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春到城里去插队
老 李/摄□ 李平易
1974年初我初中毕业后，终于可以当知青了。大城市的知青去往边疆僻地，远离父母，会伤感悲凉；小城镇的知青去当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同城里人比似乎有些委屈。可是好几年来，我做梦都想着能成为一个知青，能有一个容纳我，让我劳动，自己养活自己的地方。但成为一个知青首先你得是个中学生才行。小学生是算不得知青的，知青办不会理睬你，什么地方会理睬，我还真不知道。现在好了，我有去处寻找了。
于是写了一封要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申请书，交到了县知青办，至于地方么，大概写了最好是在歙县里东乡的范围内，也即我已经生活了五年的那一小方水土。很快地，像奖状也像毕业证书的通知书就下来了，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插队知识青年，要我在三月的某一天，到县城集中，县里要召开隆重的欢送知青下乡插队大会，所有的插队知青都要参加，然后统一送到农村。这之前，我已获得通知，被安排在这里同绩溪县交界的一个叫大和坑的村子，离兄长“扎根”的小村15里路，不远也不近。
我这个农村长大的人，为了成为上山下乡的插队知识青年，得到城里去住一晚。安排住的地方叫“徽州旅社”——这应该也是很多年里歙县城里唯一有点点规模的旅社了。我从来没有在县城住旅社的经历，自然别的地方也没有，杭州、上海虽然已去过一回，但那都是住在亲戚家中。1967年武斗时期因阑尾炎在城里住过几天，那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住旅社吧，自然不用我付钱。吃饭也是不要钱的。
同我情形相似的还有几位，但我们互不相识，也就没有交流。
第二天一早，整个县城就热闹了起来，至少胜利台广场那一带（现在的徽园核心场所）是热闹的，真的像过节似地“锣鼓喧天，红旗遍地”，县领导讲着热情的话，知青代表发着火辣辣的誓言。紧接着就是分道出发了，溪头区那年安置了好几个小组，算是重点之一。大家伙儿站在卡车上，各自带着不同的铺盖行李，还真有点儿新鲜感。到了公社所在地，先集中再分散，每个小组的人才算真正认识。但也许多数人是早就认识的，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不是同校，一座小小县城也可能是熟悉的。陌生的很可能仅仅就我这样的极少数人了。我们这个小组被称之为“大和坑第二插队小组”，一共五个人。原来那里已经有过一个小组了。组长是县中高中毕业的，另三个则是长青中学的初中毕业生。他们说着城里话，我也能说，但说起来挺别扭。村子里人说的里东乡土话我已经自如地说了五年了，和农民一块，就像水融入水，十分自然。
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改造过的曾经当过仓库的旧房子内，这房子有三个房间，还有一个专门的厨房，不过没有“卫”，没有合适的搁置便桶的地方。便桶放在离屋子大约有二十米的一个角落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队，有三百多号人，两个自然村，三个村民组，面积则更是庞大，有好几里同相邻的绩溪县交界。同时这也是一个当地人谈起来为之色变的村庄。从前曾经很繁华，有“千灶万丁”的美名，长毛之乱和以后血吸虫病的猖獗使得它差点儿就成了无人村。1949年时，这个村子只剩下了几十个人，据说那时树丛都长到村子当街了，曾有一只老虎（或许是豹子吧）从上村走到下村而无动静（后来当地乡土学者柯灵权撰写《溪头志》，梳理了大和坑的历史，证实了当地人说的一点都没有夸张）。现在的三百多号人多是四处来的流民和他们繁衍的后代。比如队长朱是湖南人，政治队长胡是绩溪县人。我们这个生产小组的组长是歙县南乡人。实际上绩溪话也是这个村子的通用方言，几乎人人会说。
为了让我们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队里让我们先不忙着生灶起火，而是到每户人家先吃上一天。五个大小伙子，人人狼吞虎咽，脸皮无论厚薄，肚子是不晓得客气的。而这个由四处流民为主形成的村落，一般都是极大方客气的。一轮还没吃完，背后就有了我们真能吃的议论。不过也没什么恶意。
我很快乐地劳作着。先前我只能站在路边看着别人插秧什么的，现在我也下田了。当时正在推广“小苗带土移栽”的新技术，贫下中农和我们一样是新手，因此站到田里面，也没有多少高下可分。
但这种快乐的情绪保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大约是五月下旬，一点猜忌，一次误会，也可能是年轻人设计过的一个小小的阴谋，更主要的虽然都是插队知青，但还是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不同吧。使我的人生从当时自觉的高峰一下子跌入了谷底，要说地狱也差不离。当然，惹祸的是我自己，祸从口出，“台湾电台造谣，说深圳有两百多个知青跑到了香港”，夜间闲谈时我说出过这句话，以绝对不相信的口吻说出的，这发自肺腑，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说出来时，有过极短暂的沉默，随即大家又极随意地闲聊起来。当然这句话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收音机是从一个年龄相当，有点消沉家庭成份是富农的小伙子那里借的。听过那种收音机的人都知道，它是容易跑台的，而台湾对大陆广播的功率总是特别强大，听着听着，一不小心就会传出对方的声音。就是在那种情形下，我听到了那句话。而我也确实不相信，那时的知青插队，因为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得到批示。一个人有三百块的安置费，按三年分发。有的生产队会找理由将那三百块七折八扣，落到知青头上的可接近于无，但我们这个显得大气的队里除了扣掉点农具和炊具费，把补助费基本都发给个人了，房子算是白住的。我确实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好好劳动的。在过去了一段时间后，又是某个夜里，一位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感受到委屈的同伴脱口说我“你收听敌台”这句话后，引来的又是一阵沉默。
我到底将那件事扛了过去，经受住了人生的第一次大考验。一没有出卖那位收音机的主人（他确实对我说过可听听台湾广播之类的话），虽然，在第一次由已经脱产的老知青“陪着”，后来是独自一次又一次去公社交检查，每次他们都会恐吓加诱供，暗示我当如何说。二也没有将自己无限上纲，坚守住了事实：虽然是无意中听见的，但是不应该说出来。在此底线上给自己扣上许多虚幻的大帽子。不过最主要的可能还是那些主宰我命运的人权衡一番后，不想在知青中树一个反面典型吧。因此，这件事情就像是没有发生似的，我的家人自然也不会知道，同伴们也假装从没发生过。
但自那以后，我真的自暴自弃起来，已经配齐的高中数理化及英语教材都压在了铺盖下面，除了看看小说，写点吞吞吐吐的日记，已然同文化自修分手，想着可能真的只能当一辈子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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