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新京报 2021-02-23 00:37 大字

《觉醒年代》中展现了毛泽东寻求革命之路的历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届成员合影。《觉醒年代》鲁迅剧照。鲁迅和绍兴会馆。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不少篇幅展现了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情况。这其中就涉及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事情。1918年7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78号刊出《新闻研究会之简章》,公告:本校将于暑假后设立新闻研究会。简章由蔡元培拟就,共有八项:本会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以输灌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研究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造题、通信法、新闻纸与通信社之组织;研究之时间,每星期三小时;校内外人均得入会;校内会员每年每人纳费九元,校外会员年纳十八元,分三期缴纳;既缴之费无论何种情形概不退还;北京大学日刊处,为本会办事机关,入会者向该处报名。10月14日晚八时,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亲临会场并发表演说表示,以往新闻发展全恃经验,倘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有限。北大设立新闻研究会之目的,即要学习科学、效仿先进、利用经验、印证学理。此外,蔡元培还特别强调了“新闻自有品格”,指出研究新闻学、涉足新闻界,则必不能自毁品格,须于正张中提倡道德,避免为盈利计而一味刊登诲淫猥亵之纪闻贻害社会。

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和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所著《中国报学史》中称北大新闻研究会是“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

1918年8月19日,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筹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书记。在这里,毛泽东接触到了大量新闻报刊并申请加入了新闻研究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新闻知识。新闻研究会的导师之一是有“铁肩棘手,快笔如刀”之誉的邵飘萍,他的课给毛泽东印象最深、影响最大。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特别强调“新闻是社会的耳目”,讲究“确实”,并热情翔实地回答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毛泽东所提的各种问题,这些都给日后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和重视埋下了伏笔。毛泽东课下还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了邵在经济上的接济。193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盛赞邵飘萍“给了我很多帮助,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情理想,是性格良好的人”。

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参加新闻研究会改组大会,会上正式将“新闻研究会”定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规定研究满一年以上,由本会发给证书。10月16日,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期满式并向会员发放证书,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32名“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上。但早在3月12日,毛泽东就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了湖南,因此未能亲自领取证书。

新闻学研究会的听课经历使毛泽东对新闻的兴趣越来越浓,对新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新闻理论的实践工作也进一步展开。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这是毛泽东创办并亲自主编的第一个正式报纸。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其间创办了平民通讯社并担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传布驱张消息,争取舆论支持。

在此后的革命工作中,毛泽东也非常注重文艺和新闻工作,善打舆论战、宣传战,提倡“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办报风格,利用报纸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其所出的新闻作品短小精悍,“笔墨战斗”的能力在党内首屈一指,最终凭借“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用“笔杆子”打败了“枪杆子”。

鲁迅与《新青年》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正在热播中。该剧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的变迁为主线,聚焦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者的经历,同时也对鲁迅进行了生动刻画。

1917年8月7日,鲁迅给蔡元培寄去了拟就的北京大学校徽。两天后,他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等来了另一位任职北大的老朋友,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九日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至夜分去。”这位钱中季,就是钱玄同。钱玄同和鲁迅在留日时相识于章太炎门下,虽不算私交甚笃,但周氏兄弟“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却给钱玄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番钱玄同正是为《新青年》组稿,力邀鲁迅捧场而来。

此时的鲁迅正寓居绍兴会馆,前月张勋复辟让他“愤而去职”,经历了用文艺运动改造国民精神的挫败,越发感到悲哀与寂寞,渐渐觉得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于是在遇不到问题和主义的抄古碑中“暗暗消去生命”。面对钱玄同“你可以做一点文章”的邀约,鲁迅抛出了著名的“铁窗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答曰:“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此后接连几天,钱玄同都来拜访鲁迅,在钱玄同的激励下,鲁迅渐觉希望在于将来,确不可抹杀,便答应为《新青年》撰稿。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使用这一笔名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成为将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新青年》上使用“唐俟”“鲁迅”等笔名共发表50多篇作品,其中小说5篇,包括第6卷第4号《孔乙己》,第6卷第5号《药》,第9卷第1号《故乡》;《梦》等新诗6首;《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杂文2篇;《生命的路》等随感录27篇;译文3篇,通信1篇,所论涉及疗救民族、保存国粹、提倡科学等内容。每一篇都将文字作了“匕首、投枪”,是振聋发聩的木铎,也是悠然发人深思的暗夜钟声。

鲁迅的笔力得到了《新青年》编辑部上下的一致认可,虽不在同人之列,但常常受邀出席编辑部的组稿会议。1920年3月11日,已经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的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转告他。”在此盛情之下,鲁迅于1920年8月7日再次寄稿给陈独秀。陈独秀收稿后,于8月22日给周作人回信,通过周作人对鲁迅小说表示间接肯定:“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这篇小说便是发表在第8卷第1号的《风波》。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专门提到:“《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就这样,在一篇篇“遵命文学”中,鲁迅逐步走出了自我的“彷徨”,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本版撰文/谢艾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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