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掘金者”马伯庸： 盯牢一个目标去读史书 所有细节都在眼前开始变活

马伯庸，一个“坐拥”微博粉丝779万的超级畅销书作家、热爱以细节考据创作历史小说的文学鬼才，他的文字风格充满奇趣，代表作有《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和《草原动物园》等。

马伯庸的脑洞有多大呢？除了那个著名的“殷商舰队征服玛雅”之狂想外，他还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念头——“如果在沙漠发现一吨黄金，怎么切分？怎么运回城市？怎么过安检？”

类似的问题经常在他脑海中盘旋，也构成了他一部分的灵感之源。

因为一个脑洞：“如果《刺客信条》发生在中国会是怎么样？”他可以写出被改编为爆款热剧的《长安十二时辰》；因为《明史》中一段关于朱瞻基的40字记载，他可以创作出一个发生在明朝背景下、15天4个人从南京排除万难回到北京的“跑酷”故事《两京十五日》；因为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他可以展开对“一骑红尘”的翩翩联想，由此写出《长安的荔枝》，近日在著名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马伯庸开心地发微博说：“也算是实现了一个童年梦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马伯庸谈读书

分享读书方法

苏东坡独创秘笈

“八面受敌读书法”

马伯庸说，看不下去书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事情。过去为了让自己几岁的儿子马小烦养成阅读习惯，他会带着他一起看书，但是不论年龄大小，每个人读书都会犯困。很少有人会把《三国志》读完，就在于它的故事性太差读不下去。

读历史读不下去的，还有苏东坡，据说他六十多岁还做过自己无法把《春秋》读一遍的噩梦。但马伯庸却分享了苏轼一套读书的独门秘笈——“八面受敌读书法”。

“比如，苏轼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汉书》，其中包括治道、人物、官制、兵法、货财。那他是怎么把这本书读透的呢？第一遍读政治，第二遍读人物，第三遍读官制。每次读一遍，就一心一意关心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基本上就能把《汉书》吃透了。”

马伯庸以此为模板，用“八面受敌读书法”来读《鸿门宴》，从史实、地理、礼制、器物四个方面一步一步读透。

身为历史作家，他在平时创作中经常需要查阅和使用大量历史素材。如何从枯燥繁杂的历史书中读出乐趣？正是受益于这套“八面受敌读书法”，可以达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效果。

马伯庸说，小说《长安十二时辰》顺利诞生，靠的就是“八面受敌读书法”。在写小说前，马伯庸就买过写大唐长安的史书《长安志》，把长安城分成108坊，考证得一清二楚。

可这本书真的特别无聊，马伯庸翻了几页，就束之高阁。后来开始写《长安十二时辰》，他再次读到《长安志》里的孙思邈宅，就会去想要不要安排主角经过药王孙思邈的宅院时，捡个药丸或者药方什么的。

“当你盯牢一个目标去读史书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细节开始变活了。各种情节、桥段统统脑补了出来。”马伯庸说。

对话马伯庸

以运荔枝的人为主角，写一个“社畜文学”

红星新闻：谈谈新作《长安的荔枝》的创作背景和构思？

马伯庸：当时也是在读资料，读到杜牧的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我刚刚写完《两京十五日》，对底层社畜的角度很感兴趣，忽然看到这句诗，就和以前理解不一样了。以前理解是杨贵妃骄奢淫逸，喜欢荔枝，但这次关注重点就放在“一骑红尘”上面，“妃子笑”则次要了。我关注运送荔枝的人，需要做多少工作，花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动用多少资源，就想：“不妨以负责运荔枝的人为主角，写一个社畜文学吧。”

红星新闻：写作前做过哪些准备？

马伯庸：这个基本上没做前期准备，因为第一、在写《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收集的所有关于唐代的资料，都还在，我都还记得；第二，这本书属于灵感爆发，前后用了11天写完，处于亢奋状态。但也不是说一点准备工作没有做，实际上，我还查了大量关于荔枝种植和荔枝保鲜的方式，包括在唐代中国荔枝的分布等植物学方面的资料。

红星新闻：人物设定上，为何一直聚焦市井小人物？

马伯庸：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读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一种共鸣感。这些人物已经死了，那对于几千年后的我们来说，为什么要读这个书？我们在书中读到什么？这是对于历史小说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时代性。

我要是写王公大臣、帝王将相，大家也爱看，因为大家也喜欢仰视，看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东西。但同时我在想，历史中很多小人物也做了很多贡献，而他们其实是被隐没在历史叙事的后面，没有人关注到。

我们也一样。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几百年后再回看这段历史，可能也没有我们的痕迹，但我们确实真实地生活过，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说，对历史进程，也许还有过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影响。我关注古代的这些普通人，实际上也是关注现代的普通人。

未来创作重点之一：继续关注底层小人物

红星新闻：去年的新书《两京十五日》和《长安十二时辰》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紧迫的时间感，且都附上一张地图，有空间感，为何你如此有意识地，想让路线在读者脑海中存在？

马伯庸：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求这个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换到不同时代，就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我要写出每个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点，或者说让读者的沉浸感、体验感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故事所处的时空位置和时间节点，人物处在怎样的空间中，这会给读者一种强烈的临场感。

红星新闻：你喜欢关注小人物和细节，你2019年那本《显微镜下的大明》也属于这一类型，但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属于考究的历史科普，能够实现口碑销量双丰收，是否感到意外？

马伯庸：挺意外的。因为当时写完《长安十二时辰》后，我是想沉淀一下，我的习惯是写一本商业上肯定能畅销的书，还要写一本比较不那么热门、不太好卖但是很有意思的书，就是给自己一个调整的节奏。当时读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志，写了《显微镜下的大明》。结果没有想到，卖得挺好，大家也都还挺喜欢。因为这个契机，其实我才意识到：人们关注的还是同阶层的命运。

红星新闻：看来你比较擅长把握读者的口味，知道哪些书是畅销的，哪些可能是不好卖的？

马伯庸：我觉得是反向吧。不是我去猜测读者兴趣，而是我写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和我志趣相同的人聚到了一块，有些爱好我知道喜欢的人多，有些爱好我知道是比较冷门的，喜欢的人就少。

写作必须倾尽热情，我是勤奋型选手

红星新闻：你创作效率挺高，近些年几乎每年都有新作出版，你觉得自己属于高产的作家吗？

马伯庸：算是个“写作社畜”吧。写作和别的不一样。比如搬砖，再不喜欢，咬着牙每天搬三百块也没问题。但写作是一个没有办法伪装的工作，不能假装自己很喜欢，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是没人看的。文学创作这个东西，必须要倾尽自己的热情和荷尔蒙，读者才能通过你的作品感受到你的热情。

红星新闻：你认为写历史小说的困难在于什么地方？

马伯庸：我的原则是不去改变历史，那么最大的困难在于：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如何让读者还愿意读这本书？比如《两京十五日》的主角是宣德皇帝朱瞻基，读者在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就知道这个人一定能活到最后，并且能够顺利登基。整个小说中，最大的悬念已经消失了，那么怎样在这种悬念消失后，还能够让读者愿意继续读这部作品？这是创作中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作品的可读性是第一位的，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让人读都不想读的话，就谈不上后面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红星新闻：你认为在创作方面自己是否有一些天赋，至少是有一些不同的特质？

马伯庸：实话实说，我不是天才型的写作选手，我属于勤奋型。让我来划分，一个人100分的话，我觉得勤奋占80分，到了80分以上才是拼天分。但如果只有天分却不努力的话，整个卷面只能拿到20分。

写小说目的之一：给自己找个读书的理由

红星新闻：你的作品数量巨大，且风格不定，类别众多。除了历史还有科幻、推理、灵异等。你是如何做到让自己笔下如此多变的？

马伯庸：我一直都觉得，作家不应该被限定成某一个身份。不应该有历史作家、言情作家、科幻作家这些分类，这是文学评论家的词汇。作家应该是一个状态，当你有所表达、并且落实到纸面的时候，你这段时间就是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是。所以，类别众多，可能只是我在不同时间的兴趣点不同。我不给自己贴上明确的标签，想起来什么有意思就写什么。

红星新闻：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又快到了，能否分享一本你最近读的好书？

马伯庸：最近我读的一本书，和时事还有一点关系，就是《棉花帝国》。这本书最近挺火的，而且确实值得一看，它从棉花这个商品本身切入，从中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史，也看到全球性的商业网络慢慢是如何养成的。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但是最近正好有了相关时事，我就着时事“下酒”，把这本书给读完了。

红星新闻：此前你曾重走诸葛亮的北伐路，这次来成都，对成都有哪些新的认识？

马伯庸：我觉得成都这座城市应该放在中国历史大格局中看，四川在中国历史上也处于非常有意思的地理位置。

从蚕丛鱼凫，到近代抗战，四川在中国都属于很重要的“文化粮仓”。很多东西在中原已经消失了，但在四川能够保留发展得很好，还有些东西在四川能够得到与众不同的演化。四川像一个试管，把中原文化、巴蜀本地的文化，包括青藏文化，云贵方向的文化，都融合在一个容器中，在这里有一个碰撞。

马伯庸在成都

在诸葛亮的故居

想象丞相有个能放松心情的家

这次采访，马伯庸已是专职作家，自嘲是“写作社畜”。上次采访，马伯庸还在500强企业当白领，当时他重走了诸葛亮北伐之路。

那是2014年，马伯庸在《文化不苦旅》里写道：“成都，是丞相的成都。”

对诸葛亮的喜爱，让他下飞机就赶到武侯祠参观。“武侯祠前，柏树森森，人群照旧熙熙攘攘。无论懂不懂三国，了解不了解诸葛亮，来成都的游客都会先到这里看看。武侯祠之于成都，就好像紫禁城之于北京、兵马俑之于西安一样，避无可避。”

武侯祠前，马伯庸在赵藩写的一副对联前驻足良久。“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武侯祠的所有对联中，他最喜欢这副。“其他对联都是在赞叹、在惋惜、在膜拜，唯有这一副在议论政事，而且毫不空泛，字字说在点上。诸葛亮一贯注重实务，倘若他泉下有知，想必也最喜欢这种锋锐实际的议论吧。”

从武侯祠出来，马伯庸还去考察过诸葛亮的故居。综合古籍上的说法，诸葛亮的住所应该位于古成都城西南方向。

马伯庸又开了脑洞：“为何有两处宅邸？锦官城附近那个只能算是工作宿舍，这里应该才是诸葛丞相真正的家。这里有薄田十五顷，还有一处庄园，院里满植桑树，养着黄狗。夫人黄氏带着微笑望着门外，诸葛瞻、诸葛怀、诸葛果几个顽童在桑树下嬉闹玩耍。大概只有在这时候，诸葛亮才会真正放松心情，好好地休息一下吧——可惜这样的日子对他来说，太奢侈了，恐怕一年不会有几天在这。”

在武侯祠的展厅

共情着千年前

砌砖工匠的痛苦

前不久，马伯庸又来了趟成都。签售新书之余，他抽空去武侯祠看了“大三国志展”。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他格外注意到了两块出土于曹操老家——安徽亳州的文字砖。

这批文字砖上刻有铭文，字体、笔迹和内容都不尽相同，散乱不成体系。马伯庸认为，这些应该是烧砖工匠们自己随手的“涂鸦”，抒发终日劳苦的郁闷心情。其中一块叫做“仓天乃死”砖，刻了将近三十个字，可以释读出来的有二十六个字。“王复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当搏……”

马伯庸解读的大意是：“王复（也许是监工的名字），你逼我砌这么一道大墙，快要把我逼死了，别人都不知道。等到苍天死时，我就要奋力一搏，跟你们拼命！”他在这块砖前感慨，这位工匠一口气写下这么多字，几乎刻满整个砖面，可见心中憋屈已到了极致。

他猜测，这位工匠很有可能是依附于曹氏宗族的匠人，社会地位低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烧砖、作壁，无从休息，没法拒绝，连怨言都不敢轻易出口。“只有九泉之下的隐秘角落，这些疲惫、卑微的人面对着冰冷的砖头，才敢稍稍吐露出深入骨髓的哀伤。”

但这块砖和其他砖不一样的地方是：它除了哀伤与怨念之外，还带有一丝反抗的勇气。

出土这块砖的元宝坑一号墓断代是在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距离黄巾起义还有14年。此时张角兄弟已经开始在民间传教。马伯庸相信，这个烧砖的“底层社畜”显然已接触过了他们，并期待着这场起义。

马伯庸认为，这块砖最难得的，是记录下了一个卑贱小人物最真实的心路历程。“它幸运地冲破了时光的重重阻挠，向后世传出了一声微弱的呐喊，让我们得以一窥乱世的底层之因……一叶知秋，整个国家不知还有多少人，像这位工匠一样低声念诵着‘苍天乃死’”。

正如一叶知秋，因一块砖上的呐喊而深入共情千年前古人的痛苦，亦应是马伯庸写作灵感和生动细节的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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