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庙碑:写在神庙里的杰作
碑文局部。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刘伟文/图
潍坊市博物馆石刻艺术长廊中,有一块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石碑,被认定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这就是著名的“三绝碑”——城隍庙碑。
据史料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年),郑板桥就任潍县知县的第四年,潍县城隍庙年久失修,在一场大雨中严重受损。郑板桥在视察之后,发出倡议,带头捐款重修城隍庙,得到了乡绅们的附和和资助。三年后,城隍庙修葺一新,作为县太爷的郑板桥于乾隆十七年作成《新修城隍庙碑记》一文,以志其事,并令其门人司徒文膏镌刻于石。
城隍庙碑高183厘米,宽73厘米,厚22.3厘米。碑额板桥书“城隍庙碑”四个大字,碑文计20行,905字。此碑被称为“三绝碑”,是因为郑板桥不信鬼神,在碑文中直道神为人所造,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称一绝；书法为郑板桥书法中的精品,称二绝；由其高徒司徒文膏刻石,与真迹无异,此三绝。郑板桥本人对此碑也颇为中意,他在《刘柳村册子》中写道:“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
一篇不同凡响的“无神论”
据潍坊市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衣可红介绍,这块“三绝碑”历来为人们所宝爱,能够逃过历次劫难,完好保存至今,得益于有心人掩埋于地下的保护措施。1963年,文史专家多次走访探寻,在城隍庙内的地下挖出了石碑。这方珍贵石刻的重见天日,让人们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到郑板桥在我国思想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宝贵价值。
这篇碑文虽叙述了潍县城隍庙重新修葺的缘起,但毫无谀神迷信内容,而是充满了一种求实精神。郑板桥认为“苍然者天”和“块然者地”本是无所谓人格的,是人赋予了其人格；城隍本是各府州县邑都有的无生命的建筑实体,也是人赋予了其人形、乌纱、袍笏,并“予之以祸福人权,授之以死生之柄”的。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神道设教”的需要,是统治者为了进行教化所采取的宣传手段。
“相比于一般的碑记,此碑文文才斐然,更具有文学性和思想性。”衣可红介绍说,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郑板桥有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文化见解。即使是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郑板桥也没有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无神论思想在清代的光辉篇章。
郑板桥晚年唯一传世的正楷佳作
城隍庙碑艺术性的主要体现无疑是郑板桥的书法艺术。郑板桥书法,用隶体掺入行楷,并以兰竹画法入书,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而城隍庙碑是郑板桥“六分半书”已达炉火纯青时所书写的、略带有隶意的正楷,风格端庄秀颀,是郑板桥晚年唯一传世的正楷佳作。
由于城隍庙碑的书写内容是重大事件的记录,形式是在画有界格的石碑上书写,及用途是用于流芳百世的关系,此幅作品体现出少有的严谨、认真,用“骨坚肌丰,爽朗清绝”来形容最为恰当。因为出于恭敬之心,《新修城隍庙碑记》碑文用楷书撰成,总体倾向平正方严,用笔果敢,提按顿挫明显,结构时见黄庭坚之微妙影响,笔画向中间收紧,字势瘦而紧密,显露出一种严谨认真的心态。书法家陈振濂曾感叹:大凡他敛心束手恭敬作书时,由于态度较拘谨而能稍掩杂乱之弊,体现出一定的统一感。
但工整的正楷掩不住郑板桥行书的欹侧结体、伸展撇捺上“六分半书”的特征,因此该碑文被称为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珍品。清光绪年间陈恒庆所撰的《重修城隍庙碑记》中称赞说:“碑文则光矞陆离,书则挺拔奇古,墨拓一帧值数千,海内争购之,几乎洛阳纸贵矣。”
戏楼里承载民本思想
城隍庙碑除了阐述历代统治者祭神建庙的目的和作者对于祭神的观点,还记录了城隍庙重修的规模:修建被大雨冲毁的东西两廊,并增高三尺；坚固修整殿厦、寝室、神像、鼓钟架子；于庙门外新建戏楼一座,郑板桥亲自撰写“神之听之”匾额和门柱对联。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郑板桥借修城隍庙的机会,竭力主张在庙前修建一座演剧之楼,即建立平民百姓的娱乐场所。为了回答乡绅们认为“多事”的责难,郑板桥不厌其详地阐述了戏楼既有娱神的功能,又有娱人的功能,因此不能不修。从他对修城隍庙消极的从俗态度和对修戏楼的积极赞助态度的对比中,我们看到郑板桥作为潍县县令的清醒头脑和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作风。
于城隍庙南面新建演剧楼一座,利用传统的有教化意义的戏剧演古劝今,寓教于乐,以文化人,可见郑板桥在思想上不同于当时阶层的进步性。近代诗人裴星川《潍县春节记事百咏》云:“城隍庙外大戏楼,板桥题字最风流。酬神还愿烦优孟,正月接连演不休。”这样一来,常常汇聚的消费人群,对城隍庙区域商业圈的形成以及逐渐形成的市民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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