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位将军,十四万英雄儿女…… 一座红安城的“红色”密码

农村大众报 2019-08-16 16:09 大字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者在拍摄第一次喊出“红军”称号的对联。(据新华社)红安,曾名黄安。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长征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从这里走出,诞生了223名将军,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资料显示,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里,每3人中就有1个红安人,每4名英烈中,就有1名属红安籍。

走在红安县七里坪镇的长胜街头,随便问一个街坊,你会发现,这里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英烈。

“七里坪镇100多个村庄在战争中消亡。”镇宣传委员肖晓红介绍,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撤离后,国民党在当地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当时下辖的紫云区人口从6.5万骤减到1.6万,被称为“死人区”。“80多年过去,这里的人口仍未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的规模。”

红安县内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这些姓名被镌刻在烈士陵园一面巨大的弧形黑色花岗石墙上。在这块弧长62米、高4.6米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的正中央上方,赫然刻着数字“140000”——14万牺牲的英雄儿女。

信仰力量

永不失

发生在179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故事,作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的讲解员,32岁的程星已经讲了10年——

“高山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被称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吴焕先,早年在家乡发展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组建农民协会,宣传革命思想,得罪了当地的地主恶霸,一家六口惨遭杀害。

劫难过后,吴焕先继续投身革命洪流之中。1927年他领导黄麻起义取得胜利,后红二十五军重建,吴焕先任军长。母亲和身怀有孕的妻子听说部队军粮短缺,将婆媳二人乞讨来的“百家粮”送到军营,而她们自己却饿死在乞讨路上。吴焕先后来也在长征路上牺牲,年仅28岁。

七里坪镇张李家村的村民也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和最小的儿子都献给了红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撤离大别山时,张李家村有60多名青壮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仅有张天伟、张天华、张天恕三兄弟幸存。

80多年后,今天的青少年很难想象,当时16岁的肖国清在即将被活埋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唱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他们或许也很难理解,“长征路上的七仙女”——7个十几岁的姑娘是哪儿来的力量,忍受饥饿、躲过追兵,日行百里,立下“宁死在长征路上也不当逃兵”的誓言。

22552名在册有姓名的烈士之外,更多无名烈士的名字,浓缩在大大的“14万人”里。在红安,流传着一句“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家、不要钱、不要命”,这是对革命年代红安人的真实写照。

曾任红安县政研室副主任的刘晓军说,红安人常自嘲为“山民”,这里的人耿直、倔强、认死理。但也正是这种犟脾气,使得他们在长征路上、在革命路上不管是遇到自然艰险,抑或与敌人激战,都始终一往无前,不胜不休。

革命红旗

永不倒

1930年2月,红安县七里坪曾改名为“列宁市”,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七里坪工会旧址的大堂里,悬着一面犁头旗,墙边竖着一把老旧的铁犁。

红安县档案馆馆长辛向阳介绍,这面1平方米大小的犁头旗,是当地农民协会的旗子。1923年,革命元老董必武在武汉亲自组建了红安历史上最早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1927年11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枪。黄麻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正式成立。

“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县城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吴兰陔写下这副对联表示庆祝,联中以“红色”象征起义部队——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据考,这是第一次出现用“红军”一词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这支只有300人的“农民自卫军”,是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前身。到1931年11月,发展成为总兵力达3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1932年以前,鄂豫皖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红二十五军的主力师七十三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同撤离鄂豫皖苏区,其余的七十四师被编散,七十五师的剩余部队仍然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

红四方面军一走,形势变得严峻。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留在根据地内的5个红军团统一组织起来,于1932年11月30日在红安县北的檀树岗村重建为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两年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开始长征。这支由吴焕先、徐海东带领的红军部队最迟开始长征,却最先到达陕北,出发时人数不足3000,至永坪会师不减反增,并于途中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根据地,毛泽东称它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向导”。

“黄麻起义后,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里的)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的红旗不倒。”鄂豫皖红军发展研究专家李敏说。

红色革命政权之所以能始终延续,离不开老百姓的积极拥护和支援。“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要去拥护红军。”这是列宁小学初级国语第一册上的课文内容。纺线、织布、做草鞋、打掩护、送粮食、救伤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遗余力地帮助红军。“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不图名利

图奉献

百余年过去,这座共和国著名的“将军县”,至今依然保留着质朴的革命情怀,这就是“不图名、不图利、图贡献”的红安精神。

在红安,红军团长方和明的故事广为流传。

曾经翻越雪山、三过草地、七次负伤、十五次立功受奖的红军团长方和明,放弃在延安休养的机会,毅然决定回乡当农民。家乡七里坪柳林村的村民不解,问他为何不要荣誉要种田?

“出门打仗是革命,回乡种田也是革命。想想为革命英勇牺牲的71个同村后生,只活了我一个,我怎么能享清福呢?我不回来把家乡建设好,不除掉家乡的穷根,怎么对得起烈士们哟!”方和明曾对党旗宣誓,“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在他心里,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

全国开展“捐献群众运动”时,方和明打了三天短工,将挣来的两角四分钱送到乡政府;生产队里修厕所没有砖,他把自家盖猪圈的石头和土坯献了出去;队里建仓库,他把自己做楼板的木料先用上。

方和明的孙女,而今年近六旬的方保红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在民政局当打字员,有时抱怨工作太累。爷爷对她说,“只有病死的人,没有累死的人。单位里你年轻,多吃点苦,累不死。”

不只方和明,在整个红安县,“不图名利图奉献”已内化为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精神底色。

据县统计局记录,从1955年到1983年,红安共上交公粮189546万斤。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本可以免交公粮。

1964年晋升共和国少将的秦光远,出生于七里坪观音阁村,参加过长征。秦光远的侄子秦秋平如今担任观音阁村党支部书记。27年前,他高中毕业,想找伯父照顾一份工作,被他拒绝。

秦秋平拿出两封珍藏的家书,是伯父秦光远20世纪80年代写给父亲的——“村里和组里同意给你家免交提留,不能这样做。万一交不起,我给你想办法。遵照党章规定、发挥支部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事,党员自己首先不做。”

而今,这位带领全村69户贫困户209人全部摘掉了贫困帽的村支书渐渐理解了昔日伯父的苦心,更牢记了伯父的嘱托:“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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