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岁科学家赴瑞士“安乐死”

大卫·古道尔和儿孙在一起记者发布会现场古道尔104岁生日104岁的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古道尔没患什么致命疾病，却因为衰老感受不到任何活着的美好。三次自杀未遂后，他远赴重洋，只求给自己不快乐的晚年一个“安乐”的结尾。

北京时间2018年5月10日18时30分。瑞士巴塞尔。

一家名为“生命循环”的诊所里，104岁的大卫·古道尔正在静静地享受他与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

他头顶上方的窗台上，两盆粉白色的蝴蝶兰开得正好，窗外阳光炫目。但他对这一切已没有留恋。

一支灌满了戊巴比妥钠药剂的注射器已经准备好。这是一种麻醉药物，可一旦过量，就会有致命危险。因此，它也被用来作为安乐死的药物。

每年，有数百人自愿飞往瑞士，注入比正常剂量超出15倍的戊巴比妥钠——追求一个合法而无痛苦的死亡。瑞士是目前唯一可协助外籍公民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早在1941年，安乐死的相关法案就获得了通过。

在全球寻求安乐死的人当中，古道尔并不是最年长的一位。2014年，一位105岁的比利时女性，因难以忍受病痛的长期折磨，以及“不想再待在疗养院，看着朋友们一个个逝去”，选择了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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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是古道尔104岁生日。

那天，七八位亲友聚在一起为他庆生。他们开了香槟，准备了他最爱的芝士蛋糕。

然而，在亲友们齐唱《生日快乐》歌时，古道尔窝坐在轮椅上，呆呆地看着杯里冒着气泡的香槟酒，怅然若失。

他并不为自己的长寿感到高兴。

“我一点儿也不快乐，我想去死。”古道尔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对着镜头微微皱眉，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嗔怪。

直到去年，作为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的一名荣誉助理研究员，古道尔还在离家不远的一间小屋子里，穿着粉色格纹的短袖衬衫和青色长裤，佝偻着背，眯着眼凑向电脑屏幕，无偿地做着文字研究工作。

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古道尔，幼时移居澳大利亚，在澳洲是颇有声望的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他一生钻行于山水草木之间，痴迷于那些大自然中姿态各异的生命体。

古道尔曾获过3个博士学位，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还编撰了30册的系列图书《世界生态系统》。2016年，为了表彰古道尔在科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政府授予了他澳大利亚勋章。

他一共结过3次婚，有4个孩子和12个孙子，晚辈们都很爱他。但古道尔视独立自由高于一切，他不喜欢有人24小时都看着他，更别说找个陌生人来当看护。所以，他一直独居在澳大利亚珀斯市的一套一居室内。

在102岁时，古道尔还在位于大学校园内的办公室上班。每周有4天，他会背上双肩包，花费90分钟转两趟公交车外加一趟火车，到办公室工作。

平日里，古道尔喜欢每周去读书小组和老朋友聚会，读一读莎士比亚，朗诵他喜欢的诗句。他甚至还在一家剧院里演出过话剧，跟一群年轻演员对戏。

多年过去，古道尔人生中大部分的朋友都已去世，而他却以超出常人想象的健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的晚年生活都无可挑剔。直到身体亮起的红灯，一点一点吞噬他生命的乐趣。

94岁时，由于日趋下降的视力水平，他被收去了驾照。自那以后，他每日通勤不得不依靠公共交通。他甚至最终被迫放弃了在剧院的演出，因为他没办法自己开车，去参加晚上的排练。

在他看来，这是独立被剥夺的象征。

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后来接受采访时，古道尔坦言，他更希望在驾照被没收时，就终止自己的生命。无法自由控制自己的生活，对他而言，如同施刑。

在他104岁生日前夕，古道尔遭遇了更严重的身体问题。

2018年年初，古道尔不小心在家里摔了一跤。在医院经过检查，古道尔并无大碍。但医生命令他，之后不能再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不准他在没人看管的情况下自己过马路。

自那以后，古道尔彻底不能够再继续工作。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起床，吃早餐，呆坐到中午，吃点午饭后继续在轮椅里坐着，直到日落。

“这种生活有什么盼头？”这个声音在他心里日趋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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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尔的女儿凯伦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她曾告诉记者，父亲的事业，是支持他活下去的动力。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激情所在，”凯伦说，“没了工作，对他而言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2016年，古道尔服务了近20年的埃迪斯科文大学突然通知他，鉴于学校很多师生对于他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他每天往返通勤也存在很多风险，建议他终止工作，离开学校

在女儿凯伦看来，父亲比那些年龄可能只有他四分之一的人要聪明机敏得多。她拒绝了校方让父亲请看护的要求。

“我们所有人都会变老的，难道仅仅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像以前那样灵活了，就阻止我们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吗？就要把我们送到养老院去待着，就必须得请个看护了吗？”

在古道尔一家的极力抗争下，校方作出妥协，但要求古道尔必须搬离现在的办公室，找另一个离家近的地点办公，平时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能去学校，还必须有人在旁陪护。

古道尔只能从命。搬办公室那天，他拿出纸箱，手臂颤抖着，一摞一摞地仔细打包他那满架的书籍。

那是让他心碎的时刻。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常常见到学校里的老伙计们，不能再自由地出现在他熟悉不过的校园里了。

古道尔的世界变得更小了。

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的生活，再也让他看不到生活的美好。他希望自己不要被人当作老弱病残去对待，希望能好好地跟人聊点有意思的事情，至少能像以前那样，搭个巴士去市区。

这些以前视若寻常的事情，他无法再办到了。于是，古道尔开始了自己的死亡计划。

他曾经尝试了至少3次自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最终，他决定寻求专业帮助，他联络了“解脱国际”的老朋友们。

于是，“解脱国际”的负责人为古道尔安排了快速通道，直接飞往安乐死已经合法化的瑞士，为他施行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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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晚，古道尔的家人陪他来到珀斯机场，向他告别。

他的孙儿蹲在轮椅前，紧紧握着古道尔的左手。古道尔的右手抱着他的双肩包，像是另一次出门旅行的场面。

他们都知道，对古道尔来说，这是一趟没有回程的旅行。

面对死亡，古道尔倍感轻松。这天，他调皮地换上了一件黑色的长袖外衣，衣服在左胸位置写着两行字：不体面地老去。

启程之前，古道尔已经修改好了遗嘱，并同家人进行过多次开诚布公的交谈，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古道尔的家人表示：“接受这件事情很难，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件很美的事。”

在施行安乐死的前一天，古道尔召开了临终记者发布会，他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媒体来参加。

当记者问道，他是否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伴随离世，古道尔答道：“如果我要选择一首曲子的话，我想会是（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末章。”

接着他用德语唱了一小段《欢乐颂》。“那此刻最怀念的是什么？”

“我想回到……我最喜欢的地方，西澳的金伯利。”5月10日，是古道尔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最后一天。

在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会有摄像机在一旁进行全程录像。安乐死的对象需要对着镜头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作为他自愿决定结束生命的凭证。

在病人打开阀门的时候，录像就终止，以保护整个过程的私密性。

只需要20到30秒的时间，古道尔就会陷入睡眠的状态，直到他越睡越深，心脏逐渐停止跳动。

整个过程短暂而平静。

“我很期待，”古道尔说，“我很高兴我的经历被人们所知，并且将安乐死这个概念带到了阳光之下。”

“那你最后还有什么愿望吗？”记者问他。

古道尔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我会希望他们扎针的时候，能扎准点儿！”（来源：百家号/火星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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