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行侠传——一代武侠小说宗师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10月30日金庸去世的消息引发世人如潮感怀。“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金庸先生被普遍认为是读者最多的华语作家,即使现在重拾他的小说,仍可依照“初始平平,渐入佳境,直至深不可测”的旧时评价。这样的魅力,确已超越时代。梳理金庸著作,可见其小说其形式虽是古典的,内核思想却是现代的,继承了中外通俗小说之脉络,并“超越雅俗”,开创了武侠小说的一个崭新时代。
本报记者王昱
>>大侠出世:正值江湖纷乱时
武侠不是金庸首创,但金庸以前的武侠今人读来一定很不习惯,甚至会觉得古典武侠里的侠客都很憋屈。
在中国所有小说派别中,武侠小说是最先成熟的体例。明初的《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而《水浒传》的前半部分就是一部很好的武侠小说,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武二郎景阳冈打虎,这些侠气纵横的情节为中国武侠走向繁荣做好了铺垫。
但非常奇怪的是,中国武侠小说随后的发展,就如同《水浒传》70回之后一样,迅速陷入了萎靡、低沉和烂尾当中。小说中的侠客们越混越悲惨,一直到清末的《七侠五义》时,干脆沦为奴仆和跟班。
放眼世界文学史,这个现象都非常特殊。崇拜英雄是人类的天性,所以无论是欧洲的骑士小说、日本的武士小说还是美国的西部小说、超级英雄小说,都是体例开创之后就迅速得到追捧,进入了繁盛期。唯中国武侠不然。“侠以武犯禁”这顶大帽子压得中国武侠喘不过气来,崇祯皇帝时期,《水浒传》被列为“禁书”,并且要求各地焚毁；清朝时《水浒传》更是被称为“至邪说传奇”,并且专门设立“官书局”严查。
转折发生在清末,慈禧太后病急乱投医扶持起来的义和团虽然在现实中不敌洋枪洋炮,却在江湖上留下了“神助拳”的传说。中国武侠因为有了点玄幻的味道,突然“垂死病中惊坐起”。遗憾的是,由于这次“武侠中兴”起源于走江湖的“大师兄”们打把势吹牛,所以这种幻想文学迟迟没有跟现实进行区分,导致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相信黄飞鸿、叶问、陈真的那些“拳打沙俄大力士、脚踢日本黑龙会”等传说故事都是真的。
1954年香港武林两个门派发生矛盾,决定在现实中举行比武。然而,当传说中的“神功大法”在现实中化作撩阴脚和王八拳时,这场比武却成了公众的笑柄。武侠的传说眼看要随着现实武术的难堪而再次没落,关键时刻,作家梁羽生写了本小说把文学幻想与现实区分开来,这就是被誉为新武侠鼻祖的《龙虎斗京华》。正是在该书的启发下,金庸在这“江湖”最混乱的时刻,走上了武侠小说的写作之路。
>>神功初成:名师原是西方来
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先天营养不良,在梁羽生开创“新武侠”小说体例后,金庸古龙等一批大家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乞灵于西方通俗小说,从中借来元素,充实武侠世界。其中,古龙的选择是剑走偏锋,大胆借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等悬疑推理小说家的笔法,创造了陆小凤、楚留香等亦侠亦探的主角。而金庸的笔法,出自更显赫的“名门正派”——他师从的是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通俗小说家大仲马。
晚年的金庸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大仲马的喜爱和模仿,他曾对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说:“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从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在所有大仲马作品中,“《侠隐记》(即《三剑客》)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
那么,金庸从大仲马那里究竟学到了哪些“上乘武功”呢?首先是情节的安排。在金庸的很多小说中,都有一个雷同故事曲线——主人公意外遭难,流落荒谷、地牢甚至古墓,却因此偶遇高人,得传绝世武功。这个情节毫无疑问是对大仲马名作《基督山伯爵》的模仿和致敬。有不少批评家认为金庸这一写法的重复单调,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作为一本通俗小说,还有比主人公先遭大难又奇迹般发迹更抓人眼球的吗?所以金庸的这种借鉴非但不是败笔,反而是成功。
金庸武侠另一个常被诟病之处,其实也源自对大仲马的模仿——金庸笔下的大侠们,时刻自带“不差钱”的属性。哪怕是最倒霉的令狐冲,在流落江湖时,仍能掏出大把碎银子买酒豪饮。这跟传统武侠的主人公一落魄就要秦琼卖马、杨志卖刀真有天壤之别。金庸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如果你看过金庸最喜欢的《三剑客》,就会发现他其实受了该书的影响。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故事背景在17世纪的法国,其中出场的剑客们都是在各地有采邑、到巴黎“用宝剑为国王服务”的封建贵族,这些人“不差钱”是应该的。他们追求的是荣誉而非生计。
金庸笔下的侠客,其实是一批披着中式武侠外衣的西洋贵族。传统武侠中的侠客们都是社会上的下九流,大多数时间为求生奔忙。但到了金庸笔下,侠客们却不差钱、讲尊严。为了烘托侠客们的贵族气,金庸甚至改造了其武侠世界的格斗规则——传统武侠中,十八般武艺原本无甚高下之分。但到了金庸武侠中,名门正派大多使剑,还是在真实格斗中相当吃亏的单手剑。究其原因,恐怕仅仅是因为这样更接近17世纪欧洲贵族们的击剑决斗吧。
这种移花接木,其实是金庸最大的成功之处。由于所有人物都似乎已经财务自由,江湖儿女们的独立人格构建一下子变得简单了。大侠们在辞谢名利诱惑、浪迹江湖时,可以走得潇洒决绝。他们任侠率性、以追求自由和个人的自我实现为人生目标,于是才有了那个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金庸式江湖。因为只有这种江湖,才符合现代人文主义的审美观。
>>开宗立派:满纸侠气筑一梦
金庸的武侠源自对大仲马小说的模仿、套用,在写作后期,他越发显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
大仲马曾说历史是他“挂小说的钉子”,诚如其言,他的大多数作品也仅仅是被动地“挂”在历史上。人物虽然任侠帅气,但对历史却缺乏反思。然而金庸却试图突破这一局限,他作品中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人公,时时刻刻都在试图参与到历史洪流当中,在其中挣扎,并作出反思。于是我们看到了《天龙八部》因民族认知错位而迷走的乔峰,看到了《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追寻“侠之大者”的郭靖。透过他们,我们依稀能看到金庸本人也在思考:如果将一个有现代价值观判断的人投入空前残酷的中国历史洪流中,他又能作何选择呢?这种思考,是金庸超越大仲马之处。
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自身价值追求,只图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主人公韦小宝。侠的追求在该书中遭遇了反讽。同属金庸晚期作品的《笑傲江湖》似乎又为侠客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金庸索性抛却历史背景,让江湖在幻想的意境中自由生长。反而将书写得最恣意随性,书的结尾,主人公令狐冲与爱侣任盈盈“曲谐”,获得了金庸所有小说中最美好的结局。
这是艰难却又具有标志性的一跃。因为金庸借此为武侠小说开启了一个幻想的王国。
金庸逝世后,不少西方媒体都将他称为“中国的托尔金”,而非“中国的大仲马”。除了法国人,大多数人都认同:前一种评价其实比后者还要高一些。因为大仲马不过是写了自己的“历史小说”,而借由《魔戒》创造整个中土世界观的托尔金,却是今天蔚为大观的西方奇幻文学的鼻祖。
真正的大师都是做减法的,托尔金隐去了现实世界的自然法则,由《魔戒》这个基础设定出发,西方产生了无数天马行空的奇幻小说。同样,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让本来时刻束缚着江湖的朝廷隐去,让江湖更加自由纵横。后世的无数武侠小说,都从《笑傲江湖》借鉴了这一灵感,大侠们终于可以在这样的小说中肆意行侠。
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本想步大仲马后尘写“历史小说”的金庸,最终与托尔金一样在“幻想小说”上开宗立派。
这就是我所见到金庸的“行侠”之路——从已然萎靡的传统武侠中出发,师从西洋名师,反思中国历史,然后将侠客引入远离庙堂的幻想江湖,终于“曲谐”。归根结底,金庸笔下那些独立、自由、有着独立人格和自身价值判断,甚至带点西洋贵族气的新侠客,是中国文人在经历近代人文启蒙后,被塑造出来的新的道德追求。虽说千古文人侠客梦,但金庸的武侠,却只属于与人文主义遭遇的当代中国人,所以它成了我们独有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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