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好编剧不超过50人？优质编剧为何这么少
文 | “广电独家”记者兰之馨；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流程不科学，非常要命。”
编剧余飞与自媒体上留给人的直率印象无二，开门见山，一上来就指出他认为目前编剧行业存在的最大问题：创作流程不够科学，不够人性化。
他还表示，包括付款、署名、抄袭等在内的诸多编剧可能遇到的维权问题，都跟剧本运作流程有关。
余飞说，流程问题不分成熟编剧还是新编剧，即使从业20余年，他也依然免不了会遭遇。
“真正好的流程应该灵活机动”
先出大纲，大纲过了出分集，分集过了再出剧本，这是目前国内剧本创作的通行流程，循序推进，过程很长。影视公司试图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似乎并无不对。然而，剧本创作又是非常个人化的。在余飞看来，剧本创作恰恰是管理不了的，真正好的流程应该灵活机动。
“编剧聊到兴奋处，会想马上着手写剧本，但流程不允许——只有严格按流程走，编剧才能一笔一笔拿到钱。出于自保，编剧只能抑制热情，先做不愿做的事情，等到真正要写剧本时，很可能已经没有热情了。”
余飞说，“其实没必要大纲、分集、剧本每一步都提意见，直接对剧本提意见，改完就完事儿了。大纲、分集是思考过程，出现变化甚至相反的结论都是正常的。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棵树自会长成一棵树的样子，我自己知道要怎么长。过程中是有麻烦，但有石头压着我会顶开，没有阳光我会去找阳光，底下有问题的枝丫我就放弃……这些麻烦，在过程中我都可以解决掉。但是如果今天掰一下、明天掰一下，可能就被掰死了。”
余飞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余飞表示，“被掰死了”这种情况在创作过程中大量存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无数的运作错误。相比之下，他的很多原创项目既没有大纲也没有分集，讨论完心里有数后直接写剧本，不仅效率高，写成的剧本质量也很好，价钱能卖得很高，版权还能控制。
为尽可能避免流程带来的创作弊端，余飞说自己有一条铁律：在完成最终剧本定稿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干活，尽可能不要多写一个字。如今签剧本合同时，他也基本都加上这样一个条款：甲方认同乙方有权改变创作流程，并且配合进行相应的报酬支付。
在合同保障下，打个比方，写完5集分集后，他转而开始先写剧本，甲方会同意先支付剧本的报酬。不过，并非所有的编剧都能签订这样的条款，至少对于经验不足、没有架构能力的新编剧来说，这是行不通的。
灵活机动的流程，对甲方的要求很高。余飞认为，一个好的甲方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具备艺术判断能力，熟稔文学、市场、审查风险等，并能进行综合判断。
二是有科学的流程管理，可以根据编剧的创作情况灵活调整流程。
三是懂得编剧心理，这种“懂得”不是讨好编剧，但至少别故意折腾编剧，让编剧难受。
“这三点，是对甲方的教育需要的。”余飞说，“一个好的甲方，每个阶段的好坏都要有能力去判断，判断完了就能给钱。”
保护编剧权益“路漫漫”
编剧行业的抄袭问题已是非常大众化的议题，频发于热播影视作品而成为热点事件。
此次报道，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几乎所有被采访对象都呼吁国家加大对抄袭的处罚力度。
这是因为，一些重点抄袭事件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会带来诸多恶果：一方面会让其他人以为抄袭是一条捷径，成功之后只需要付出小小的惩罚，极易导致跟风，形成恶性循环；再者，这也会让其他被抄袭的编剧丧失维权的信心。
李辉北京喜多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京喜多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建议：“如果有这样一个法律保障，当出现抄袭迹象时，第一时间进行惩罚，力度让抄袭者疼到三生三世都难忘，那他以后便会牢记不能逾越规则。要让抄袭者受到与抄袭获得的巨大利益和社会地位相对称的惩罚。”
编剧帮创始人杜红军认为，国内编剧生态要想更健康，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
比如署名问题，“国内没有一定之规，接近于想怎么署名就怎么署名，关键看谁说了算。加上剧本评判本身比较复杂，导致很多项目出现了问题。署名变成一种所谓权利，也会导致有才华的新人被剥削，因为扛不住而离开行业。”
他认为行业协会在管理和引导方面可以有所改进，“好莱坞有编剧工会和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他们的流程要求在剧本定署名时给每个编剧发邮件让其确认，如果编剧不认可，可以通过编剧工会进行维权。在好莱坞，完成剧本不少于30%创作量的编剧才可以署名，因而好莱坞项目一般编剧最多不超过三个人。”
对于保护编剧权益，余飞较为悲观。编剧维权一般有法律诉讼、行业协调、舆论监督等途径。其中，法院判决耗时长，还不一定有理想的结果。
作为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余飞多年来一直参与行业维权协调，他很无奈地表示，不管自己多么客观地去协调，总会得罪其中一方甚至双方，时间一长还知道了太多人家的秘密，吃力不讨好。
通过微博、朋友圈等途径进行舆论维权，好处是能短时间得到关注，但往往轰轰烈烈一阵就没了声息。而且，余飞表示，由于舆论维权的门槛过低，极易造成混乱现象，比如“碰瓷儿”。
“编剧被欺负的很多，但现在资方被诬告的也很多。由于判断能力、认知能力有限，大部分‘碰瓷儿\’的人可能还是真诚地认为别人抄了他的。这会带来极大的不对等。维权方花很少的钱就能在法院立案，而对方可能要几十万元和许多时间精力准备资料证据来应对，成本极高，就算最后法院判决没有抄袭，也不会得到补偿。”余飞说。
杜红军也不建议编剧一上来就采用舆论维权的方式，相比通过媒体去呼吁，他建议编剧先去找律师，让律师来发第一声。
如何判断是否抄袭，也是一个难题。创作具有共通性，写同一个题材，很有可能想的点一样。不过，李辉表示，即便故事共通，不同编剧设定的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每个剧本的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很多时候依然难以避免被抄袭而吃哑巴亏的情况。
“有些抄袭，它抄你的精髓，感觉一样，人物关系一样，但变了对白和结构，最终结果就是被抄袭了你也没有办法，拿着剧本先去注册也没有用。”
李辉说，“我们现在都不轻易把自己的创意告诉别人，因为一转就变成另一个东西。举个例子，网上有个人抄袭了一本小说，300万字，所有的情节都一样，只是改了个名字，结果比原作还火。因为什么？可能原作是耽美，抄袭的改成异性恋，就变成了主流。对于这种情况，平台的问题在于它不管，这就助长了抄袭的不断蔓延。
关于如何判断抄袭，目前法律上并无具体标准，而且余飞认为，出台最低抄袭标准并非易事。“出台标准势必需要很多相关人员共同探讨，一旦制定标准，又必定导致很多相关利益方都涉嫌抄袭，不知道会误伤到谁，因为很多时候连自己抄了都不知道，很敏感，导致抄袭标准很难真正制定出来。”
周子健新圣堂影业联合创始人、CEO
新圣堂影业联合创始人、CEO周子健在采访中提到，他们在做《花间提壶方大厨》时，其中有一集需要用到另外一本书中的一个菜品，对方不同意，认为这是抄袭。周子健的处理方式是投入三四十万元买了这本书的版权。从目前的行业现状来看，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创作者并不多见。
余飞认为，编剧在主观上肯定是不愿意抄袭的，之所以做编剧，就是要证明自身的价值，而且创作本身就有乐趣。但有一部分人确实没有创新能力，他们懂市场，会处理各方面关系，急需作品又不甘心去买，于是十之八九会选择抄袭。
都是IP惹的祸？
采访过程中，多位采访对象提到了IP剧对行业生态的影响。
编剧董润年认为，“IP剧”只是新名词老内容，实质就是改编。影视创作中有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两个大类，大部分国家的影视作品都由这两大类组成，这本是一种正常现象。
但如今国内的问题是，在选项目的时候，越来越唯IP论，改编的内容千篇一律依然有大量的公司前赴后继；而原创艰难，影视公司和平台对原创的漠视和苛刻，导致了编剧行业的生态混乱。
董润年编剧
“IP剧找编剧有两大特点，一是倾向于找年轻、便宜、经验浅的编剧，一些投资方认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受欢迎的小说了，不需要在编剧上浪费更多的成本\’，或者认为那些‘贵\’的编剧不听自己的，不好控制；二是很多网络作家转型成为编剧，虽然也有成功案例，但更多的是失败，因为作家再有才华也并没有充足的编剧经验。”
“其实编剧这个职业是有很高的行业门槛的，但可惜似乎很多人以为自己会写作文就能当编剧。如此一来，一方面是人们抱怨播出的影视作品剧作水平低下；而另一方面，那些空有经验和技术的中坚力量编剧却没有作品播出，因为他们的原创不被重视，所谓IP剧的委托创作也不找他们，嫌他们性价比不好且不听话。”
董润年呼吁互联网平台应拿出一定的空间来鼓励原创剧。在他看来，很多编剧都有很好的原创想法，这些想法不管是先送到互联网平台还是影视公司，由于影视公司现在很少自己直接拍板，所以最终都会送到互联网平台。
而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剧本不好掌握，但IP有鲜艳的数据指标，是更好判断的。于是，辛辛苦苦做的原创剧本没有途径见光，有水平、有天赋的剧作者也会受到伤害。
“这是一个整体问题，必须从源头上来解决。”董润年说，“我们看美剧，即使IP剧《权利的游戏》风靡世界，但依然有《绝望的主妇》《迷失》《绝命毒师》等大量优秀的原创剧与之匹敌且不断涌现。中国编剧不是没有原创能力，而是我们没有鼓励原创的机制。尤其在网络平台愈发强大的今天，只有大家有长远的眼光，能够鼓励原创作品的开发和制作，中国影视创作的生命力才有可能旺盛。否则，编剧都是个体，目前这种并不鼓励编剧扎实创作的风气，摧毁的是整个行业的根基。”
周子健认为，IP剧不仅导致原创减少，也导致抄袭增多。“大家总觉得哎呀他那个IP卖得特别好，我去看看他的‘人设\’怎么写。这种情况很普遍，你说这是借鉴还是抄袭？还有人说这是致敬。”周子健说，“只有从IP论里出来，才能解放原创能力。原创能力多了，抄袭自然就少了。”
应萝佳合众睿客创始人、CEO
合众睿客创始人、CEO应萝佳认为，有些公司做IP剧找年轻没经验的编剧是有不纯目的的，很多时候助长了编剧署名混乱。“有些IP小说不见得有多好，但它值得改造，有可能做成一个好的内容。但是现在有一些目的不纯的公司，就找那种容易被单个击破的青年编剧，攒一个团队，完事儿后单个击破，最后制片人或者责编自己署名，这种事情已频繁发生。”
好编剧为什么这么少
看到不好的剧集时，观众往往第一反应是质问编剧。对此，余飞认为，剧不好有多种因素，不一定是编剧原因。
在他看来，首先是大环境导致的。前几年，大量资本进入、IP横行、网台竞争激烈等因素，致使大量新人进入影视行业。
这些新人为了站稳脚跟、抢夺市场，大量上马IP剧，但采用的不是常规做剧的方法，导致乱象频生、好剧稀缺。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行业整合的过程，到现在虽趋势逐渐向好，但远远不够。
再者，有不少声音说，现在制片方乃至演员的话语权越来越高，导致许多本来不错的剧本，因为各方意见介入，反而改成了烂剧本。
对此，余飞表示，这种情况确实很多，但更多的是编剧本来写得就不好。而编剧写得不好，有可能是抓剧本的人不行，抓的方向本来就有问题。
第三，编剧自己写的好本子本来就很少。据了解，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共有会员500多人，委员会对入会者的要求是在上星频道要有播出作品，包括联合创作。这500多人中有独立作品的可能不到一半，有独立作品还有一定影响的更少，有一定影响又真有水平的不到50个人，甚至更少，且年龄偏大。“很多人浪得虚名，演员、导演等其他工种也一样，全国加起来真正出色的制作班子不会超过50套。”
一部剧的好坏，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总体而言，剧本是基础。“一个60分的剧本，给到差的制作团队就完了，遇到特别好的制作团队可能最后还能打80分。一个80分的剧本，遇到差团队就是60分，遇到好团队则有可能达到95分。”余飞说。
在余飞看来，好编剧少，与编剧教育有关。教育问题也是他认为除了流程之外，编剧行业的第二大问题。“编剧教育存在一个悖论。编剧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学校培养只起后天辅助作用，如果没有天赋，培养半天可能也就是中等水平，而真正的天才还不一定考得上专业院校。据我了解，很多专业院校的老师很沮丧，因为很难培养出真正的厉害的编剧，久而久之就没有了热情。而有天赋的人考不进专业院校，也很难脱颖而出。”
教育的动力也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如果我培养了你，从你身上我能挣到几十万，培养力度和热情就高，但老师不是为了自己培养，热情就不一样。而且，培养体系也不是很科学，学校里主要学理论，但具体工作分工细致，实战起来差异很大。一些国外的编剧大师来中国授课，教授的内容挺好的，但因为创作方式、审查制度等的差异，在中国国情下也很难应用。”
编剧经纪：刚需还是鸡肋？
近年来，国内影视行业中长期缺位的编剧经纪开始频繁出现。许多传统编剧公司开始提供编剧经纪，编剧帮、剧本超市、歪马、云莱坞等公司也纷纷开辟编剧经纪服务，并且受到不少资本的青睐。编剧经纪通常帮助签约编剧打理除创作外一切相关事务，如寻找项目、对接资源、法务、维权等。
“编剧经纪公司我原来用过，没什么用。”余飞直白地说，“成熟编剧一般有比较固定的合作方；没有固定合作方的，反正一年就签一两次合同，自己都能谈。而且，通常项目合作会有一些妥协的情况，编剧们未必愿意让人知道，比如对外号称10万元一集，但实际签的合同可能是3万元一集。总之，通过经纪人，一些原本可以灵活处理的比较隐私的问题，都没有办法灵活处理了。需要维权时，也很少经纪人能真正做到维权。”
相对而言，新手编剧更需要编剧经纪，因为他们需要有人帮忙找项目。不过，余飞表示，对于新编剧而言，最需要的其实是创作指导。
“创作能力提高了，自己就可以找活儿，而签约经纪公司无法像跟一个老编剧那样得到有效的创作指导。编剧一年就只干一个活儿，得干到底、干成了才行。经纪公司的好处是能给一直找新活儿，但编剧更需要的是找到适合的、靠谱的项目，一下子干到位。”
杜红军编剧帮创始人
杜红军认为，编剧师徒制有一大问题在于不像现代企业，没有明算账可言，因而，他更加提倡公司化、现代化的运作方式，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
新圣堂、灵河文化的模式是他比较赞赏的。在杜红军看来，很多编剧工作室其实兼有编剧经纪的身份，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承认。
搭建平台和桥梁，是编剧帮一直努力的事情。“我们采用猎头方式，不提供签约编剧名录，你需要什么样的编剧，把你的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原创还是改编、项目周期、主创班底、剧本预算等要求提给我们，我给你匹配。我们匹配的都是处于上升期的潜力型的编剧，是专业团队会认可的编剧。”杜红军说。
余飞表示，有些编剧很多年依旧出不来，要么是创作能力不行，要么是做人不行。余飞的公司现在有十多个编剧，他坦陈，他自己的公司已经开始找相对成熟的编剧合作，因为培养新人编剧不仅累，而且还要稳住他们为公司工作。“我不怕他火了离开，因为他从别人那里拿到的钱我也能给，还可以提供服务、解决署名等问题，怕就怕这人本身性格有问题。”
“我遇到过一个编剧，刚写一集就开始坐地起价。也经常遇到说要干一辈子的，结果干不了几天就走了。还有的新编剧没见过真正的江湖，你对他再好他也觉得是正常的。天天想尽各种方法去讨好、提醒制片人给点钱，通宵睡不着想着怎么把钱要回来，署名被抢了一点办法没有，花几个月好不容易写完的分集全部被推翻重来还不给钱，不写吧前面的钱也没有后面的名也没有，继续写说不定又被推翻一次……这些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江湖真实的样子。”余飞说。
（兰之馨，“广电独家”记者，专注影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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