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女性的真实姓名被抹去
□本报记者 江丹
我们总是会有一种错觉，认为文明和技术是步伐一致且与时俱进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却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告诉读者，未来的文明有可能会倒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位置，比如女性被剥夺了自己的姓名和权利，生育是她们的唯一用途。
学会轻视自己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提出了一个大胆出格的假设：“美国发生了一场政变，从前的自由民主政权变成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神权独裁统治，宪法和国会不复存在……人口由于有毒的环境不断减少，生育健康婴儿能力变得弥足珍贵。在极权制度之下——或者在任何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统治阶级独占宝贵资源，所以该政权的精英阶层将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给自己，作为使女。”
新的政权叫基列共和国，在这里，使女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还被剥夺了自己的姓名，取而代之的是英文中表示所述关系的介词“of”（奥芙）加上她们为之服务的大主教的姓，比如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意思就是“弗雷德的”。
奥芙弗雷德的唯一用途就是尽快为之生下子嗣。她不是嫔妃，不是艺伎，也不是高级妓女，充其量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如果在规定期限内，奥芙弗雷德顺利完成任务，那么她将会继续被视为珍贵且可分配的资源被安排前往下一家，她甚至不会在孩子的生活中留下任何痕迹。从未来史观的角度出发，扮演这种角色的奥芙弗雷德是见不着的。但如果没完成任务，奥芙弗雷德可能会面临惩罚，比如像其他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一样，被送到所谓的“隔离营”去清扫有毒的核废料。
在执行生育任务之前，奥芙弗雷德和其他年轻女性一起被送到“红色感化中心”，被那里的嬷嬷教化，让她们觉得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她们必须学会摈弃之前的身份，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义务，了解她们不再拥有真实的权利。但只要顺从，就能得到保护，她们还将学会轻视自己，以便接受既定的命运，不会反叛或逃跑。”阿特伍德解释。
奥芙弗雷德也会怀念拥有自我的过去：“我想着自助洗衣房。想着我走时穿的衣服：短裤，牛仔裤，运动裤。想着我放进去的东西：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肥皂，自己的钱，我自己赚来的钱。想着自己曾经是驾驭这些东西的主人。”
以保护的名义剥夺她们的权利
新的基列政权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他们以保护的名义禁止女性读书写字受教育，认为那些都是危险因素。因为女性有了知识，有了自我意识，就会争取和抗争，引发一系列的骚动不安。在他们看来，相较于过去的随心所欲、任意妄为，被控制下的“无忧无虑”更适合她们，她们只需要绝对服从男性权威，安分守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认为，比起拿走的，他们给予女性的东西要多得多，比如女性不用再担心约会时受到男性的非礼，因为约会这件事就不可能存在，女性也无需再靠绝食减肥或者隆胸、隆鼻来取悦男性，因为她们的用途只剩下生育。
事实上，女性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在这个新的男权至上的社会，男性也并没有过得更好。普通的男性甚至连享受婚姻的资格都没有，除非他们立下了一定的战功，才会被名正言顺地分配到一个女人。婚姻中的男性也很难感受到婚姻的快乐，他们与他们的妻子只是配合社会新秩序的伙伴，在一个屋檐下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
在大主教与奥芙弗雷德的一次幽会中，他们提到了恋爱。
“我读过那些杂志。过去人们推崇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吗？可它是否真的物有所值，所谓的恋爱？包办婚姻的结果往往一样美满，有时甚至更好。”大主教如是说。在基列共和国，爱情大概是最不需要的东西之一。
小说里虚构了一场“曼哈顿大扫除”，时代广场上燃起的熊熊大火烧毁了所有的时尚服饰，包括牛仔裤和比基尼。在基列共和国里，服装也是划分群体的标志。大主教夫人们身着蓝色，侍女们身着红色，仆人则身着单调乏味的绿色，穷人家的太太则穿着红、绿、蓝三色相间的条纹。每个人都生活在整齐划一的秩序里，监视别人，并且被别人监视。
任何一个有历史常识的读者，都不会对这样的社会形态感到陌生，它意味着时间的过去和文明的落后。但阿特伍德却在小说里将它安排到了未来，她意识到，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让这种恐惧和焦虑在一些人的心中滋生和蔓延。“让我们希望一切不至于糟糕到那个地步。我坚信不会。”阿特伍德说。
女性不是人类命运无关紧要的参与者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附属抑或独立的生存状态，往往被视为文明社会的评价标准之一。当阿特伍德在表达人们对未来文明的焦虑时，也是选择以女性的境遇为描述对象。在阿特伍德看来，女性有趣而且重要。
“她们并非自然造化事后添加的产物，也不是人类命运中无关紧要的参与者，对此，每个社会一直以来都再清楚不过。没有女性生育，人类将不复存在。正因如此，对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规模强暴和谋杀长久以来都是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剥削某个群体的战争的特征之一。……控制妇女和婴儿，是地球上每一个专制政权的特征。”阿特伍德解释。
1990年，《使女的故事》被拍成电影上映。去年，它又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美国的电视和网络频道播出。阿特伍德在电视剧中客串了一个配角，在那幕场景中，新征募的使女被送进“红色感化中心”洗脑。使女们围坐一圈，一位成员被迫讲述自己被强暴的经历，“其他使女则齐声念诵着‘是她的错，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对其加以愤怒声讨”。这样的场景令人何等熟悉，即使在今天，每当女性受侵害的事件发生时，总有一股强烈的音浪向女性涌去，指责她们装扮得太漂亮才诱引了施暴者。这种愚蠢且卑劣的行为被称为“荡妇羞辱”，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依然有可能有。
《使女的故事》中，每一位使女都必须佩戴一顶遮挡脸部的白色系带女帽。阿特伍德说，其中的灵感之一是来自20世纪40年代某个老牌荷兰清洁剂的外包装，“上面有个女人的脸被遮盖住”，孩提时她很惧怕这一形象。
阿特伍德把她的这种害怕写进了小说里，也让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在阅读中心生警惕文明的退步：“既有秩序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变化可以迅疾如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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