年。
澎湃新闻：高强度的巡演对人的挑战是蛮大的。
李伟纲：要看人，我怎么好像无所谓呢。我们现在基本一年一百场音乐会，在路上大概160天到200天，平均六个月在路上。现在回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今年活动多一点，要回八九次，一般每年至少要回五六次，每次回来倒时差一个礼拜，回去又要倒一个礼拜，很多时间是在时差里度过的。我今天就是凌晨三点半醒的，不适应也没办法。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有人要吃药，我从来没吃过。
澎湃新闻：团员流动性大吗，来来回回多少人了？
李伟纲：中提琴（王征）离开后，我哥从第二小提琴改拉中提琴了，同时蒋逸文进来拉第二小提琴，这是1994年的事了。现在大提琴是第四位，2000年进的。每次换人都很辛苦，我们保留曲目约有两百首，换人意味着要重新开始排练，再换人大概就是我退休的那一天。
澎湃新闻：李宏刚从小提琴改拉中提琴，有挣扎和适应的过程吗？
李伟纲：他很快，但也很累，因为要练。他直接上手，三个礼拜就灌了一张唱片。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谱，好像都会拉，但看谱就比较慢，看上去是这个音，谱号不一样的话，出来就是另外一个音。
他最后是自己决定试试看。原来王征拉得非常棒，非常有才气，他走后我们在美国面试了五十个人，都不满意，觉得差距太大不能接受。有一天宏刚说家里有把中提琴，练一个礼拜，看看三重奏什么感觉。一个礼拜后我们说你考虑一下（中提琴）吧，你比考试的人好太多了。
足够优秀才能在欧美立足
澎湃新闻：上海四重奏今年35周年了，是唯一一个固定这么久的以华人为主的室内乐组合，能维持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
李伟纲：不可否认其中有一对兄弟，如果没有兄弟，我们可能早就散了。尤其是早年，特别容易散伙，因为四重奏很辛苦。到25年时，人家还叫我们年轻四重奏，突然有一天就成老牌四重奏了，中间都没什么过渡（笑）。
不是人家请你去演一次你就成了，在美国或欧洲，你也需要中国人喜欢说的“品牌”，要人家一听上海四重奏就知道这是高质量的，比如有些地方每五年请我们演一次，也有地方每年都请。上海基本是我们第二个家，每年来演两次，观众也是固定的，而且每年都在壮大。
澎湃新闻：欧美的老牌室内乐团也很多，你们能立足的关键是什么，特色又是什么？
李伟纲：质量吧，我们靠不了任何其他东西，你要比人家好，才有可能立足，你跟别人一样，没人会理你，最好是好到人家没法比，你才有口饭吃。
我在美国33年了，看的也比较多，比如你是犹太人，后面会有一支强大的队伍支持你，你是日本人，会有财团给你最好的琴用，中国人基本是靠自己。
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了。欧洲古典音乐观众以及安排音乐会的人已经知道，亚洲人一点不比欧洲人差，甚至觉得东方人拉好古典音乐是应该的。我有个同事也在一个老牌四重奏里，他在音乐学院教书，来考试的如果是中国人，他就知道肯定拉得很不错，如果是美国人就有可能很不怎么样。现在大家的期待已经倒过来了。
就像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小提琴和钢琴专业最多的就是中国人，管乐还要慢慢赶上。中国人其实很聪明，只要童子功打得好，基本会很不错。
澎湃新闻：除了古典曲目，你们也热衷演现代作品，不少人对现代作品抱有谨慎甚至批判的态度，你们怎么看？
李伟纲：在贝多芬时代，大家对现代作品也是谨慎和批判的态度，都不买账，现在你看贝多芬、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都是古典了。
我们委约了三十多部现代作品，一年至少一部，有时候两三部。我也不期望每部作品都是传世杰作，三十部能有三部留下来，成功率已经不错了。演现代作品是音乐家的职责吧，有的曲子我也不一定热爱，但既然要演就要演好，怎么演会给作品的成功、失败带来决定性影响。
澎湃新闻：但你们回国演出，在选曲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以经典作品为主，是怕现代作品把观众吓跑吗？
李伟纲：有一些这样的原因，我们演出主要考虑的是让观众喜欢音乐会，除非这是现代作品专场，不然你犯不着演一堆把大家赶跑的曲子，所以还是经典为主，穿插一些中国作品。
澎湃新闻：你们四个人大多数时间都绑在一起，听说坐飞机都要买四个不同的角落，住宾馆都要一人住一个楼层？
李伟纲：这对四重奏来说再正常不过，没有四重奏私下里还整天混在一起的。我们还算不错，碰到一起吃个饭，也没问题。有一个很有名的四重奏，一个人下来，看到另一个人也在吃饭，他就自己出去了。也不是关系差，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比老婆孩子还要多，尽量给彼此留一点空间，这是比较健康的。
坐飞机你很少看到我们坐在一起，一年可能一次吧，他们没安排好就把我们放一起了，也没法换（笑）。宾馆基本都是四个楼层，这样就听不到对方练琴嘛。我刚到纽约发现我最崇拜的四重奏这样，当时还觉得很有意思，没过几年我们自己也这样了。当你们上路，不断旅行，真是需要一点空间，我练琴也不希望人家听到。
澎湃新闻：和交响、独奏音乐会相比，室内乐在国内还是相对冷门一点，市场也不那么容易做。
李伟纲：现在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今年在四个城市（北京、天津、武汉、长沙）举行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巡演，武汉、长沙在国内是二线城市，他们居然有胆子请我们去拉全套贝多芬，一次演六场，结果反应好极了，觉得中国太有希望了。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的韩国。韩国我们去了25年了，韩国的古典音乐观众真的很棒，有一次我们演的全是现代派作品，都是韩国首演或世界首演，三千个观众全满，每个曲子结束都是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中国哪天能成这样倒不错，我现在觉得有希望了，他们起步比我们早嘛，音乐很好的话，观众没有理由不喜欢。
澎湃新闻：为了庆祝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伦敦John & Arthur Beare国家小提琴协会给你们提供了四把意大利17-18世纪名琴？
李伟纲：四把琴特别特别好，两把斯特拉地瓦里，一把瓜奈里·德·吉苏，一把格尔菲勒。我们能用到年底，差不多可以拉四五十场音乐会。我们自己的琴也很不错，但这几把是超级琴，挺过瘾的，特别想练琴。四把琴价值3500万美金，紧张倒不至于，我们平时拉的琴也要上百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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