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方的军事理论巨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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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到1938年5月，全国性的抗战已经进行了10个月，此时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讲演中，他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以他一贯生动而不失严谨的文风，逻辑缜密地层层推进、梳理，深入浅出地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抗战胜利的战略，一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伟大著作由此问世。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性的抗战由此开始。短短几个月，日军铁蹄在华北、华东肆意践踏，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大片国土落入敌手，无数家庭流离失所，无数同胞备受欺凌，惨遭屠杀。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面对强敌，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想，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性的抗战开始后，国内又出现了“再战必亡”的论调，以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为主要代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一直在坚持抗战，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此外，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再失利也让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国内人民极度悲观失望。所以，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然而，随着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等捷报相继传来，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一时间“速胜论”又迅速兴起，甚至有的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指望英、法、美等国能直接出面干涉，并希望苏联出兵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出兵，战争就能解决。这代表了一种想要依靠外力的援助来结束战争的“速胜论”的想法。在共产党内，“亡国论”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盲目轻敌的思想，认为日本不值得一打。有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对“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质疑，不赞成“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在此种形势下，迫切需要有一种正确的理论统一全民族的思想，既能从宏观大局预测抗战的发展态势，又能从微观措施上进行有效抗战；既能有力地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谬误之处，又能分析判断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途径办法，从而增强全民族的抗战信心。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抗战局势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抗日的具体主张和办法。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也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持久战的思想。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从1936年年底开始，毛泽东陆续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关于抗战的方针和方法，这给毛泽东完成《论持久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到1938年5月，全国性的抗战已经进行了10个月，此时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为了写好这部著作，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延安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来讨论抗战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了丰富理论知识，毛泽东还组织发起了重点学习国外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学习小组，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一直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学习讨论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由于当时只有一本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的《战争论》，译文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就由何思敬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印发讲义。其中讨论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研讨中，毛泽东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学习小组每次讨论都是由艾思奇和培元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除了插话，都是最后讲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和查阅了大量资料，拟定了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集中精力写作，1938年5月上旬开始集中写作《论持久战》。
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期间，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翟作军回忆道：“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床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灰灰的很不好。大家很担心，特别想到主席当时肺部不太健康，生怕主席累病了，班长王能坤因此关照大家，轮到值班，得加倍注意，劝主席多休息。”有一天，又轮到了翟作军值班。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他照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毛泽东写字桌的两头各放一支。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主席休息。可是跟往常许多时候一样，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书稿，他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
毛泽东茶饭不思地写着稿子，睡觉时间少到不能再少。这样熬下来，毛泽东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饭吃得更少了。毛泽东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已经七天了。这一天晚上，又轮到翟作军值班，毛泽东还是不肯休息，继续在写。翟作军很担心，但是不敢老去打扰。这天晚上很冷，西北风刮得窗户纸哗哗直响，人坐在屋里，手脚冻得冰凉。翟作军担心主席冷，就弄了一岔炭火放在毛泽东的脚边。他又想起毛泽东坐在硬板凳上非常累，就到饲养员那里找了一条当马垫子用的毛毯给毛泽东垫在椅子上。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就听到毛泽东叫：“警卫员，你来一下。”翟作军刚想站起身来向毛泽东的房间里走去，忽然闻到一股破布烂棉花烧了的焦煳味儿。他心里想，是什么东西烧着了？他走到毛泽东的房间里一看，原来是毛泽东脚上穿的棉鞋烧着了。这时候，翟作军赶紧过去伸手帮毛泽东把脚上的鞋脱了下来，随手用暖壶里的水往鞋子上一浇，火灭了，一股焦煳味儿直冲鼻子。再看看毛泽东的脚，右脚的袜子烧穿了一个窟窿，窟窿周围的袜子也已经烧得焦黄，脚趾露在了外边。右脚的那只棉鞋，鞋头上连帮带底都烧没了，还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左脚的那只，鞋腰补过的那块地方又烧掉了一大块，棉花都露了出来。毛泽东看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就烧了。”听到毛泽东这样说，翟作军心里想，要不是火烧痛了主席的脚，主席一定还不知道鞋子烧着了呢。他抓住这个机会，又劝毛泽东说：“主席，您该睡睡了。您老不休息，把大家都急坏了。”但是，毛泽东还是那句老话：“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儿就睡。”说完，毛泽东又埋头写了起来，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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