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没有什么公式能保证成功
□新时报记者 江丹
电视剧《使女的故事》结束后，很多读者一直在追问，小说中的那个国家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于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又写了《证言》以作回应，并凭此获得布克奖。阿特伍德像是一个敲钟人，一直在提醒着我们，女性在这个世界的生存依然险境重重，但是这钟声并不张扬，而是克制、冷静且回音悠长。
有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奠定了加拿大文学的“生存”主题。很多中国读者知道阿特伍德，是因为近几年风靡全球的美剧《使女的故事》，她在其中第一季中客串了一位嬷嬷。当然，阿特伍德在中国的流行并不是因为这次让她感到紧张的客串，而是因为她是同名小说的作者。
《使女的故事》最早发表于1985年。阿特伍德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国家——基列国，在那里，女性被迫退回家庭，再次成为附属，被剥夺了所有文明的权利。《证言》的译者于是说，在那个时候，阿特伍德就“敏锐地意识到女性运动现有的成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并以文学的形式普及了一种政治性的警示”。
《使女的故事》完结，很多读者一直在追问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许是因为阿特伍德的见证者式的写作手法，读者相信了那个虚构国家的存在，认为它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读者关心其中那些女性的命运，也关心那个虚构国家最终如何消失。
“那部小说结束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在三十五年里思考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是个漫长的过程，社会本身在改变，有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随之而来的是答案的不断变化。”阿特伍德说，“没有什么公式能保证成功，因为历史上几乎没有必然之事。”
2019年，80岁的阿特伍德完成了《证言》，并在全球发布。它是《使女的故事》的续作，回答了读者的追问。《证言》发布一个月后，阿特伍德凭此获得布克奖。这是阿特伍德二度折桂，早在2000年，她便曾凭借另一部作品《盲刺客》获得该奖。
虽然是续作，但是《证言》并不逊色于《使女的故事》。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举行的一次《证言》新书分享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莉说，读者即使完全不了解《使女的故事》，阅读《证言》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证言》的写作比《使女的故事》更加开阔。
跟社会有一种遥远的呼应
《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盛年之作，但是到了晚年，她依然敢于创作续作，并将自己对社会、权力更加复杂的理解倾注其中，解决当年遗留的不足和青涩，超越彼时的自己。
张莉解释，阿特伍德出生于1939年，经历过二战，经历了历史上数个重要的年代，她从来没有离开时代。“文学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衰年变化’，或者是‘晚年写作’，但是你在她这里看不到，你看到她非常强大的那种力量感，这种力量感来自什么？”张莉说，“阿特伍德内心跟社会有一种遥远的呼应，她有一个社会使命感，或者说她有这种意识，她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
毫无疑问，无论是《使女的故事》还是《证言》，都是女性主义小说。张莉认为，它们书写的是“女性的声音、女性的立场、女性的命运”，鲜明且犀利，而在表达方面，阿特伍德也作出了非常好的示范。
张莉说，近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一部流行的女性主义作品，比如之前的《82年生的金智英》，但是她一直有遗憾，通常这些女性主义作品都在直白地表达女性的怨怒和控诉，总是欠缺一点东西。
阿特伍德不一样。“她基于女性身份和女性立场的想象力，从女性视角出发，你可以看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全人类的困境，她仅仅讲的是生育权的被控制吗？仅仅讲女性身体被控制吗？显然不是，但是她从女性的生育权和女性身体的角度，讲的不仅仅是女性，也不仅仅是男性，也不是基列国。”张莉说，“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好的女性写作是有女性视角、女性语言、女性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女性的想象力。艺术最终提供的是人类文明的想象力，而显然《证言》和《使女的故事》都做到这一点。”
在张莉看来，阿特伍德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和终极意义上很优秀的作家，非常大的区别是，你敢不敢看到那个深渊，那个极大的困境，然后就是你敢不敢书写。有些人也敢书写，但是没有能力书写。”显然，阿特伍德不仅看到了，而且写到了，她站在女性视角去表达了“一个人类整体的生存经验”。那些事也可能在未来重演
在《证言》的另一场分享会上，译者于是分享了自己的翻译经历。于是说，翻译《证言》正值疫情期间，那段时间每天就做两件事：完成定量的翻译工作，然后吃饭。
“疫情在家里翻这本书有很大的感受，这本书提醒大家注意的事情，有很多我们看似天经地义的日常性的细节，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书里面讲到，一开始的时候，会停掉这些女性的信用卡，把归属权归属到男性直系亲属的名下，她们没有名字、明确的工作，把她们集合到一起，不给她们基本的生活用品，卫生纸、咖啡都没有。翻译的时候恰逢疫情，疫情会让我们觉得很多日常的东西都来之不易。”
女性的权利同样来之不易，而且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坚固。“有智力的人未必有理性，现代未必是文明的保证。”于是在《译后记》中写道。
如果说《证言》是一种延续和回答，那么《使女的故事》则是阿特伍德的一次写作转折。她是以诗人的身份进入加拿大文坛的，在参加一次诗歌节的时候，她知悉了一些发生在中美洲的暴力事件，后来柏林墙倒下也影响了她的写作。
“她开始明确意识到艺术创作需要背负社会责任感，要有政治性，并在1981年的演讲中提及这类素材进入写作场域的重要性，‘因为写作者就是观察者，见证者。’”于是解释。在写作《使女的故事》时，她收集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因而她屡次强调：书中所写到的一切迫害都是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的。虽然她把故事设定在近未来，但不言自明的是：那些事也可能在未来重演。”
还是在那场分享会上，作家赵松认为，阿特伍德是在基于人类的历史谈论未来，并保留了拯救的可能性。“由男女构成的这个社会，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创造未来，希望的未来。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大了，在书里写得比较含蓄，作为一种结果来呈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很多结果已经纷至沓来，各种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经济问题等，大家都会陷入一种普遍的困境，地球人的困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人的困境。”阿特伍德提供了一种可以解决的希望，并让人对之产生信任，在赵松看来，这是她作为一名作家的出色之处。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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