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的江南文人 为何大谈精致生活不等于过度消费？
本文原标题：《四百年前的江南文人，为何在朋友圈大谈精致生活不等于过度消费？》
原创：郑周明
如今，每当有一部大热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出现，传统文化爱好者便会以网络趣缘群体形式如数家珍般“考据”其中城市格局、服饰用具等方面的历史还原度。这个过程也让年轻群体不断加深对传统文化细节的认知与感受。
而现实生活中，朋友圈也在谈论风雅的现代精致生活该如何实现，一部分人会简单归因于消费能力，面对制作精良的匠人作品与创意有趣的“国风”文创，产生了过度消费的现象，却恰恰忽略了，生活审美化的实现并不在于器物，而更多是将文化精神内化于心。
网剧《长安十二时辰》
网剧《陈情令》
你是否知道，类似的讨论也出现在了400多年前的明代？在明代的江南地区，曾经掀起很长时间的文人审美与消费文化之间的抗争，为了迎合附庸风雅的商人群体的需求，粗制滥造的文房器具流行市场，在一部分文人看来，过度消费的风气让大众误解并远离了“风雅生活”，也降低了江南文化的格调。
借助刘士林、陈江两位专家的讲述，以及文徵明、仇英、文震亨等文人的作品资料，今天的我们有机会进入江南文人的社交现场，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雅趣审美与消费文化的。
明 文徵明 兰亭修禊图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想象大约四百多年的一个春日，许多文人汇集在某个名士的私家园林里，开始了春天的文人雅集。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甚至更早，但那场因为王羲之而被记载下来的兰亭雅集活动毕竟给后世的文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明代的文人社交活动里，围绕艺术欣赏和创作展开的主题雅集大为流行，身处其中的画家仇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具体的场景细节，园林中三两文人各处一隅，或是玩古鉴珍，或是烹泉品茗，或是对弈手谈，有时候也会两人独坐，参禅悟道。
若想顺利进入传统江南文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在书画里寻觅分析更多的社交互动细节，这方面，“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留下了许多痕迹。和今天我们的“朋友圈”一样，人际之间频繁的礼节性互动也发生在文徵明和友人之间，而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可以借助各类复制品来完成艺术欣赏与再创作，但在传统文人世界里，历代艺术品散落在不同家族名士手中，终生难以窥见，而拥有一件原迹并愿意拿出来展示是可以在社交圈里获得声望的象征，这也成为了频繁举办聚会活动的一个最佳缘由。
明 仇英 竹院品古图 故宫博物院藏
在欣赏品鉴过程中，被视为“吴门画派”领袖的文徵明常常应邀落下题款或序跋，在他存世的众多作品里，有大量并不来自于自发的创作，而往往是在社交活动中作为人情礼物交换来进行的，他自嘲称之为“清债”，英国艺术史学者柯律格则对此有一个更恰当的形容词，“雅债”。也正是这种“雅债”行为，促使明代文人在创作的书画里呈现了真正的文人生活场景，其中传递出的性情与烟火气，甚于文字表达，也定格了明代文人区别于其他时代文人的典型形象。
蔡羽、汤珍
今天来无锡惠山游览，正是新茶时节，众人自在，我等须请文徵明留下墨宝。
方才打了个喷嚏，定是有人惦记我的墨宝了......
文徵明
明 文徵明 惠山茶会图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而与此同时，园林里雅集的文人们，也感受到了围墙之外社会生活正在远离他们的传统观念。晚明社会消费文化的逐渐发展，为江南地区带来了竞相奢侈的风气，大众对餐饮文化、休闲活动的丰富性痴迷不已，而文人阶层里许多人则醉心于附庸风雅，收集各类器物装饰家中却毫无章法，同时工商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引发文人的讨论和焦虑，被压抑的前者始终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经济活动也聚焦于并不利于社会宏观发展的典当放债领域。
从这个角度而言，重新观察明清时期文人对社会变化产生的观念与反思，在今天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与华东师大陈江教授在近期沪上举办的“最“艺”江南”文化十讲讲座上所指出的，在现代消费文明语境下，大众对江南文化真正的美学精神日趋陌生，转而以西方文化来代替自身传统，面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生态和人文的矛盾无所适从，此时，通过回看江南文化的精神脉络以及应对消费社会的反思，有助于我们确立江南文化美学的精髓与边界，以此协调现代个体的身与心、形与神、实用与超越，重建内心的江南文化家园。
最“艺”江南 文化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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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康德曾有一句名言，“美在于形式”，这句话用于形容江南文化也很适宜，江南文化里的种种文学艺术形式，大多可在别的地域文化中找到同类，但人们提及江南文化这几个字，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审美感受，它无关于内容变化，已成精神体验。要上溯这种文化的成型，刘士林教授认为有两个文本不能忽视，一是南朝民歌，另一则是《世说新语》。
当北朝民歌里吟唱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时候，南朝民歌里已是“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国学家王国维曾试图寻找原因所在，说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善玄想”。刘士林则给出了高度评价，从南朝民歌开始，“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和宇宙的审美意识和艺术体验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境界”。几乎在同一时代，《世说新语》的出现让今天的我们有幸能看到当时文人具体的精神性格。王羲之、王子猷等在文人交往中的旷达自然，阮籍等人的狷狂自由，以及更多名士的归隐形象都给后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究其原因，如美学家宗白华曾归纳的，他们生活在“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他们也酿造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种矛盾性形成了一个纯粹的美学时代，推崇个人性情，提炼山水灵性，并由此创作出了一批文学艺术作品，为后代文人建立起“振衣千刃冈，濯足万里流”的内在精神表率。
唐 孙位 高逸图 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同样生活在权力高压时代的明代文人，身上也有着复杂的矛盾性。面对坎坷仕途以及工商阶层崛起带来的自身社会地位的滑落，陈江教授认为，“江南文人的心态陷于空前的复杂和窘困之中，并因此而产生深重的压抑感和危机感。”众多文人产生了归隐心态，但与魏晋时期走向田园的隐匿形态不同，明代文人更倾向于“大隐隐于市”，通过园林、书斋和茶寮等多种生活空间来体现自身的性情品味，也隐含了对抗消费社会粗俗化的心理因素。
文徵明 拙政园图册之一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左）
今天的拙政园（右）
以明代中后期兴起的园林修建热为例，据陈江大致统计得出，苏州府当时就建造有近300座私家园林，松江府则有100余座。每一座大型园林背后都有着一张文人社交网络隐藏其中，像知名的苏州拙政园，建造者邀请吴中文人领袖之一的文徵明参与设计，建成后文徵明也依园中景物绘图三十一幅相赠，还手植紫藤树一棵，至今留存园内。私家园林作为自然山水的浓缩替代者，为当时的文人群体提供了一个与围墙外大众消费风气相隔离的“隐居”空间，在这里，他们宛如置身山水之间，抚琴论道，品鉴艺术，文徵明曾写道：“尘土不惊幽径寂，十分清思属琴尊。”
当然，只有极少数文人有能力拥有属于自己的园林，更多的还是围绕着书斋做文章，书斋之外，山石罗列，花草其间，布置出一小片微型山水景观。那么如果连这样的条件也不具备呢？江南文人又创造出一种更微型的园林模型——盆景。受文人生活的影响，当时商人也喜好布置一个书斋或是购买盆景装点家室，但往往毫无章法，《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书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书房两边挂四轴名人山水图，黑漆琴桌一张，铜炉几个，书籍堆满。其实像这样的陈列摆法，在文震亨眼中，是“最俗”。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左）、《长物志》（右）
作为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写了一本在今天看来几乎是生活美学最高雅趣的指南书《长物志》。文震亨正是出于看到社会上新富群体涌现，大量购置文房商品堆陈家中，消费泛滥以及缺乏品味的社会现象之后采取的应对方式，在他看来，“雅趣”不是一种被消费的生活方式，不意味着可以通过购买方式来获得，相反它内含的品质是“节制”，如何通过少量精致的文房用品与恰当的呈现形式来提高生活雅趣，并且希望这种雅趣不被忘记不被误解，是他编写《长物志》的主要目的。他也呼应了同时代另一位文人沈德符所担忧的，古玩收藏“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好事”一词是明代消费主义抬头、侈靡之风盛行的一个关键词。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中的苏州古玩摊，辽宁博物馆藏
明代江南文人这种不避谈俗世的情怀志趣，反复厘清“清雅”与“低俗”的坚持，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陈江进一步指出，“正因为有了道德节操上的认识与坚守，江南文人身上还存在着抗争的一面”，从面对朝廷宦官势力的群体抗争，到明末面对朝代更迭与民抵抗乃至以身殉国，江南文人身上的精神气节一脉相承，如明末大儒顾炎武所言，文化的兴衰始终是文人关注的核心。
这些精神丝丝缕缕，至今仍是江南文化里的核心财富，得到承继，同时也在文化层面不断加深着今后长三角一体化的结合。如今，崇尚生活美学的风气在大众文化中颇为流行，古风、国风盛行于年轻受众聚集的影视、动漫等产业之中，这为现代个体平衡物质生活与心灵生活提供了弹性的调和，此时不断回看传统江南文人生活的种种细节，无疑有助于探寻现代生活美学的源流，也将看清自身江南文化流淌的脉络与走向。
今日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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