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觉醒年代》中展现了毛泽东寻求革命之路的历程。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届成员合影。
《觉醒年代》鲁迅剧照。
鲁迅和绍兴会馆。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不少篇幅展现了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情况。这其中就涉及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事情。1918年7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78号刊出《新闻研究会之简章》，公告：本校将于暑假后设立新闻研究会。简章由蔡元培拟就，共有八项：本会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以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研究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造题、通信法、新闻纸与通信社之组织；研究之时间，每星期三小时；校内外人均得入会；校内会员每年每人纳费九元，校外会员年纳十八元，分三期缴纳；既缴之费无论何种情形概不退还；北京大学日刊处，为本会办事机关，入会者向该处报名。10月14日晚八时，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亲临会场并发表演说表示，以往新闻发展全恃经验，倘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有限。北大设立新闻研究会之目的，即要学习科学、效仿先进、利用经验、印证学理。此外，蔡元培还特别强调了“新闻自有品格”，指出研究新闻学、涉足新闻界，则必不能自毁品格，须于正张中提倡道德，避免为盈利计而一味刊登诲淫猥亵之纪闻贻害社会。
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和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所著《中国报学史》中称北大新闻研究会是“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
1918年8月19日，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筹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书记。在这里，毛泽东接触到了大量新闻报刊并申请加入了新闻研究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新闻知识。新闻研究会的导师之一是有“铁肩棘手，快笔如刀”之誉的邵飘萍，他的课给毛泽东印象最深、影响最大。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特别强调“新闻是社会的耳目”，讲究“确实”，并热情翔实地回答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毛泽东所提的各种问题，这些都给日后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和重视埋下了伏笔。毛泽东课下还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了邵在经济上的接济。193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盛赞邵飘萍“给了我很多帮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情理想，是性格良好的人”。
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参加新闻研究会改组大会，会上正式将“新闻研究会”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规定研究满一年以上，由本会发给证书。10月16日，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期满式并向会员发放证书，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32名“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上。但早在3月12日，毛泽东就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了湖南，因此未能亲自领取证书。
新闻学研究会的听课经历使毛泽东对新闻的兴趣越来越浓，对新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新闻理论的实践工作也进一步展开。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这是毛泽东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个正式报纸。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其间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传布驱张消息，争取舆论支持。
在此后的革命工作中，毛泽东也非常注重文艺和新闻工作，善打舆论战、宣传战，提倡“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办报风格，利用报纸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其所出的新闻作品短小精悍，“笔墨战斗”的能力在党内首屈一指，最终凭借“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用“笔杆子”打败了“枪杆子”。
鲁迅与《新青年》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正在热播中。该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的变迁为主线，聚焦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者的经历，同时也对鲁迅进行了生动刻画。
1917年8月7日，鲁迅给蔡元培寄去了拟就的北京大学校徽。两天后，他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等来了另一位任职北大的老朋友，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九日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至夜分去。”这位钱中季，就是钱玄同。钱玄同和鲁迅在留日时相识于章太炎门下，虽不算私交甚笃，但周氏兄弟“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却给钱玄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番钱玄同正是为《新青年》组稿，力邀鲁迅捧场而来。
此时的鲁迅正寓居绍兴会馆，前月张勋复辟让他“愤而去职”，经历了用文艺运动改造国民精神的挫败，越发感到悲哀与寂寞，渐渐觉得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于是在遇不到问题和主义的抄古碑中“暗暗消去生命”。面对钱玄同“你可以做一点文章”的邀约，鲁迅抛出了著名的“铁窗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答曰：“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此后接连几天，钱玄同都来拜访鲁迅，在钱玄同的激励下，鲁迅渐觉希望在于将来，确不可抹杀，便答应为《新青年》撰稿。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使用这一笔名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成为将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新青年》上使用“唐俟”“鲁迅”等笔名共发表50多篇作品，其中小说5篇，包括第6卷第4号《孔乙己》，第6卷第5号《药》，第9卷第1号《故乡》；《梦》等新诗6首；《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杂文2篇；《生命的路》等随感录27篇；译文3篇，通信1篇，所论涉及疗救民族、保存国粹、提倡科学等内容。每一篇都将文字作了“匕首、投枪”，是振聋发聩的木铎，也是悠然发人深思的暗夜钟声。
鲁迅的笔力得到了《新青年》编辑部上下的一致认可，虽不在同人之列，但常常受邀出席编辑部的组稿会议。1920年3月11日，已经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的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转告他。”在此盛情之下，鲁迅于1920年8月7日再次寄稿给陈独秀。陈独秀收稿后，于8月22日给周作人回信，通过周作人对鲁迅小说表示间接肯定：“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这篇小说便是发表在第8卷第1号的《风波》。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专门提到：“《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就这样，在一篇篇“遵命文学”中，鲁迅逐步走出了自我的“彷徨”，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本版撰文/谢艾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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