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信星座时 我们在说什么
2014年5月24日晚，《中国国家天文》杂志举办了题为“西方星座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讲座，讲座邀请了天文学家、科学史专家和某商业机构的占星师。正是邀请占星师这一举动，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抗议，数十位国内外知名大学的研究者（以研究生为主）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对<中国国家天文>杂志“国家天文大讲堂”举办占星主题报告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信中指出天文学传播相对于星座文化处于劣势，该讲座违背杂志社的科学宗旨，容易让人误解占星术属于科学（天文学）的一部分，即便目的是引导相关讨论，杂志社的宣传手段也值得商榷。
今天流行文化中星座元素随处可见，偶像剧、综艺、动漫作品中比比皆是，而且西方占星术与本土算命相结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受并使用“星座”相关的话术，问什么星座似乎要变得和西方问天气、中国问吃饭了吗一样普遍。学界也在逐渐接受这一事实，从斥之为伪科学到逐渐正视星座文化，思考星座文化的传播价值和背后的信仰问题。
即便是现代科学工作者，如前述《意见书》也承认历史上占星术曾与天文学同源。事实上作为科学史或者科学哲学命题，什么是科学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科学史界将现代科学形象地称为“窄面条”即狭义上的科学，特指从牛顿革命以来形成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将系统的知识形象地称为“宽面条”即广义的科学，泛指系统的知识或认识世界的方法。
二十世纪占星术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逻辑实证主义失语之后，科学万能论破产，而炼金术被化学取代，天文学却无法取代具有精神指导价值的占星术，因而占星术在二十世纪再次复兴（见朱彤《二十世纪占星术：科学划界与科学检验》）。显然占星术可以是一种宽面条，但决不会被科学共同体接受为窄面条，但其负面判据并没有影响其在科学界之外的传播。因此我们不需要讨论占星术是否是窄面条的科学，而需要探寻的是作为非科学的星座文化为何会流行起来。
本文讨论的就是现代占星术为代表的星座文化和窄面条科学，将从星座文化和科学素养这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不仅还原星座文化（一阶研究）的发展，也还原相关学科研究（二阶研究）的发展；试图通过回答现代占星术/星座文化是否是科学，以思考科学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当前的相关研究是否存在什么不足。
一、现代占星术与星座文化
我们选取知网作为数据库，以星座文化为关键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检索（不以占星术为关键词是因为占星术在人文社会领域除了星座文化，还与古代天文学、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区分度不如现代使用的星座科学），共检索到125篇相关文章。
这些相对学术的文章千禧年前后开始出现，这与当时互联网逐步普及是同步的。文章关键词主要包含星座（包括具体的双鱼座、射手座等西方星座）、古巴比伦、占星学、星座文化、人际交往、大众传媒、自媒体、青少年发展、信念系统等。（见下图关键词共现网络）内容从一开始的借此分析青少年心理，到解析相关社会现象，到近两年以同道大叔为代表的IP分析和以微信平台的创新扩散研究。反映出学界已逐步接受这一现象，并开始从消费主义立场予以承认，并主动推广扩散。
这些文章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比较研究，将对古代-现代、中国-国外的占星术进行比较，一类是心理学、社会学分析，一类是近年来兴起的创新传播研究。我们将重点关注那些分析星座文化的社会学、心理学等文章，看看学者是如何解读并看待星座文化的。
200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君敏的《星座现象的社会学解读》，文中给出了星座文化流行的五个理由：（1）通过和血型、生肖等结合，形成诱人的组合；（2）预测内容包括性格、婚姻、工作等，符合年轻人需求；（3）预测带来的自身满足，特别是准确预测时的满足感；（4）互联网的出现和推动；（5）成本低廉，比中国传统命理学简单易懂。这五个理由直到今天仍是大多数文献所秉持的，只是目前看起来第一点值得商榷，因为这种中西合体的解读现在已经逐渐被抛弃，因为西方更为系统的占星术包括塔罗牌逐步进入中国，更具体系化的星座文化将更具吸引力。除此之外，后续的研究还有从传播角度认为，星座文化的传播存在小圈子，往往呈现出以女性为推动者的布道似的传播（何华莉《星座与爱情——对校园“星座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信息技术更为快捷，这种传播方式也面临更新换代，特别是粉丝文化的兴起，星座文化似乎已经过时。从文化角度看，学校无法提供大学生需要的主流文化，而社会层面又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当今社会是风险社会，安全问题、信任危机、制度问题都使得大学生投向星座文化（见鲍铁文《大学生星座文化成因刍议》）。
围绕这一社会现象，不同学者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大多持宽容态度，并没有像自然科学学者一样斥之为伪科学。他们更多的围绕这一现象的成因，给出正反面的社会影响。事实上，正如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阻断了人们的想象力一般，永远只从科学-伪科学模式思考星座文化，可能也会妨碍我们对星座文化的理解。
韩紫薇在《星座文化对于青少年的价值》中的辩护可谓一针见血。她指出星座文化的价值就在于自我选择的语言和价值观，与其说人们通过星座来认识自己，不如说是通过星座的语言来构造出一个自我，通过星座语言中模棱两可的话语逐步搭建出一个自在体。这是从萨特的哲学角度给出的极为深刻的认识，因而她认为星座文化具备了教育的价值：（1）星座文化将性格细化，将品格精准到待人接物之上，给青少年积极向上的指导；（2）传统的教化是以外在榜样为对象的，星座却以自身为对象，建构出一个新的自我，；（3）也正因为此，星座的人性观不再是假大空的概念。后续的确有人跟进了相关研究（如王柯瑾《“星座文化”对大学生受挫行为合理化的影响研究》），大学生的确可以通过星座构建新的自我。因此韩紫薇做出了以下辩护：（1）作为大众文化的星座，本质是取悦大众，自我认识是大众极为关注的内容，星座虽然浅薄但通俗易懂，极具生命力，我们要做调节市场的手，去引导更健康的星座文化；（2）星座是否科学根本不重要，文章极为深刻的指出，自我认识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一味的以“伪科学”进行反驳，本质上是默认科学是唯一的价值，将科学等同于正确，实际上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科学也可以选择不科学。本质上和中国传统的生肖等命理也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类似这种的分析，完全脱离了科学话语体系的讨论，甚至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者而言，等同于话语权的剥夺，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者而言，他选择了科学，必然是出于对科学的价值认同，本质上会回到“两个文化”的分歧上来，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而较为系统的分析来自邢婷婷的《命理信仰在当代的复苏》，文章认为星座文化是目前命理信仰最浅的一层，虽然谈论者很多，但层次普遍较浅，“青年人虽然熟练运用这一套符号话语，但是他们并不深究背后的知识体系，也不是必然将星座运势作为行事的依据。在他们看来，星座文化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更多是一种社交方式。”它的传播呈现弥散式的特点，虽然不是青年人文化的核心，但是文章也指出很多人通过星座走向了命理理论。文章指出命理理论复苏的原因是：（1）青年个体处于“脱嵌”状态，他们追求独立，游离各种群体之外，但是又需要群体的慰藉，而星座提供了这样的低门槛话题；（2）线性进步史观和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焦虑，使得青年人寻找自身力量以外的慰藉。因此文章也明确指出，“命理信仰的出现和兴起并不代表着科学观念地位的下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两条道路，解决的是两种问题”（但文章没有给出论据）。当今社会科学是主流价值观，而星座则赋予他们个体的意义，当然文章也指出要避免星座的宿命论和虚无主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再次可以看到，和自然科学研究者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宽容，本质上是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决定的，前者奉科学为圭臬甚至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淖，后者多秉持文化多元主义甚至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淖。
二、星座文化的实证研究
除了定性分析，国内已有的研究也有少部分定量的实证性研究，不同的社会学调查，也能得出有趣的对比，下面举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中国传媒大学陈锐《大学生星座文化接触行为研究——消费文化下的青年时尚透析》中通过问卷考察了大学生星座文化的动机，文章认为大学生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好奇和消遣，其次是群体影响和社交需要，这是由大学生心理决定的，文章潜台词似乎是别担心，等他们老了，他们就不信这个了，会信点别的什么了。事实上，星座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文化话题了，大家已经默认的接受了它。
中国人民大学黄文彬《高校人文社科工作者中星座预测现象研究》进行了样本量较大的调研和访谈，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1）大多数受访者不相信本土迷信，而对舶来品相对迷恋；（2）星座预测在年轻人和高学历知识分子中中盛行，各种迷信在女性中都很有市场；（3）地域性明显，东部要比中西部更容易相信星座预测；（4）学历越高越容易相信星座预测。不过文章并没有解释原因。其中第三点地域性因为样本地域性不足，存在疑问；而且其表述存在很大的歧义，如选项中有些相信星座预测的描述并不精确，有些的程度是什么样的，相信星座预测也存在多种解释，都是文章没有给出的，这也是大多数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后面也将进一步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大学生星座观调查》将迷信和宗教都视为科学、无神论的对立面，主要对北师大不同院系的进行了调查，文章粗暴的认为女性更容易信星座是因为生理结构不同，更容易迷信。优点则是问卷很细致，很多很细的切入点，以避免单纯的二分法。
但这些调查总体来说比较死板，我们不妨来再来看一个国外的案例（见坎平《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believe in astrology?》）。尼古拉斯·坎平（Nicholas Campion）是一个占星师、历史学者，接受过严格的历史学、社会学训练，他自己对占星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当然是从他的立场）。
他的数据库来自1975年到1996年间在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其中大约25%的成年人对类似“你相信星座吗”这样的问题回答“是的”。于是坎平自己也进行了研究，他对英国占星学会进行调查，大约只有27%受众表示相信占星术，这个比例和普通人差不多，坎平感觉不可思议，于是进一步调查发现原来是调查的用词会产生歧义。对于那个占星学会而言，大多数人认为，占星术就是客观存在的，而信仰是去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在对以18岁到21岁男性为主的学生群体进行调查时，他发现，70%的人每月看一次星座专栏，51%的人会重视星座专栏给出的建议。其他的问题答案多种多样：98%的人知道自己的星座，45%的人认为星座典型性格与自己性格相符，25%的人认为星座能作出准确的预测，而20%的人认为星座真的能影响到地球上的生命。较高的数据与之前的一份“73%英国成年人相信星座”的调查结果相近，而最低的数据与盖洛普民调结果相似。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只问有多少人信星座，我们很可能困惑，因为这个比例是如此的跳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信仰”本身的多层次和复杂性，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学的调查需要很细致的问卷，和很靠谱的统计，前述李志英的调查就要比陈锐的调查更细致，李志英的研究表明北师大的学生78%只是无聊时候玩一下星座。
三、信星座与信科学
类似的问题在科学方面同样存在。试想，我们如何评价一个人是否信科学呢，是能出灯泡为什么发亮的原理，是知道牛顿三定律，抑或知道核反应的原理？
实际上，我们常用科学素养调查来衡量，这是美国学者米勒1983年提出的。二战之后美国加大自然科学投入，并推进教育改革，米勒基于社会学方法制定了一套评测体系，很快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采用。
但这一测评方法并不能让人高枕无忧，虽然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也只是单纯的、机械地套用这些方法，但也有一些学者反思方法背后的价值取向和改进措施。李大光《2018国际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提出的挑战》中就提及了前述星座文化调研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不仅仅是字词的多义。他指出中国科学素养总体是低于美日韩的，但是在历次调查中，中国公众能回答正确进化论（演化论）相关问题的比例均在70%，而这一数据2018年美国是52%，以色列是63%，欧盟70%。李大光敏锐地指出，科学素养本质上是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了解程度，不同文化里的“常识”“成见”会影响人们的判断，中国特有的国情使得民众对进化论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仅仅是结果的知道，而非内涵的了解。又比如50岁以上的人可能对新鲜事物接受程度不如年轻人，他们可能不熟悉互联网，如果由此出一套以互联网为考题的科学素养测评，能说明50岁以上公众科学素养低于年轻人吗？单一数据尚且存在这么大的迷惑性，更不用提最后得出的综合数据了，这样的数据掩盖了真正的复杂性。
正如李大光文末说的“由于中西语言存在差异和基本理论存在差异，中国对科学素养的概念进行了改造，多年来坚持最初引进的概念和指标一成不变，同时把科学素养综合数据当成唯一的衡量指标，为了一个数据值的高低而竞争攀比，为调查而调查。”却忽略了调查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
由此，我们知道当我们单纯地说一个人是否信星座或者信科学，首先信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多义，何况信的内涵极为复杂，单纯地说信与不信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好像因为坎平是占星师，他信占心术同时又符合学术规范，他为此写了一本书《What Do Astrologers Believe？》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评价他的学术价值难倒会因为这一点而有所不同吗，这不是和科学标榜的价值取向不相符吗？
只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已经习惯了单一化的看待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科学观念和政治观念等保持着高度一致，但其他国家的人并不总是这样。这个世界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每一个占星师都是不同的，正如每一个科学家都是不同的一样。科学和人文的鸿沟之所以大，并不是由于无法沟通，而是因为固执与傲慢的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最后我们不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当我们问一个人是否信星座或是信科学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问什么。首先，从社会学调查角度而言，语义的歧义和重复会干扰我们的的判断，我们必须在同一语境下提出这一问题，并确保“信”的内涵。坎平的调查已经说明占星师的“信”可能和大多数人理解的信仰不太一样，这或许也解释了国内研究中观察到的为什么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信星座的比例更高，正如邢婷婷指出的那样，信星座并不影响科学成为主流，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后面会进一步解释的两种不同的信。其次，语言代表的是认识，如果我们说的是方法论上的信，那么信星座和信科学意味着星座和科学都是工具，这倒很符合中国人的民间信仰，什么神祇有用拜什么神，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用，星座可以解决部分人的价值问题，所以会流行。如果我们说的是本体论上的信，那么星座和科学本质上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当前流行的进步史观会让更多的人采用科学的世界观，背后的原因却千差万别。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即自由意志和价值选择。从简单的排列组合我们就可以知道，理想状态下，人们的信存在四种情况：即方法论的星座本体论星座，方法论星座本体论科学，方法论科学本体论科学，方法论科学本体论星座。但实际情况可能大不相同，可能方法论和本体论都为科学的人会比较多，因为近代以来科学教育逐步建制化，星座（或别的神秘主义或地方文化）相对没有那么多资源。甚至诞生了所谓的科学主义，即极端的认为不以科学为本体论的人都活该被骗、被淘汰、没有生活的权利。而且关于价值选择本身也是价值负荷的，有些人认为选择科学是美的，其他就是丑陋和愚蠢的，有些人认为选择科学是古板的，社会不应该那么冰冷。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单一的价值，也从来不那么理想化。怎么看待这种多元，本质上也是一直价值选择，讨论也就没有了尽头，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的科学要比物质的科学复杂的多。我们也只能展示出这种复杂性，然后在这里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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