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议事制度
□徐敏
自古以来，各类议事制度就是汇报国事、了解民情、传达政策的重要方式。在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一人决策，但中国自古就有反对专听、取谋于众的传统，所以也有几种重要的议事制度。最重要的两种是“朝参”和“集议”，其中“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是古代朝廷决策国家大事的议事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议事形式。人们经常在古装剧中看到的天子高坐、臣子们在堂前跪拜并汇报各自掌管的领域的大事以及君臣之间商议事情的场景，就是“朝会”。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国家发生诸如改革、颁布典章或者自然灾害时，皇帝都会开朝会。朝堂上的空间有限，并且不是非常大范围的会议，所以并不是所有在京的臣子都有资格参加，汉代一般三公九卿等正五品以上的国家要员参加。“朝参”实际上是一种御前会议或者内阁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唐代以后，朝会被制度化，变成了早朝，基本上每日举行，所以唐明皇后期因沉溺于后宫而被批评“从此君王不早朝”。
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朝会是新年第一天举办的朝会，也称之为“大朝会”。天子接见诸侯、百官的目的是“图天下之事”，询问地方的治理情况，谓之“图考绩”。在周朝，诸侯需要十分详细地汇报诸侯国内的治理情况，也称之为“述职”。“述职”一词自古就有，《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到了秦朝，为了扩大新年的大朝会，体现皇帝临朝时的庄严肃穆与盛大气派，秦朝修建起富丽堂皇的朝前宫殿阿房宫，此后凡重大国事，如议帝号、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均在此朝堂前殿颁布。
汉代的大朝会中还有一项“年终考计”制度，地方州郡的“一把手”或主要僚属需带上“计簿”，这类似于今天的“统计报表”，到宰相府上报年度的“地方政绩”，名曰“上计”。这一“上计”，有时还由皇帝亲自出马“受计”，就是直接听取地方官吏的汇报。此制到隋唐时称为朝集，汉时的“上计吏”亦更名为“朝集使”。可见大朝会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一次国家大会。
“集议”则由地位比较高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者同意召开的会议，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讨论范围和内容相对复杂。因为皇帝不参加，所以集议的开会气氛比森严的朝会活跃得多，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也导致了议案很难一次性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集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参会人员一致通过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未能出台，导致上至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是历史上比较少见的特殊事件。
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据《汉书》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谏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
回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在国家昌盛、君王清明时代，也是各类议事制度比较完善，并且能在国家决策层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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