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散文的金庸
□本报记者 江丹
金庸去世5个月后，他的散文集《莫若相逢于江湖》上架，其中30余篇作品之前从未在大陆发表过。在散文里，金庸谈他的武侠小说，谈他的故友，谈他热爱的历史文化。如果说，人们从小说中认识了金庸的很多个影子，那么从这些散文里，看到的则是一个更加真实直白的金庸。
武侠大家谈武侠小说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很多人的青春江湖。躁动的少年们想象自己是郭靖，是乔峰，是令狐冲，是金庸笔下任何一位武功盖世的英雄。很多年后，他们提笔怀念金庸，却发现心中满是自己去而不返的青春，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鲜活的时光——从虚构的英雄梦中获得某种朴素的人生观，既要有侠气，也要有义气。
在散文集《莫若相逢于江湖》中的《韦小宝这小家伙》中，金庸写了很多他对武侠小说的理解，中国读者之所以喜欢武侠小说，是因为其中最根本的侠义精神是为大家所普遍认可的。
“‘侠’是对不公之事的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金庸写道。在他看来，中国人普遍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关羽比诸葛亮更受民间欢迎，而不文不武的宋江能为众家英雄敬之服之。
在金庸的那些侠义故事里，《鹿鼎记》是个特别的存在。不同于郭靖、杨过、乔峰这些匡扶正义的大英雄，韦小宝显得有些流里流气，以至于《鹿鼎记》在报刊上连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去问，《鹿鼎记》是否为别人代写。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样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因为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金庸解释，“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男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在这些直白的散文里，金庸坦言，他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一个怎样的主题，他只关切其中的人物与感情，所以他也更喜欢《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神雕侠侣》等这几部感情较强烈的作品。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试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金庸认为，礼法习俗都是暂时的，人的感情更久远，比如3000年前《诗经》中人们便有欢悦、哀伤、悲苦，至今依然，再比如借郭靖之口所说的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放到现代也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斯人已去，只能怀念
在《莫若相逢于江湖》中，有几篇是金庸写同行，比如他的朋友梁羽生、他敬重的作家巴金，以及曾以文章抨击过他的王朔等。令人唏嘘的是，这部散文集的最后一部分收录的文章，是严家炎、张纪中、冯其庸等人怀念逝去的金庸。
在武侠江湖，梁羽生和金庸是两座高山。两人生于同年，但金庸略小。梁羽生一直“耿耿于怀”，明明金庸算是他的后辈，名气却大过他，而且所有批评家也都认为金庸的作品好过他的。
其实两人是挚友，曾同在报社工作，又同好武侠小说与围棋。金庸在《痛悼梁羽生兄》这一篇中写到，得知梁羽生去世后，他流了很多泪，为之写了一幅落款为“自愧不如者”的挽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都是书写侠义故事的大家，两人各有各的谦虚、真诚和坦荡。有一次，梁羽生告诉金庸，其在《三剑楼随笔》中提到的“秦王破阵乐”，这个秦王不是秦始皇，而是唐太宗。金庸在拟定回目时，也常常得到梁羽生的建设性意见，比如出现在金庸小说里的“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便是来自梁羽生。
“指点很轻声，怕人听到。现在我公开写出来，好教人知道：梁羽生指教过金庸，而且金庸欣然受教。”金庸写道。
在金庸书房的书架上，有一张印有巴金肖像的瓷碟。“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所十分敬佩的文人。不但由于他文字优美，风格醇雅，更由于他晚年所表现的凛然正气，巨大的正义感。”金庸在悼念巴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他看来，巴金后来的作品《随想录》，是一场“慷慨正直的自我检讨，痛自谴责”。
对于敬仰的同行，金庸毫不吝啬他的赞誉，而对于来自同行的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批评，金庸也会提笔回击。1999年，王朔刊发《我看金庸》一文，称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是“四大俗”。
金庸接受了一些批评，但也有自己的坚持：“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欧化，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金庸自我介绍说，他的小说语言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红楼梦》和《水浒传》。
时代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让今天的我们对语言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能从王朔的小说里感受语言的畅快淋漓，可当我们翻开金庸的作品时，一种传统的韵味美感飘然而出。
倪匡确实为金庸代笔了
众所周知，金庸封笔甚早，1972年便停止了武侠小说的写作。在《谈武侠小说》一文中，金庸坦陈自己不再写武侠小说的原因是已经写够了。在他看来，什么事情总有终点，不能老下去，而在武侠小说方面，他想要表达的已经差不多了。出于对历史文化的热爱，金庸一度想进行历史文化小说的创作，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最终不了了之。
曾有传闻称《天龙八部》中的部分内容为另一位香港作家倪匡代笔。金庸对此毫不避讳，诚实相告：“因为当时我要出门旅行一个多月，我请好友倪匡先生代笔，写一个单独的故事，当时说明我将来出书时要删掉的，他也同意，所以报上连载时有一段是他写的。印成书时，就没有他代写的那部分了。”
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作品被多次影视化改编，对此他似乎不是那么满意。“如果编导先生觉得小说故事太长了，删改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加进很多东西。只要不加我就满足了。”金庸写道。对于自己之前一些作品的影视化改编方式，金庸觉得“不太满意”。
其实，很多“80后”“90后”认识金庸，正是从这些影视作品开始的，殊不知，他们并未能从中体味到金庸作品的原汁原味。而“70后”认识金庸，则大多是真正因为他的那些小说。
1990年代，金庸小说风靡，但图书市场上常见盗版作品。金庸对此并非不知情，他觉得能多一些读者看到，他会高兴，但收不到版税，他又不高兴。
在当时针对王朔批评的诸多解释和反驳中，其中一条今天看来依然十分有意思。金庸如是写道：“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大陆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
尽管那时候武侠小说正是热闹的时候，可金庸却对它的前景并不乐观：“香港和台湾本来很多人写，现在几乎没什么人写了。将来希望大陆一些好的作家愿意花时间写武侠小说，将来有好的作品。但武侠小说要有历史背景，如果有些年轻人对中国古代生活不熟悉，写起来会比较困难。”
事实证明，金庸的担心似乎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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